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日本人从小就习惯于依赖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最初就是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到了后来就是同乡、校友、公司同僚、业界同行之类。到了国外，则是依赖其他的日本人。由家族、同乡、校友组成的巨大的"关系网"，构成日本人生活和工作的全部：他们互相依存，共享信息和资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在称呼上与欧美人也有所不同，欧美人在社交场合习惯于用"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而日本人总是用"minasan"（大家）。
因此，日本社会也被称为"网络社会"，外人和外国人很难进入。
许多日本的公司上班前要唱"社歌"、要打铃，中午吃午饭也要打铃，下班更是要打铃。甚至在规定的下班时间后的一个小时还要打铃，善意地"提醒"员工已经加班了一个小时。造成了日本人在没有指示，特别是没有明确指示后便无法行动的严重的"惰性"和依赖性。在"善意"的提醒和劝阻无效之后，有些部门只能强制性地规定星期五晚上不许加班。
有一个笑话说，2004年底印度洋发生海啸之后，下列游客被抛到一个荒岛上：两个意大利男人和一个意大利女人；两个法国男人和一个法国女人；两个德国男人和一个德国女人；两个英国男人和一个英国女人；两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两个日本男人和一个日本女人；两个美国男人和一个美国女人。
一个月之后，发生了下列令人称奇的事情：为了独占意大利女人，意大利男人杀死了另一个同胞；两名法国男人和一名法国女人则相安无事，享受着"两夫一妻"的幸福时光；两名德国男人制定了严格周密的计划，隔周轮流访问德国女人；两名英国男人还在等待他人向他们引见英国女人；两个中国男人开一家洗衣店和一家杂货店，并尽快让中国女人怀上孕，以便继承和延续家业；两个日本男人则发传真到东京，耐心地等待上级明确指示，如何与人相处；两个美国男人正在考虑自杀，因为美国女人一直不停地抱怨：阳光中的紫外线对她的皮肤损害太大、沙滩和椰子树如何使她看起来比原来要胖了许多、主张立刻在这个荒岛上实行女权主义、她原来的男朋友如何善待她、她童年与母亲的关系是她现在心理问题的症结所在。她还指责两个男同胞为什么没有办法找到一台手机，以便呼叫911, 并将他们全部都救出去，这样她就可以重新去修指甲和购物……笑话归笑话，日本人缺乏个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每年的11月23日是日本的"勤劳人的节日"。尽管这一天是法定的休息日，但还是有许多日本人自觉地来公司上班，而在日本公司内，经理和经理职位以上的员工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美国有一位日本问题专家就指出，在美国的工厂里通常要通过监工来完成生产任务，而在日本的工厂里根本没有监工，工人们照样很好地完成任务。由于日本员工习惯了"终生雇佣"制，因而他们对企业忠心耿耿，而且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并努力通过完成日常工作和学习技术，来为企业的长远利益和目标服务。相对而言，其他国家的蓝领阶层则是满足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有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和目标。
在日本企业里，有许多严格的规章制度，烦琐而细碎，对员工的工作、上下级关系进行了严格的规范。这种细致而又严格的规范使得日本人独立做决定和独立思考的空间很小，凡事都要向领导汇报、请示，包括度假和私人旅行，也要在度假前向领导通报去向和"紧急联络方式"，不得先斩后奏。记得我在与日本同事一起到湖北山里出公差时，下了国际航班，经过国内航班中转之后又换上长途汽车，有些日本同事不顾疲劳，在长途汽车上就开始用手机向远在东京的领导汇报。我都觉得奇怪，用手机打国际长途电话，既贵声音又不清楚，而且还可能损害健康，为何不能等到入住酒店之后再汇报？
我曾经在欧洲生活过许多年，习惯了那里的崇尚自由和富于创新的氛围。刚到日本时，对日本公司办公室（包括高级管理层）全部敞开的做法觉得很不习惯，一是觉得影响工作，二是来了客人也不方便。另外，对公司中午吃饭时间还要打铃的做法更是觉得不可思议，而且，日本同事还非常"遵纪守法"，在铃声响起后势必蜂拥而起，一起向食堂涌去。在企业工作的都应该是成年人，如果说上班和下班打铃还有统计"迟到早退"作用的话，中午吃饭打铃的后果只能是造成公司食堂在短时间内极度拥挤不堪。而且，我注意到日本人吃饭也喜欢"扎堆"，总是喜欢围着领导。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日本公司里，部门一级的经理在下达开会通知时，通常会开宗明义地说"根据总经理的指示……"；而中国公司会说"经研究决定……"；到了西方公司则直截了当地说"我宣布现在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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