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國史新論   》 中國歷史上之名將      錢穆 Qian Mu

  中國文化傳統上有一特殊之點,即對文武觀念嚮不作嚴格之區分。歷史上名將大帥,帶兵打仗,赫赫當時,垂譽無窮的,極多數是文人學士,儒雅風流,而非行伍出身的專門人物。明太祖時,百司請立武學。明祖曰:“一文武不分途。”明祖崛起草莽,文武均非堪當,但他卻說準了中國歷史上的文武關係。本文正要從中國歷史來澄明明祖這句話。
  在上古封建時代,貴族階級,內執政柄,外總兵戎,文武綰於一身。而且亦惟貴族,纔有當兵資格。所以男子生則懸弧門外,成為古人之習俗。春秋時,晉、楚戰於濮,晉文公將出師,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舉此一例,可概其餘。
  下逮戰國,有《孫子兵法》,其書著者尚不詳。然至今備受歐美各國崇重,定為他們最高武學校的教本。此書並不專講軍事,亦可謂所講乃兼及最高的人生哲學與政治哲學。軍事本是人生中一事,而附屬於政治。不懂得人生,不懂得政治,哪懂得軍事。故最高軍事哲學,必從最高人生哲學政治哲學中發揮而來。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莊子曰:“技而進乎道。”衹有在中國傳統文化內始有此成就。西方則各尚專門,乃有所謂軍事專傢。與中國觀念自宜大不相同。
  燕國有樂毅,後人以與春秋齊管仲合稱管樂。其生平武功姑不論,其《報燕惠王書》,乃戰國時數一數二享高名受傳誦的大文章。不單因其文章好,乃因在其文章中所透露的君臣知遇,出處去就,功名恩怨,他個人所抱持的高風亮節,大義凜然,為千古莫能及的人格表現。因此,一大軍事傢,同時可即是一大政治傢,亦是一聖賢儔伍中之大哲人。
  下到漢代,出於胯下的韓信,蕭何稱之為國士無雙。他能誦兵法,能驅市人而戰,而且能多多而益善。他又懂得要師事敗將李左車。而且他擁重兵,獨王一方,卻誓不背漢王。據這些事,他真是一名將,一大將,而且亦可稱是一儒將風範。
  在西漢將纔中,如周亞夫抗拒吳、楚七國,如嚴助浮海救東甌,如趙充國西羌屯田,細讀他們的史傳,自知他們都不僅是一武人。尤其如趙充國的文章,條理明備,幹練通達,儼似一近代式的專傢。
  東漢光武中興,一時部伍,如王霸、吳漢、耿弇、寇洵、邳彤、馮異、岑彭、鄧禹、馬援,那一夥人,何嘗有一個是經受軍事訓練出身的軍事專纔。衹為通人事,亦自通政事,兼通軍事,因緣時會,勳績彪炳。也可說,中國歷史上多出軍事天才,正為中國人一嚮懂得尊重人事,講究人事,所以成為一通情達理之人,遂亦能當一理想的軍人。班超以一低級下吏,出使西域三十六國,揚名國外。衹因他歷練了吏事,吏事亦是人事。雖屬文事,卻可由此兼通了兵事和武事。
  三國時,如曹操、諸葛亮,莫非胸羅群書,文采斐然,為一輩文人所弗及。他們的軍事傑出,今不論。關羽治《春秋》,也是人人皆知。此外難更僕數。而使後人低徊嚮往的,有如魏羊祜與吳陸抗之對壘,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求藥於祜,祜與之,即服。曰:“豈有鴆人羊叔子。”以此較之諸葛亮、司馬懿陣前交際,閑情雅量,更不知要勝幾許倍。若我們讀《春秋左氏傳》,便知此一風範,也是其來有自。此之謂文化傳統。但在衰亂世的軍事對抗中,有此嘉話,邈在雲天,高不可攀,真使人想望而無已。
  杜預平吳,他的《春秋左氏傳註》,被列入《五經正義》乃及《十三經註疏》中,至今不替。史傳稱其身不跨馬,射不中的,而用兵製勝,諸將莫及。那更可當得一學者型的將纔了。
  陶侃為東晉徵西大將軍,在軍中,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此語流傳千古,至今人人稱道。其運甓故事,亦人人皆知。嘗治船,竹頭木屑,皆令人藉記典掌,到後隨處有用。時人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陶侃正是在處理人事上能居第一等,移之處理軍事,自然綽有餘裕。
  桓溫亦是一文人,兼是一能將。但以“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一念之錯,身敗名裂。所以在後代,陶侃可比諸葛亮,桓溫衹能比曹操。可見軍人還如其他一切人,兵事、政事、人事、幹濟、學問、修養之外,最高還要有一人品在。此乃中國文化傳統中,至高無上的特點。
  唐太宗李世民,神武英明,古今莫匹。但他本衹是當時太原留守李淵的一個官傢子。隨父參加軍事,尚在青年。有一次,他在軍中,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中有一羊,與將士分而食之。此若小節,然堪當大將之任者即在此。今另舉一端言之。他在軍中,即有大批僚屬,房玄齡、杜如晦皆在。房善謀,杜善斷,是他們在軍府中之表現。並不是以後掌國柄後始知。太宗有十八學士,皆在軍府中。凡中國歷史上大將之才,必能善知人,善用人。所知所用,不僅是前綫武人,更要是幕中文人。若使自不通文,何能知人善用。楚霸王叱咤風雲,震壓一世,但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漢高祖臨陣遠不敵楚王,但能用韓信、張良、蕭何,一任前敵大統帥,一任總參謀,一任後勤。近代西方,始知軍事上當有此三大任務之分類,但漢高祖用人早與暗合。漢光武軍中幕僚,即是其開國元勳。魏武帝幕府人才之盛,文士謀臣之分途廣而為數多,則尤在漢光武之上。唐太宗更然。而如近代曾國藩之幕府賓僚,更為一時豔稱。軍府乃一大集團,匯合各色人才之群策群力,以濟一時之用。則軍府即是一小政府,而豈匹夫之勇之所能胜任。
  又如安史亂時,顔真卿、顔杲卿,皆以文人牽進軍事,而皆卓然有表現。更如張巡守雍丘,雷萬春為將,於城上與寇將令狐潮相聞,弩射其面,中六矢,不動。疑其乃木人,嗣知其非,乃大驚。潮語巡曰:“嚮見雷將軍,知君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巡告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後轉睢陽,與許遠同守,以一孤城,屏障江淮,保留此下唐代元氣,關係以後一千幾百年來之中國歷史者,甚深且鉅。張巡、許遠與雷萬春、南霽雲之徒,雖同以身殉,而廟食江南,迄於餘之幼年,猶親祭拜焉。惟新文化運動,乃斥之曰:“禮教吃人。”是亦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也。而明祖文武非兩途之說,亦由此益證其不誤。
  又如吳元濟蔡州之亂,李愬平之。史稱其“儉於奉己,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所以成功。凡中國歷史上稱道一武將成功,决不專重在其臨陣打仗上。而韓愈《平淮西碑》,乃多敘裴度事。愬不平,訴碑辭不實。詔磨之,由段文昌重撰。此事極滋後人之譏議。李商隱有《讀韓碑詩》曰:“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王相攀追。”蘇軾詩:“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斯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實東晉淝水之戰,領兵當前綫者,乃謝元、謝石。而當時及後世,群推謝安。安與元山墅圍棋,永為歷史上美談。元是安之兄子,石乃安弟。安特舉此兩人。有人說:“安違衆舉親朋也。元必不負舉,纔也。”已而果然。中國人意見,文事必先於武力,安內必先於攘外,故政治必先於軍事。漢高祖亦有功臣功狗之喻。裴度與謝安,同是文人,而史臣亦以韓碑意贊裴度。但卻不能說此乃中國人之重文輕武。而如張巡之與雷萬春,尤更顯然。此亦所謂人倫之一端。人倫即天道,何謂文武高下,而又豈昧者之所識乎。又如柳公綽亦文人,亦在蔡州役中有貢獻。此等事全部二十五史到處可覓,姑舉於此,以當一例。
  宋代如寇準勸真宗渡河親徵,論其情勢功績,亦當上媲謝安、裴度矣。其下如韓琦、范仲淹,皆以文人主邊防。邊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及南宋,如韓世忠之梁夫人,黃天蕩親操桴鼓,又為中國歷史上女子從軍之一例。而嶽飛則與關羽同尊為武聖。史稱“飛覽經史,雅戲投壺,恂恂如諸生”。其所填《滿江紅》詞,到今傳誦。其所書《諸葛出師表》,可睹其筆法之精。而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即此一言,便足不朽,更何論於立德立功,則其人又豈得專以一武人目之。
  吳玠兄弟在蜀,衹以文人領軍事。玠善讀史,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虞允文采石之捷,劉琦執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一儒生。”宋祖鑒於五代之弊,重用儒臣,一時若有文武分途之觀念,然儒臣報國,不下於武臣。而武臣修養,亦無遜於文臣。中國文化傳統之精義,賴以重光。至文天祥,亦以文人給軍符,其《正氣歌》,尤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國社雖履,而民族精神,則不墜益張。
  明代如於謙之對付也先,王守仁之平宸濠,俞大猷、戚繼光之禦倭寇,皆文人。而功在邦國,輝赫史乘。戚繼光之《紀效新書》,《練兵紀實》,尤為談兵者所遵用。下逮晚清,曾國藩平洪楊,亦取法焉。而尤如袁崇煥之經略關外,盧象升之剿僇流寇,可歌可泣,沁人肺腑。而至於史可法揚州殉難,在中國近代史上,堪與嶽飛、文天祥,齊稱為民族精神之三良。而烏有所謂文武之分途乎?惟敗於政事,不敗於疆場,尤更使讀史者感慨悼念於無已。
  中國人尤有一名言,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又與上述廊廟重於疆場之意適相反。非深曉於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有關於軍事觀念政治觀念以及人生哲學之大義深旨者不能曉。非其人,亦不當妄援此語以自恣。曾國藩在晚清,亦以文人參戎務。其討平洪楊,先定一通盤之作戰計劃。治水師、造戰船,自武漢而九江而安慶,沿江東下,卒剋金陵。然皆出於其職分與命令之外。清廷遇急需,每有調遣,國藩無不宛轉逃卸,而終不轉變其逐步推進之大方針,攬大江上下遊之權重於一身,而終剋有成。若一依君命,則事功成敗,渺不可必。然國藩固非好擅權,好違命。迄其成功,而其身所訓練之湘軍,相率解甲歸田。此下繼剿捻,已早為籌劃安排了淮軍之新起,以終其大任。以一在外疆吏,而統謀全局,中央命令,置之不顧。論其志慮所存,則一切為公不為私。論其部署所定,則一切惟私自專,君命不以厝懷。此之謂文武纔德。如國藩,可謂其通文武兼纔德而有之矣。此又豈臨陣决勝負之一將之勇之所能望其項背乎!
  以上拉雜陳述中國歷史上之名將風範,智、仁、勇三德兼備,軍務政事乃至於人生大道之融通一氣,此之謂明體達用。乃中國文化傳統中之理想人格,大聖大賢之規模,而豈以搏鬥格殺為能事,以暴虎憑河為果决之所堪同日並語。故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將纔武德,非熟讀歷史上之名將事跡,則不足知之。而如《孫子兵法》之宏深哲理,苟非具此知識,亦不能真切瞭解。如趙括之徒讀兵書,則僅足供人以嗤笑與鑒戒。
  今日國人,率認中國文化重文輕武,又謂中國傳統積弱不振。誠使其然,又烏能有此綿歷數千年,廣土衆民,一舉世無倫之大國傢之屹然常在。中國人又曰:“止戈為武。”此即《孫子兵法》所謂“以不戰屈人之兵也”。此非文德,又烏足以言武事?今日國人,亦率知中國民族愛好和平,然非能止戈屈人,又烏有和平之可期?苟使武人而不通文,文人而不習武,亦惟有愧對吾民族先人而已。一九七七年之十月。
  (一九七七年十月《青年戰士報》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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