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王汝梅解读《金瓶梅》   》 《如意君传》对《金瓶梅》的影响(3)      王汝梅 Wang Rumei

  《游仙窟》产生于唐开元年间。在唐代文士笔下,性爱不是罪恶的而是欢快的美好的。所写“下官”与十娘的性爱是一种幻境中的婚外恋,没有拘束,不以婚姻为目的,只是自然的任凭感情自由抒发,这是只有在比较宽松开放的文化环境中才有的心境。《春梦琐言》也反映晚明士人在幻境中的婚外恋,视性美而不是恶。这可以看做晚明士人在早期启蒙思潮影响下向唐人开放思想的回归。不单是文学形态上的模仿问题,这说明晚明士人向往唐人创造的《游仙窟》那样的文化氛围。《春梦琐言》开头交代仲琏对女子“无一所勾引”,“及岁二十有五,未践烟花之衢”。想说明他的童贞身分,这正反映了晚明士人伦理道德的观念更重。“万事人间总如此,天台那用悔归来”的浅淡,不如《游仙窟》中“下官”那样淳厚、情深。《游》与《春》都是写远游客来到神仙洞,吸引了洞中的女子,由初步的交流而生情,由情而性。性后仓促离别,未再发展性之后情的升华。在情的浓度深度上不如现代小说《廊桥遗梦》。中国明代的艳情小说往往过分地注重肉体感受、注重房中术的运用、注重奇异的假想。
  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名篇各自的成就与特点,已显示出它们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从总体评价上来说,其历史价值可从三方面来看。第一,《如意君传》等艳情传奇名篇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代某阶层的性行为、性心理与性观念,给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性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的文献资料。《如意君传》写到“民间私情有于白肉中烧香疤者以为美谈”,具体写武氏、敖曹仿民间习俗,提供了极有研究价值的古代人虐恋行为。第二,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独特创造,成为明代文言小说史不可或缺的环节。《痴婆子传》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方式与倒装叙事手法,如果没有这一特例,人们还会误认为倒装叙述是“西洋小说手法”。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到明中叶后,在东南个别地区的手工业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早期启蒙思潮,肯定个体需求,主张自然顺性,出现了童心说、唯情论,“穿衣吃饭便是人伦物理”等进步的思想,成为小说家认识社会人生的武器。文人描写性爱的作品,对被禁锢被掩盖被否定的人的自然本性加以正视、敢于描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反悖。这类作品写丑写兽亦写人,写人的本能欲望,展示人性的弱点,从而探索人生体悟性美。《如意君传》等作品实为这一进步思潮的必然产物。
  艳情传奇小说作家在写情欲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时,往往也展示了情欲的放纵,在批判旧恶时又陷入新恶的深渊。所以说,这类作品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研究意义,但不能作为大众读物传播与鉴赏。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在性爱问题上曲曲折折走过漫长路,长时期走不出“禁欲——纵欲”的怪圈。只有到了今天,有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才能够建立以科学的性观念与高尚的性道德相统一的性科学。这是人类自身解放、个性自觉、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远课题。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家不可能有科学的性观念,写不出更为美好的健康的艳情。有位哲人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家及其作品也应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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