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 》 亦新亦舊的一代   》 武俠小說與社會心理教育      南懷瑾 Na Huaijin

　　從文化的立場來說，學術思想為整個文化的中心。文學是文化的骨幹。而包括在文學範圍內的小說，又是人文思想和文學境界互相結合的前趨。如果從小說的立場來看歷史，全部人類歷史，就是一部大小說。歷史上的人名和地名，都是真的，但有許多事實，大多數已經走了樣，甚之，完全變質。而小說中人名和地名，大多數是假托的，可是那些故事的內容，卻幾乎都是真的。衹不過再經文人的手筆，加以渲染剪裁而已。衹有幻想小說，完全是虛無縹緲的無稽之談。但是幻想也是人們心理行為的呈現，而反映出一個時代、或某一地區、某一環境中的人們思想和情緒。而且它對於社會思想的嚮背，和心理思想的正反，都有絶對的影響。儘管有些自命為正人君子的讀書人，反對看小說，甚或嫉之如仇，但他的思想和情緒，在不知不覺中早已受到小說的影響。因為小說會自然地變成戲劇或民俗故事，往往在無形中影響了各階層的心理。
　　中國小說發展史的思想背景
　　中國小說史發展的淵源相當久遠。由上古的“神話”而至於班固著《漢書·藝文志》的觀念，已經正式建立了它在文化史上的份量。雖然說，“小說傢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裏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到了六朝，神怪小說大興，正好反映出漢末魏、晉、南北朝幾百年來的思想，是“玄學”和宗教性的神奇傳說相互結合的時代。到了唐代，“傳奇”小說大行，由天人之間的玄秘神奇而變為人物的傳奇，提高了人的價值與功能，顯示唐人文化的質樸之外，而且充滿禪與道的氣息。宋代的小說承接唐人的“傳奇”而變為“志怪”，反映兩宋歷史社會的不安定，衹好作無可奈何的寄托。但因此而形成了元、明以後“話本”與“歷史演義”的先聲。如明代羅貫中以講史為題材的名著《三國演義》、《殘唐五代史演傳》等。還有以描寫社會現狀，與社會人物的心理為題材的名著，如施耐庵的《水滸傳》。又以神怪妖魔為背景的《四遊記》、《八仙傳》、《西遊記》等，都風行一時，成為傳世之作。這也表現出明代思想的不穩定和逃避現實的狀況。到了清代，“言情”小說與“諷刺”小說興起。前者如《紅樓夢》等。後者如《儒林外史》以及清末民初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等。大致都代表了異族統治下思想和心理的假托與發泄。此外，有關吃喝玩樂的狎邪小說，如《花月痕》、《青樓夢》等，則開啓了民國初年鴛鴦蝴蝶派的“哀情”小說，如《玉梨魂》、《雪鴻淚史》、《蕓蘭日記》，乃至如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等的風格。這都是反映時代社會的病態，顯示悲涼愴痛的情調。總之，清代文學，承接唐、宋、元、明之後，在小說方面，形成多方的流派，而且較為細膩。這些有關中國過去小說發展史的大要，並不涉及近代和現代小說史的種種，衹是藉此略述小說所代表歷史文化的時代背景與社會心理的演變概要。而本文要講的衹是着重有關“武俠”小說發展史的前因和後果。
　　武俠在歷史文化中的份量
　　中國“武俠”，正式見於傳記的，是從司馬遷所著的《史記·遊俠列傳》開始。但是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中，首先引用韓非子的話：“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從法傢的觀點看來，“二者皆譏”。也就是說，韓非對於儒與俠兩種人，都有譏評而極不同意。但是單以俠義的精神和俠義道的史實來看，所謂俠義的作風，實淵源於儒墨兩傢思想的互相結合，尤其偏重於墨傢的精神，而俠義道發展的事實，卻上承戰國時代的六國養士，下接隋、唐的選舉制度，與明、清以後的特殊社會的形式。
　　但司馬遷最初所稱的“遊俠”，並非純粹以個人的尚武見長。以個人的武技與俠義合併而成為後世的“武俠”，應當說是《史記》中“刺客列傳”的作風與“遊俠”精神互相結合的事跡。唐、宋以後，由於禪與道的影響，中國文化的發展，處處進入藝術的境界，而不再是秦、漢時代的情形。所以對於文學的造詣境界，便稱之謂“文藝”。對於武功技擊造詣的境界，便稱之謂“武藝”。明、清以後，文有文狀元，武也有武狀元、武進士、武舉人、武秀纔等科第。而且民間迷信科學，甚至有認為文狀元是天上的文麯星下凡；武藝超群的武狀元，或古代武功高強的大將，也就是武麯星下凡。於是，宋明以來的“歷史演義”小說，充滿了這種觀念，而普遍灌輸，影響到各階層的社會。
　　俠義小說的興起
　　純粹以個人為主角，描寫他的武技出神入化，而且有“技而進乎道矣”的造詣。而他們的行為，在個人方面，類似隱士，對國傢、社會或幫助正人君子的事業，卻滿懷俠義，或為鋤姦懲惡，或為濟弱扶危，甚之，劫富濟貧，也在所不惜。這是從唐人的傳奇小說開始，例如《昆侖奴》、《空空兒》、《聶隱娘》等故事，便是後世武俠小說的先聲。到了清朝中葉以後，俠義小說糅合了忠君愛國的忠義之氣，把鋤姦懲惡、除暴安良和劫富濟貧等社會不平的心理混合為一，於是便有文康的《兒女英雄傳》、石玉昆的《三俠五義》、俞樾的《七俠五義》，以及《小五義》、《續小五義》、《正續小五義全傳》。同時又有《施公案》、《彭公案》、《七劍十三俠》等等，相繼勃然興起。但書中描述人物的邪和正以及人情事故的是和非，個人人品行為的善和惡，都是涇渭分明，一目瞭然。就如我們兒時看戲，看到紅臉出場，就知道是關公一樣的好人。看到白臉，就會想到和曹操一樣的壞人。總之，它的終結，不外是註意正邪善惡的果報。一面藉此而宣泄人人胸中所有的不平之氣，一面也以此而敦正人心，並宣揚傳統的“善惡到頭終有報，衹爭來早與來遲”的信念。至於描寫武功方面，由《兒女英雄傳》的真刀真槍和拳來腳往的演變，到了《七劍十三俠》，便變為白光一道，飛劍取人首級於百裏之外的境界。看了真使人有神乎其技之感，嘆為觀止。但也顯見小說傢筆底的“武藝”，隨着歷史時代的發展，逐漸進入玄妙而神奇的想象意境。倘使從另一角度來看，剛正好反映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東方“止戈為武”，與西方的“尚武好鬥”的風氣，都從原始技擊和刀兵的運用，而進入神奇的要求。西方文化以物質文明為本，所以便發展為槍炮機械。中國文化是以人文本位和個人的精神為基礎，所以便把技擊進入以氣馭劍，或心劍合一的幻想境界。清末“義和拳”的誤國事件，雖然說是清朝宮室上下無知所造成，然而平時深植人心的劍仙俠客與《施公案》、《彭公案》等的小說故事，實在也是造成這種錯誤的重大原因之一。衹不過士大夫者流的知識分子，諱不自知而已。
　　抗戰期間的武俠小說
　　精良的藝術是太平盛世以及安定社會中的産品。而宗教、哲學、小說，大體說來，都是歷史變亂，社會不安定中的結晶。自民國初年到抗戰期間，武俠小說隨着印刷的發達，風起雲涌。閱讀武俠小說的風氣，也正如西方人閱讀偵探小說和科學幻想小說一樣的普遍。初期影響最大的，便是嚮愷然（筆名“平江不肖生”）所著的《江湖奇俠傳》。書中的“武俠”宗師“金羅漢”和“柳遲”，以及主要事件的“火燒紅蓮寺”的故事，不但膾炙人口，而且幾乎成為傢喻戶曉的事跡。因此拍成電影，而大受觀衆的歡迎。甚之，有許多小學生閱讀了《江湖奇俠傳》就離傢出走，入山學道，尋訪明師，鬧出許多啼笑皆非的笑話。跟着而來的，便有李壽民（筆名“還珠樓主”），所著的長篇《蜀山劍俠傳》（又名《峨嵋劍俠傳》）、《青城十九俠》、《兵書峽》等劍俠小說，都暢銷全國而充斥書攤。至於出租武俠小說的行業，也因此應運而興，賺得大好生意。還珠樓主的小說，又長又玄，幾乎沒有一部完工的著作，但卻永遠吸引著讀者的心理。他以曾經學過道傢方術的知識，和他遊歷過許多名山大川的見聞，以及多識蟲魚鳥獸人物等的經驗，並脫胎於《神仙傳》與《山海經》的幻想，配合他文白相間的筆調，實在使當時的青年人讀之，即醉心於心靈幻想的雄奇之境，而逃避了現實的苦悶。他如許多學者大師們，也樂此不疲而藉資消遣。就如大傢所謂當時的哲學家鬍適之先中，據說也是還珠樓主的忠實讀者之一（是否屬實已無法考證）。但著者以後下落不明，據說他客居上海寫小說時，墮落到終日躺在鴉片煙鋪上吞雲吐霧，挖空心思構想情節，而口授助手來筆錄。後來我碰到有些傳授道傢方術的人，居然說出自得明師真傳“離合神光”的道法，實在令人啞然失笑而瞠目不知所對。因為這些法術的名稱，實出於還珠樓主小說中的杜撰臆造，結果竟公然有人信以為真，豈非不可思議。其次，比較不太過於以神奇相號召，而以中國少林、武當的武術技擊加以渲染的，則有曾經學過國術的鄭證因所著的《鷹爪王》等，卻屬於較為合理的武俠小說。而鄭證因也是多産的武俠小說作傢，大受國術界的欣賞。其他還有些後起之秀的武俠小說作傢，記憶不全，姑不詳說。受到這些武俠小說的影響，抗日戰爭期間，川康一帶，公然有人號稱結合劍仙俠客的地方團隊，願意參加抗戰。這種愛國熱情的忠義之氣，實在值得敬佩，但是他們的見解和常識，卻仍停留在“義和拳”時代，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近年武俠小說的演變
　　抗戰勝利以後，武俠小說逐漸開始轉變方向，其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已成過去，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鄭證因的《鷹爪王》的風靡，也漸見減色。介於劍仙俠客之間的故事，和完全不適合中國技擊的功夫，而衹憑臆測構想的作品，漸漸擡頭。同時，有人以李自成、張獻忠等為對象，影射中共的奪權行為，而寫成武俠小說。因此在臺灣，出租武俠小說的書攤行業，就憑這些小說，使得在風雨飄搖、流離顛沛的人們，得以宣泄胸中的滿腔塊壘。當此之時，有一位多年從事文化事業，出版經驗豐富的書俠，他從出版事業的立場而言出版，認為這些武俠小說都將成為過去，於是出資請人寫作武俠小說，如《南明俠隱》、《年羹堯新傳》等，便由此陸續發行。自此以後，寫作武俠小說的作傢，和從事武俠小說的出版商，以及出租武俠小說的大小書店，便如雨後春筍，應運而興。由此解决了許多人的全家生活問題，同時也因此使一股醉心武俠小說的迷風，吹遍了各階層社會，乃至家庭主婦、大中小學等學生的腦子裏。看武俠小說的風氣，如此之盛，主要的原因，由於時代與社會心理愈加苦悶的時候，“怪、力、亂、神”的小說，也愈受人歡迎。何況一般愛情小說、社會小說，千篇一律，更無傑出的作品出現，早已使人厭於閱讀。
　　閱讀武俠小說的風氣
　　但這一、二十年來，國內海外（包括香港方面）武俠小說的寫作與出版，隨便一本便算一捲，精粗好壞，據我所知道和我所看過的，也不下幾千本乃至萬卷之多。因此我常說笑話：“如果說讀書破萬卷的話，單以武俠小說而言，我早已超過此限。”此中並無學問，而且亂說亂蓋的多如牛毛，但在精研正式書本與深思學問之餘，藉此換換頭腦，休息心靈，遮遮老眼，的確還很有趣。後來發現與我有此同好者，還有許多學者教授、出國留學的學生，和若幹自命“才高於頂，眼大如箕”的文人名士。至於一般青年學生，以及勞工朋友們，不但人手一本，而且裝滿兩個褲袋，都是全般武俠。有一天，我經過城中公園，看到前任警官學校的校長。獨自一人坐在樹下看書。我心想，他真用功勤讀，大概又在研究《四書》或《論語》吧！為了不忍心打斷他的讀書境界，所以不好招呼，衹輕輕地從背後繞過一看，原來也在聚精會神地看武俠小說。這一時代，中國人之所以喜歡看武俠小說，就相當於美國政壇的重要人物，藉着閱讀偵探小說或科學幻想小說以調劑心神。東西雙方的這種情況，也可以說都是時代的心理病態。然而俠風所至，還不止此，多少年來，任何大小報紙刊物，如果去掉武俠小說與描寫黑社會的小說，則幾乎可以使報紙刊物的發行數字直綫下降。這股十裏刀風，實在有使人不寒而慄之感。
　　武俠小說寫作的泛濫
　　但是武俠小說的寫作題材，經過二十年來的挖掘，的確都成陳腔濫調，而更無上品出現。偷襲《蜀山劍俠》、《江湖奇俠》、《鷹爪王》的內容，寫光了。繼而外搭包情，配合西洋偵探小說與科學觀念的用毒和解毒，以及易容化裝，利用物理作用等幻想也寫完了。於是跟着而來的，便是好勇鬥狠，幫派復仇，一言不合就拔劍而起，流血五步，在所不惜。或睚眥必報，毫無情理。這種滿懷個人恩怨，或即將心理變態的病態武俠，寫成主角，無形中給予青年以極壞的小說教育，關係極大。至於其中不通地理，不明地方風俗，不知歷史時代的生活方式的寫作，實在不勝枚舉。於是華山的絶頂險處，可以騎馬，而把崇山峻嶺的地方，卻描寫成為大湖深澤。這些不經之談，自然都不在話下了。除此以外，還有亂講佛、道兩傢的氣煉脈之術，同時又把東洋日本武士道的抽刀拔劍的手法，和東洋日本式的打鬥拳腳，變成國術的招式。真正中國武功的技擊，反而毫無所知。甚至把瑜珈術引用到武功裏去，雖然別有精彩之處，但認為這些便是中國的正宗技擊武術，那就更為可笑了。目前武俠電影流行，所有舞弄刀槍劍棒的武術技擊，一半以上都是東洋日本的武士道手法，在行傢眼中看來，回顧一下我們國術界的情形，真有啼笑皆非之感慨！可是這一流的電影不但大受男女老幼的歡迎，而且多少學者教授們，也都醉心欣賞，而大為擊節贊揚。這不僅是中國文化中“武藝”的悲哀，而且還應該說是中國文化真正衰落的一劫。但是，這些現象，也正表示出人心的沉悶，時代的哀愁，大傢在無可奈何之中，衹好藉此一消胸中塊壘，並不在於中國“武藝”文化的真假和是非了。
　　武俠與社會教育
　　武俠小說在今日國內的風氣，概如上述。而我們負責文化者不但完全外行，甚至也無法領導。幾年以前，一位有關人士曾和我說，應想出一個對此稍加限製的良策纔好。因為這種風氣，在無形中，給予社會青年一種極壞的教育。我說：“天下事往往存在着許多矛盾。”教堂的對面開設了“緑燈戶”，最高學府的門前，有人大兜看黃色小電影的生意。一面防範管製“太保”、“阿飛”的好勇鬥狠。一面大量開放粗著濫作的小說，以及電視上極力播演殺人不眨眼的西方牛仔，以及笨拙萬分的摔角鏡頭。誰又願意正本清源從事社會教育。何況“智、勇、辯、力”四者，絶非限製所能生效。衹有疏導，纔是辦法。譬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如果認為武俠小說影響了青少年的行為，何以不培植寫作武俠小說的名傢們，為後一代着想，而灌輸一些真正的中國文化，如人倫道德、俠義忠勇等精神和事實。同時再好好研究一下中國文化的“武德”以及真正中國的南北派和其他名傢的技擊的“武術”呢？禁止之弊，甚於防範。疏導之功，利於無形。小說之功，過於教育。人謀之臧，可以造成良好的風氣。好的武俠小說，對於培養國傢民族正氣的效果，也同樣有不可思議的力量。雖說未必盡然，卻未必不是當前文化的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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