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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评论 》 閑看水滸 》
從三個民營企業傢的命運談起(1)
李勇 Li Yong
宋朝是個軍事羸弱和經濟活躍不對稱的跛腳鴨。看過《清明上河圖》和《東京夢華錄》的人對大宋首都之繁華大約有些簡略認識,即使是小說傢所言的《水滸》,重點寫造反和招安,其中也不少筆墨寫到了市民階層的生活和市場經濟的活躍。
商品經濟發達必然會誕生一批民營企業傢。《水滸》中有三位較成功的民營企業傢,即渭州 “鎮關西”鄭屠、陽𠔌縣西門慶和大名府的著名員外玉麒麟盧俊義。
這三個民營企業傢都沒有得到善終,鄭屠有欺男霸女之嫌疑而被魯達三拳打死;西門慶謀色害命被武鬆殺掉;盧俊義被誣通賊後不得已上了梁山,最後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徵遼、平田虎、王慶、方臘後終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場,被權臣們用毒酒毒死。
三人善惡不一,其人品道德有雲泥之別,普通人讀到鄭屠和西門大官人被打死時,覺得痛快;讀到盧俊義被害時,免不了因英雄末路而傷心。但仔細比較三人的命運,便會有一個饒有趣味的疑問,為什麽無論是為惡還是為善,這些商業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脫不了傢破人亡的結局?
在皇權社會裏,世俗權力高於一切,沒有現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民間對官府權力使用很難進行監督,官府的種種行為也很難公開公正。那麽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商業的繁榮衹是畸形的,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可能有自由、寬鬆、法治化的環境。私營者的成功與其說依賴個人的能力與機遇、法律對財産和經營活動的保護,還不如說更依賴於和官府的關係以及心狠手黑、大膽姦滑。“滅門的府尹,破傢的縣令”,公共權力的無限膨脹可以通吃一切,自然包括左右民營企業傢的活動,經營活動往往並非按照成文的遊戲規則運行,而是按照諸如“無商不姦、“官商結合”的潛規則運行。要麽你就依靠官府橫行霸道,免不了被武鬆這樣的人自我執法幹掉,要麽不親近官府而被剝奪財産最後走投無路。 “為富不仁”和“為仁不富”的怪圈在《水滸》的世界中,就已經存在。
先說鄭屠,這個出身卑微而能把企業做強做大成為渭州肉類加工銷售公司老總的企業傢,走到這一步委實不易。可畢竟是窮人乍富,沒有西門慶那樣對女人的體貼,更沒有趙員外的大度,而是被人指控藉勢欺人,要吃“霸王雞”。看金翠蓮的哭訴:“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傢,便使強媒硬保,要奴做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傢身體。未及三月,他傢大娘子好生厲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傢,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
依翠蓮之說,這鄭屠實在太壞,先用白條占了人傢的身子,大老婆將二奶趕出來後,又要討回三千貫錢。在那時身體是可以明碼標價地出賣,因此鄭屠買翠蓮不算違法。雙方之間起爭執,也衹能算民事糾紛。而翠蓮單方的訴說是否是事實,也待調查。不排除這種可能,即翠蓮為葬母藉貸了鄭屠三千貫(就如閻婆惜賣身於宋江一樣),後翠蓮脫離鄭傢,鄭屠追債。這起糾紛裏牽扯兩個關鍵問題。一、鄭屠是否真的是“虛錢實契?”二、翠蓮脫離鄭傢是否真是鄭傢的過錯?當時雖然沒有專門的民事法庭,但行政、司法合一,道理上仍然可以嚮官府尋求救濟,而且官府調查取證從技術上說並不睏難。但是因為當時的司法黑暗的現狀(水滸牽扯的十數件案子無一個案子是秉公而斷),金氏父女兩個異鄉人在當地狀告著名的企業傢、納稅大戶,不但要花費一筆不小的司法成本。而且勝算的把握微乎其微,那麽作為一個小老百姓,金老頭選擇忍氣吞聲,賣唱還錢是明智也是成本最小的辦法。
問題是為什麽魯達一聽翠蓮的敘說,就根本不做調查就深信不疑?一是因為魯達暴烈急躁的性格。二是因為不公平的社會現實以及從上到下已然廢弛的官方制度,讓民意有種想當然的模式:強者和弱者爭端,肯定是強者無理,官方也肯定偏嚮強者。社會不公使一般人相信巨額財富肯定來路不正,“仇富”是普遍的民間心理,魯達不調查便從金傢父女之說。三是鄭屠這個暴發戶挑戰了舊的既得利益者魯達的尊嚴。
魯達恨鄭屠,固然是因為他認定鄭屠仗勢欺壓金氏,但更由於他認為鄭屠自稱“鎮關西”,“俺衹道那個鄭大官人,卻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個腌髒奴才,投托着俺小種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鋪戶,卻原來這等欺負人!”在打鄭屠之前,也歷數了鄭屠這種“僭越”的罪過:“灑傢始投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人,也叫鎮關西!”——魯達的這番話,隱含着中國歷代統治者對商業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財,可收商人的賦稅,但堅决要堵住商人因經濟實力高漲而要求政治權利的欲望,從而動搖以農立國,以儒治國的根本。宋代對商人比明代還好點,明洪武命令商人再富有都不能穿綢緞。——名號和衣着是社會地位最明顯的符號象徵。中國歷代的官民關係就是再小的官也是代表官府管理統治百姓的,其尊嚴不可被挑戰;再富的民也是被管理的。這種政治形態决定着做官的尤其是做小官的最難忍受的就是老百姓比他富,比他過得好。比如一個派出所長看到三年前剛從勞教所裏出來的小混混,突然開着寶馬,住着豪宅,他會怎麽想?那麽對於富了以後的百姓而言,由於缺乏安全感,必須依附官府。由於渭州和延安是防備西夏的前綫,因此當地的軍事首長比內地更重要,鄭屠投托的是小種經略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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