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薛仁贵”像往常一样在窑外唱“家住绛州县龙门”时，此时台下观众却忽然兴奋地大声地叫起好来，谭鑫培边唱边纳闷：这一段在平日里并不得彩，怎么今天台下怎么就炸了锅。一转身，正好看见“柳迎春”正在他身后俏皮地做表情。
在这次表演之前，梅兰芳一直如履薄冰地按照传统技法去表演，这次冒险地“改良”是接受了一位名叫齐如山的“观众”的建议。
齐如山出生在戏曲之乡河北高阳，17岁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书馆学习6年，掌握了德、英、法等外语。1900年两次出国游历欧美，广泛地接触了外国戏剧。“伶界大王”谭鑫培曾听过齐如山一场演讲，演讲完毕后，谭鑫培认真地说：“听您这些话，我们都应该愧死。”
在当时的北京，辛亥革命爆发不久，维新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对于新思想、新知识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和渴求，对于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京剧，一些知识分子和文人大都抱着批驳和鄙夷的心态。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齐如山被朋友硬拖进了戏园子，戏演完后，齐如山在后台看见卸了妆的梅兰芳，并没有上前同他搭话，在当时人们看来，同戏子来往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这次见面，梅兰芳给齐如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个已经大红的演员，不但没有油头粉面的俗气，反而像个儒雅的书生。
回到家，齐如山给梅兰芳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信，他在信中写到：“假使有一个人说他是自己分别18年的丈夫回来了，岂能对方在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自己却漠不关心呢？更何况这一段是全剧的关键，妻子听了丈夫叙述旧情，决不会无动于衷的。”信中对梅兰芳表演方式的批评与建议，实际上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向传统艺术形式下达的战书，信的最后说：“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大演员，非有改革之心不可。”
当时的戏子不能进学堂读书，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对戏中的唱词大多跟着师傅依葫芦画瓢，根本不能领悟剧本的意义和内涵，舞台上只吊着几副跟机械部件似的嗓子。
正是交到梅兰芳手中的这封齐如山的信，才催生了几十天后在京城大红大紫的新版《汾河湾》。自此，齐如山每看完梅兰芳的一场戏，就写一封信提出自己的意见，在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写了百余封信。这些信后来由梅兰芳装裱成册，封面由罗瘿公先生题签：“文书堆案正如山”。年长梅兰芳19岁的齐如山，成了梅兰芳“智囊团”的主轴，不但是梅兰芳的专职编剧、演出策划者、宣传组织者，也是社会交游的介绍者、几次出国演出的主要发起者。
齐如山作为中西文化合璧的知识分子，他对梅兰芳产生的影响是暴风骤雨式的，梅兰芳的京戏从这时起，已经具备了在世界舞台角力的资本。而在经济方面给梅兰芳最大帮助的是冯耿光。冯耿光，字幼伟，广东中山县人，民国后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后任新华银行董事长。冯耿光与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交情很好，梅兰芳14岁就结识了他，从那时起，冯耿光就成为了梅兰芳的幕后老师。初识梅兰芳时，冯耿光觉得梅兰芳在舞台上很精明，可是到了台下，他对经营理财根本一窍不通，为人又老实憨厚，于是冯耿光就叫他“傻大爷”后来简称“傻大”，这一个绰号一直叫到梅兰芳五六十岁。
四
正是冯耿光在经济上的倾力帮助，梅兰芳得以在1930年2月3日到达美国纽约，开始了一场从寒冬持续至盛夏的大冒险：这是一次商业演出，大量举债的压力、中国艺术界代表人物的身份，使得梅兰芳顾虑重重，但美国人对梅兰芳的强烈反应渐渐撤去了他原本压顶的重担。
有人这样描述梅兰芳于2月17日在纽约四十九街戏院的初次亮相：“在灯光下翩翩走动的他，在台口来一个亮相，他是东方的贵族，腰身的美丽，手指的细柔动人都是博物馆内很少的雕刻，台下观众紧张得忘记了拍手，他们似乎每人都随着马可波罗到了北京，神魂无主，又似乎做起了《仲夏夜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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