屈原的精神有一个层面叫做忠君爱国，深深地影响着入朝为官的湖南人，包括清末的曾国藩。这个层面强调对君主的忠心，至多只能容得下受委屈的牢骚，而容不下反叛的精神。因此，屈原至死也不恨楚怀王。而曾国藩在势力最强盛的时候，尽管有一个王闿运运用自己毕生琢磨出来的帝王学，竭力劝说他与清廷分庭抗礼，甚至与太平天国联手，替汉人出头，灭了爱新觉罗家族，但曾国藩为了保持一生的“清誉”，认为不能听信王闿运的劝告，而连声对他呵斥道：“狂妄！狂妄！狂妄！”
曾国藩并非对王闿运的劝说毫不动心，他的军队在攻占集贤关后，将近一个月没有进攻安庆；在攻下安庆之后，他又迟迟不肯东援；这些也可以解释为他在给朝廷脸色看，但至少也说明他对朝廷不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恼火。他没有像屈原那样对朝廷怀有幽怨，他不会像手无兵权的三闾大夫那样对朝廷的态度像妇人一样软弱。而他在与王闿运长谈之后夜不能寐，就只能说明他正在内心做一种选择了。
曾国藩在忠君和造反之间选择了前者，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军队是在镇压造反者中起家的，他本人以“正统”自居，因此他很难在短时期内完成从镇压造反者到造反者的角色转换。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复杂的原因。有人说，他信奉儒家思想，怎样和信奉上帝的太平军合作，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人则说，他是被圣人礼教的浮名所累。还有人说他的选择是基于一种民本思想，他希望国家早日恢复安定，因为有那么多洋人对中国虎视眈眈。他认为中国必须在和平环境中兴起洋务运动，增强国力，改善民生。
把忠君和爱国相提并论，只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层面。在另一些层面上，随着唐宋贬官文化在湖南与屈原的情怀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气候，湖南人就有了忧国忧民甚至叛逆的心态。随着时代进步，屈原与曾国藩身体力行的忠君，与爱国主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就被后来的湖南革命党人勇敢地扬弃。因此，湖南成了一块革命的热土。
湖南人在和平岁月满足于种田与读书，很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在兵荒马乱的乱世，则忙于博取功名，对于财利的追求，就只好放在一边了。耕读文化与功名精神，都贯穿着始于屈原的爱国主义和血性的遗传，因此无论在哪一种世态下，湖南人的心态都是积极的。耕读文化是比较静态的，但因为读书，湖南人即便在静态中也总是有一颗蠢蠢欲动、不甘寂寞的心，而功名精神则是一种剧烈的动态，湖南人在这种形态下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两种形态的生活方式，可以随着世态而转换和调整，却不会割断其内在的一脉相承。
清代以前，湖南人在耕读文化的形态下生存了很长的时间。随着歌颂湖南山水的名人增多，随着湖南出人才的现象得到外省人的肯定，湖南人心里逐渐多了些自夸的豪情。中华民族两个始祖的陵墓都在湖南，七次大的移民带来了域外的文化，使湖南人潜移默化了。湖南人的寂寞在悄悄地缓慢地解冻。在这个过程中，人才的基因通过一代又一代的遗传和教育增强着它的信号，直到博取功名的时机来临，人才便如火山喷发一样潮涌而出。
左宗棠的个人经历，仿佛是湖南人才现象的一个缩影。左宗棠在和平年代，是个高才博学却屡试不中的书生，恨透了科举制度，在老家教书为生。他怀才不遇，只得在家中关注国家大事，尤好钻研地理气候，以“当今诸葛亮”自许。他到四十多岁还是一介布衣，只能选择耕读文化下的生活方式。但是，当太平军打到湖南来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博取功名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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