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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 》 楚國史 》
第十四章 戰國時期楚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魏昌 Wei Chang
一、農業
戰國時期，楚國農業又有很大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鐵農具的普遍使用、水利工程的興修、耕地面積的擴大和糧食作物、農副産品的增産。
鐵農具的普遍使用，是古代農業發展的重要標志。據《山海經·五藏山經》載，當時楚國境內的荊山、洞庭之山、暴山(洞庭之山東南)都是著名的鐵礦山。宛(今河南南陽)則是楚國著名的冶鐵基地。據黃展嶽《試論楚國鐵器》一文研究統計，從1951年至1979年，共出土楚國鐵器58批，計168件。除8件屬春秋晚期外，其餘均屬戰國時期。出土地區普及楚國各地，其中尤以湖北、湖南地區居多。出土的鐵器，除兵器、容器、手工業生産工具外，主要是鐵農具。鐵農具品種繁多，有鋤、耒、耜和鐮等。《孟子·滕文公》記孟子問楚國農傢許行弟子語：“許子以釜甑、以鐵耕乎?”許行弟子作了肯定的回答，並說鐵器是用粟交換來的，足見楚國鐵農器的鑄造已成專業化，使用也很普及。
入戰國後，楚國隨着疆城嚮東擴展，在今江淮地區，水利事業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前面提到春申君黃歇在其封地內，興修水利，增闢稅利，盤剝民衆，但在客觀上，對江淮地區、長江下遊和太湖地區的經濟開發是有利的。據《越絶書》載，黃歇繼承了孫叔敖築陂的方法，以無錫湖治以為陂，陂瀆連貫，註入太湖，灌溉良田。又據《大清一統志》記：
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陰縣三十裏，昔春申君開置田為上下屯，自大江南導，分而為二：東入無錫，西入武進、戚墅，俱達於運河。今江陰之山川，多以春申取義。
原來在淮水流域修築的芍陂，繼續得到修築和利用，可灌溉周圍良田數萬頃，對江淮地區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楚國後期之所以東徙壽春，並以此與秦對抗，芍陂的繼續修築帶來的糧食充足，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
隨着鐵工具的使用，楚國的耕地面積也進一步擴大。吳起變法時，針對楚國地廣人稀這一實際，嚮楚悼王明確地提出：“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果斷地“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呂氏春秋·貴卒》。)。這項措施，固有打擊舊貴族一面，但對開發周邊地區、擴大耕地面積，帶去先進的生産方法，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楚國所謂“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與楚地廣阔，耕地面積逐步擴大，是分不開的。
楚國的糧食一直是比較充盈的，戰國時期更是如此。據《戰國策·楚策一》載，楚威王時，策士蘇秦為趙合縱，曾到楚國遊說。他對楚威王說：
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五千裏，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偌大國傢，又兵多將廣，馬匹輜重，數以萬計，它所需要的糧食供應，其數量是極其巨大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楚國庫存糧食，仍很充盈，“粟支十年”。楚懷王時，張儀為秦破縱連橫，稱秦“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接着又說“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戰國策·楚策一》)，可見楚國兵力、糧食當與秦相當，纔形成當時兩強對峙之勢。戰國末，楚已偏安江東彈丸之地，尚能對抗“空秦國甲士”，足見楚國倉稟充足，原策士所稱“粟支十年”，當符合楚國糧食儲備實際，並非溢美之辭。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傢》載，楚威王時，越趁齊楚矛盾激化之機，亦興兵攻齊，齊則唆越攻楚，稱讎、龐、長沙之處為楚國産粟(糧食𠔌物)之地，越果然西攻楚。長沙等處當是楚國産糧和糧食庫存的地方。
楚國糧食豐實、農副産品多，在《楚辭》有關篇章中亦得到證實。如在《招魂》中，說在那荒蠻的雷淵地帶，“五穀不生，叢營是食些”；而在《大招》中，則盛贊“自恣荊楚，安以定衹。……五穀六仞，設菰梁衹。鼎盈望，和緻芳衹”。可見楚國腹地，農業生産發達，稻、稷、麥、豆、麻，五穀豐收，堆積如山。食鼎到處都是，做好的食物香氣撲鼻。由於糧食豐收，貴族所喝的酒也很講究，“四酎並孰，不澀嗌衹，清馨凍飲”、“吳醴白蘖，和楚瀝積”(《招魂》)。糧食品種多種多樣，有“[禾巨]黍”(《天問》)、“稻梁[禾爵]麥，[如/手]黃梁些“(《招魂》)，有的還加工成各色各樣的點心，“[米巨][米攵]蜜餌，有[飠長][飠皇]些”(《招魂》)，香甜可口。
戰國時，楚國糧食豐收、品種多，不僅在古文獻中有充分反映，近年來考古發掘，也進一步得到證實。如據《楚都紀南城的勘查與發掘》(下)記，楚都江陵紀南城陳傢臺手工作坊遺址，發現有五處稻米遺跡。至於其他農副産品，在湖北、湖南各地楚國遺址中均有發現，和文獻資料所記完全吻合。
二、手工業
戰國時期，楚國手工業發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中尤以冶金、絲(麻)織、漆器、琉璃、竹木器、建築等為最突出。
在冶金方面，楚國青銅鑄造業繼續得到發展。除銅緑山銅礦開採長盛不衰外，湖南麻陽九麯灣、長沙銅官山等也是重要的産銅和開採基地。所以，楚國産銅區多，為青銅冶鑄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料。據目前考古發掘所見，郢都是重要的青銅鑄造基地。如前所述，在今江陵紀南城內的陳傢臺，發現有兩座鑄爐的殘跡，在其附近有銅渣、錫渣及其他鑄造工具的殘片。此外，還發現有稻米的遺跡，說明這裏鑄造規模大，人手多，是楚國一個傳統的青銅器鑄造場所。
見於考古發掘資料，戰國時期，楚青銅器以湖北隨州曾侯乙墓(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銅器群為代表。其中鐘的銘文記：“佳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之於西陽，其永時用享。”根據此銘文與墓葬特點等分析，年代為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五十六年)或稍後，其時，曾已成為楚國的附庸。曾的都城可能在隨(今湖北隨州)，故又名隨(曾，是否即文獻上的隨，目前說法不一。）曾早在春秋時就已成為楚的屬國，故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直接受到楚國影響，在青銅器鑄造上，亦“可以代表楚國的青銅鑄造水平”(張正明《楚文化史》。）該墓出土文物甚豐，其中各種青銅器，如鼎、簋、鐘、炒爐等各種禮器、容器、雜器，總重量達10噸左右，“如果加上澆冒口係統以及熔化澆註時必不可免的燒損、飛濺、飛邊等損失，鑄成這些鑄件需要銅、錫、鉛等金屬料約十二噸”(華覺明、郭德維《曾侯乙墓青銅器群的鑄焊技術和失蠟法》(《文物》1979年第7期)。在這一青銅器群中，最引人註目的是編鐘。全套編鐘64件，1件，共65件，重量達25百多公斤，加上筍(鐘架橫梁)、(鐘架立柱)的青銅構件，總重量達5噸之多，是迄今我國出土最多最重的成套編鐘。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鐘，通高1.534米，重203.6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樂器。顯然，鑄造如此巨大的器物，必須要有大熔爐、高溫爐和強鼓風設備，才能鑄成。在鑄造技藝上，使用了分範合鑄和復印花紋等一係列綜合技術。如編鐘的中層甬鐘，用陶土製成瓦形鐘模，鐘體紋飾，則分別使用花盒翻製花紋分範，再組合成型，幹部分範製成後插入甬範，鐘體和甬部泥芯都用芯盒翻製，澆口和排氣孔在芯上開設，這樣，整個鑄型使用的範和芯，多達100塊以上(詳見華覺明《曾侯乙鐘及構件的冶鑄技術》(《江漢考古》1981年第1期)。）在中室出土了建鼓。建鼓是用鑄接、焊接的方法製成的。建鼓的鼓座用青銅鑄成，有八對大竜穿插蟠繞在座體之上，又有許多小竜攀附在大竜身上，構成一個竜群體。竜群由22個鑄件和14個接頭通過鑄接和焊接相互聯結並和座體接合在一塊，是傳統分鑄法的熟練運用。在焊接技術上，既使用了強度較高、操作較煩難的銅焊，又使用了強度較低、操作較簡便的錫焊。用於錫焊的低熔點的鉛錫合金，在墓中亦同時出土。這種鉛錫合金和焊接技術，是我國古代史上的首次發現。
該墓還出土了尊和盤各一件。尊唇和盤口紋飾為縷空的蟠螭紋和蟠虺紋，由內部的銅梗支承，是用失蠟法和漏鉛法製造出來的。故此尊盤，具有極高的科學與藝術價值，被視為楚青銅器精品中之精品(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器群，反映了戰國時期楚國青銅器鑄造業在渾鑄、分鑄、大焊、小焊、失蠟法或漏鉛法、鑲嵌、錯金銀等各項技術的先進水平，“代表了鐵器普遍應用之前先秦金屬工藝的高峰”(華覺明、郭德維《曾侯乙墓青銅器群的鑄焊技術和失蠟法》。
戰國時期，楚國青銅器除了鼎、鐘等重禮器和其他容器取得突出成就外，隨着戰爭的激烈進行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兵器和銅鏡等也有重要的發展。現據考古發掘資料所見，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地楚墓中，均出土了不同數量的銅劍、戈、矛、鏃等兵器。其中僅湖北江陵雨臺山墓群就出土了屬於戰國時期的100多件青銅劍和有銘文的銅戈，如“作寶戈”、“周之戈”等(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雨臺山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此外，湖南長沙掃把塘楚墓出土了一件全弩。木臂，後端安裝銅弩機，弩長518釐米，是我國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全弩(高至喜《記長沙、常德出土弩機的戰國墓----兼談有關弩機弓矢的幾個問題》(《文物》，1964年，第6期)。戰國時楚青銅兵器品種多、製作精，既堅硬又鋒利，且已使用防銹工藝，和越王勾踐劍(湖北江陵望山1號墓出土。)一樣，閃閃發光。楚、越關係一直很密切，擁有優良傳統的越國鑄劍技術也傳到楚國來了(據《越絶書》載，越幹將、莫邪是傳奇式的技藝精湛的鑄劍大師。）現在所見到的楚國戰國時出土的青銅兵器中，尤以青銅劍出土的數量最多。這說明青銅劍已從原來奴隸主貴族佩帶之物轉變為士兵作戰的實用武器了。
各地出土的戰國時期的銅鏡，楚國數量之多，列於各國之首。楚式鏡有圓、方兩種，鏡背紋飾多種多樣，最突出的是“山”字形，稱山字鏡。山字，最多是四個，也有少量三個、五個、六個不等。楚銅鏡的大量出土，說明當時人們已從重禮的氛圍中逐步解脫出來，註重生活實用和對美的追求了。
春秋戰國間，楚國的鐵器製造業有了顯著的發展。除了鐵農具數量增多外，鐵兵器、生産工具和生活用具也極為進步發達。鐵兵器有劍、戈、矛、鏃、匕首等種類。春秋戰國間，楚鐵劍已開始盛行，除春秋晚期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一柄鋼劍外，本世紀三十年代還出土了有銘文“楚王[今/]酉]章”字樣的鐵劍(《楚文化考古大事記》(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7月第1版)。）黃展嶽在《試論楚國鐵器》一文中說，已出土的31件楚鐵劍除2件是春秋時期的，餘均屬於戰國時期。從此可見，除銅劍外，鐵劍也日益被廣泛應用在戰爭中。此外，鐵生産工具和生活用具也很多，有削、颳刀、釜、坩鍋等。其中釜、坩鍋均出土於紀南城遺址中。釜高384釐米，口徑252釐米，是僅見的較大的鐵釜。坩鍋高16釐米，口徑235釐米。在長沙楚墓中，還出土了鐵鼎。根據楚國冶鐵業的發展看，春秋戰國間，已有了塊煉鐵和白口生鐵，並進而發展到塊煉滲碳鋼，掌握了韌性鑄鐵技術。《荀子·議兵》說楚“宛鉅鐵，慘如蜂蠆”，《史記·範睢蔡澤列傳》記秦昭王語：“吾聞楚之鐵劍利”，真實地反映了楚國掌握了這種先進的煉鐵技術。戰國時期，楚國絲織業發展迅速，成就突出，成為楚國物質文化的一大特色。《楚辭·招魂》記：“翡翠珠被，爛齊光些。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這些美麗的絲綢物，從各地楚墓出土的絲織品完全得到證實。據統計，從1942年湖南長沙東郊子彈庫楚墓出土的一件帛書起，至1982年湖北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大量絲織品止，楚國絲織品的考古發現，已達幾十起之多，其中如1953長沙仰天湖25號墓出土的絲織物以及記有絲織品名稱的遺册(竹簡)、1957年長沙左傢塘44號墓出土的錦、絹等絲織品、1957年河南信陽長臺關出土的綺、紗等絲織品、1965年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綺、絹以及記絲織品的竹簡、1975年江陵雨臺山楚墓出土的絹、1978年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紗、紈、綺、[糹弟]、錦等絲織品，以及1982年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大批保存完好的絲織品，都是蜚聲中外的我國古代的絲綢珍品。據古文獻和目前考古發掘資料所見，楚國絲織品計有紗、羅、絹、紈、縞、[糹弟]、縑、組、綺、錦、縧等品種。紗，是經緯稀疏而輕薄的絲織品。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一件紗巾，深褐色，經緯密度為每平方釐米25×16根，即縐紗，在長沙戰國楚墓中就出土過(熊傳新《楚國絲織業》(《江漢論壇》，1982年第8期)。
縐，是一種用拈絲作經，兩種不同拈嚮的拈絲作緯而織成，輕薄而又呈縐縮現象。羅，即紗羅。《釋名·釋采帛》：“羅，文羅疏也。”《楚辭·招魂》：“羅幬張些。”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素羅，是一件保存完整的絞經網孔狀織物。絹，是用生絲織成的平紋織物，質地細薄挺爽，除白色絹外，還有其他各種顔色的絹。絹可作書畫，亦用作衣衾裏、衣衾面和綉地。如長沙子彈庫1號墓出土的“人物卸竜帛畫”，即為絹地。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衣衾和綉品所用絹數量最大，計55件(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紈，即細絹，一種細膩潔白的絲織物。現見於考古發掘資料，隨州曾侯乙墓出土有紈。縞，絹的一種，細密而素白。隨州曾侯乙墓亦出土有縞。[糹弟]，一種厚實而光滑的絲織物。《急就篇》捲三顔師古註：“[糹弟]，厚繒之滑澤者也。”《管子·輕重戊》謂“魯梁之民俗為[糹弟]。”在隨州曾侯乙墓出土了[糹弟]的殘片，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一件麻鞋面為[糹弟]，說明楚人亦穿[糹弟]。縑，雙絲的細絹。《釋名·釋采帛》：“縑，……其絲細緻，數兼於絹，染兼五色，細緻不漏水也。”長沙識字嶺345號墓出土有縑。組，用絲編織成的帶狀織物，用作帶飾或衣衾的領和緣。《禮記·內則》：“織組[糹川]。”鄭玄註：“薄闊為組，似繩者為[糹川]。”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組計10件，其絲綫有黃、紅、紫等不同顔色，編織出三角形等不同的花紋組。綺，花紋的絲織品，古有“文繒”之稱。江陵馬山1號墓和長沙等地就出土有文綺。錦，先以彩色的經緯絲，用平紋地組織提花織成的絲織品，故以彩色大花紋為特色。長沙、隨州等地均有楚錦出土，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多達十餘種錦，這些錦按經綫的不同顔色，可分為二色錦和三色錦。花紋則多種多樣，不失為“美錦”之稱。縧，以絲編織的窄帶，故有絲縧之稱。上面所引用的“[糹川]”，即縧。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縧甚豐，按其組織結構的不同，可分為緯綫起花縧和針織縧兩類，而後者是首次發現的先秦縧類，“在我國針織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張正明《楚文化史》。）在絲織業發達的基礎上，刺綉品也紛呈異彩，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根據考古發掘資料所見，長沙、江陵等地均有楚戰國時刺綉品出土，其中尤以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最豐，計21件。綉綫顔色有紅、黃、緑等十餘種，圖案則典雅秀麗，豐富多彩，多以竜、鳳為主題，反映了楚人習俗的特點。
見於考古發掘資料，楚墓出土的麻織品數量雖然不多，但足以證明楚人麻織業亦很發達。從長沙406號墓出土的麻布片和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麻鞋看，說明楚人亦穿麻織品。《尚書·禹貢》說：“荊州厥貢絲[厶/呆]]。”[厶/呆]]，即麻，反映了楚人植麻織麻的悠久歷史。
入戰國後，楚國漆器大為發展，不僅數量多，而且髹漆工藝先進，造型生動別緻，紋飾富麗多彩，“可謂人類物質文化史上一枝奇葩”(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迄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楚墓出土的漆器達數千件之多，其中尤以戰國中期最多，地點則以江陵最為突出(滕壬生《楚漆器研究》。）漆器種類繁多，包括食用器具(耳杯、盒、卮、[木尊]、豆、俎、案、盤、碗、壺、勺等)、日常生活器具(床、枕、杖、幾、箱、桶、禁、虎子、扇、梳、篦等)、樂器(鼓、瑟、琴、笙、笛、簫、[竹/虎]等)、舞具(盾等)、娛樂器具(六博盤、棋盤等)、工藝品(鹿、木雕座屏、臥鹿立鳥等)、喪葬器(鎮墓獸、虎座立鳳、木桶、[竹/令]床、棺等)、兵器(弓、盾、甲、箭桿、劍盒、劍鞘、戈鞘、矛鞘等)。在漆器的製作上，大都以木、竹為胎骨，也有皮胎、夾胎、藤胎和“積竹胎”。皮胎用的是牛皮，如有方盒、甲、盾等。夾胎，即使用脫胎法，如削鞘、奩等即用此法製成，標志着我國脫胎漆器工藝的新發展。楚人當時使用的漆是天然漆。它具有耐酸、鹼和抗潮防腐作用，是人們在長期生産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髹漆顔色也多種多樣，如有黑、朱、緑、紫等色。從長沙、信陽等地楚墓出土的漆器看，當時人們還掌握了金、銀彩繪技術。
琉璃，又稱料器，即早期的玻璃，是入戰國後蓬勃興起的手工業。據後德俊研究統計，見於春秋時期的琉璃，僅一件在河南淅川楚墓出土的含有玻璃相的已被燒結的石英珠，其餘均係戰國時期出土的琉璃(後德慷楚國科學技術史稿》(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1990年5月第1版)。出土地點主要在湖北江陵、鬆滋、隨州、湖南長沙等地，尤以長沙出土最豐，共出土珠、璧、瑗、環、管、英劍珥、劍首等200多件(高至喜《從長沙楚墓看春秋戰國時期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其中尤以珠、璧為大宗。經有關專傢研究證明，楚琉璃的化學成分係鉛鋇玻璃(從本地所産石英礦、鉛礦、重晶石、硝石等煉製而成)，是楚人自己製造的，具有中國傳統工藝的特色。在隨州、江陵、長沙等地都出土了美現的“晴蜓眼”式的琉璃珠，與西方的玻璃珠很相似，其原因是西方的玻璃珠曾傳到東方，“楚人就利用自己原有的技術來仿造西方的琉璃珠了”(張正明《楚文化史》。）從此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期，楚人既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工藝，又吸收外來技術，開創了我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先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楚人的博大胸懷和積極開拓精神，在人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楚國地處江南，竹、木成林，品種多，質地好，楚人就地取材，在竹、木器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竹器業當首推竹編織品。從各地發掘出來的竹編織器看，不僅數量多，品種多，而且多富有實用價值。如有竹笥、竹箱、竹盒、竹筐、竹籃、竹席、竹扇等。篾片細薄，花紋簡繁得當，編織技術精湛，一般用人字編織法、方格十字編織法、矩形編織法、盤纏編織法等編織而成，其花紋亦成人字形、回字形、矩形，美觀大方。其中典型的如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的一件竹扇，呈菜刀形，用一經三緯方法編織而成，是我國最早的一柄竹扇。除竹編外，還有竹雕，但僅見江陵拍馬山楚墓中出土的竹卮。用斫削而製成的竹器，方法較簡易，品種極多，如有竹筒、竹筷、竹枕、竹弓、竹[木必]和各種樂器等。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與木[木必]並存的竹[木必]。[木必]，兵器的柄。江陵天星觀1號墓出土了二十餘件的戈、矛、戟的竹木必]，均以圓形或棱形木棒為內心，外裹兩層青竹篾，以絲綫緊纏，外髹黑漆，極其堅固耐用。這種積竹、木為一體的兵器柄，為楚國所獨有。
在木器製造方面，楚國車船的製造在春秋時期的基礎上，又有新發展。從淮陽馬鞍塚車馬坑(戰國晚期)出土的車看，車的輪徑、軸長、轅長等都超過淅川下寺車馬坑(春秋中期)出土的車。戰國時楚車，除了戰車外，還有安車。安車是一種適宜於人坐的輕便小車，如《楚辭·離騷》“回朕車以復路兮”、“騰衆車使徑待”中的“車”，應該就是這種小車。入戰國後，除了戰船外，還有適宜於乘坐的小船和便於運輸的貨船。如《楚辭·九章·涉江》“乘[舟令]船餘上沅兮”的“[舟令]船”，就是開有窗戶的輕便小船。鄂君啓節銘文所說的“[舟誇]”(舸)，就是南輸北運的貨船。
戰國時出土的木器以鑿雕品為最突出。鑿，即使用鏇鑿方法，故其成品多數為容器，如有杯、盒、盤、卮、[木尊]等，最常見的是耳杯和圓盒。耳杯古稱羽觴，有圓耳、方耳兩種。圓盒多為弧壁，也有直壁。除圓盒外，還有方形、矩形木盒。雕，即使用鏤雕、透雕、浮雕、圓雕等方法，使木器成為兼實用性和藝術性為一體的器具。滕壬生說：“雕刻的，主要是雕像，當時雕刻藝術的發展趨勢和繪畫是一致的，而且多是雕繪結合，如異形漆豆、鴛鴦豆、鴛鴦盒、蟠蛇卮、漆木鹿、虎座鳳架鼓、座屏、闢邪、鎮墓獸、虎座立鳳等最具特色。”(滕壬生《楚漆器研究》。)所以目前所見的件件雕刻木器，都是令人心曠神怡的工藝品。如江陵望山1號墓出土的一件高158釐米、寬18釐米的彩繪木雕座屏，雕刻成蟒、鳳、雀、鹿、蛙等共55種動物，鑲嵌其間，和諧一致，相映成趣，是一件高水平的工藝珍品。又如江陵天星觀1號墓出土的車轅上，雕刻有竜首，使這件實用的木器具上，又增添一點藝術裝飾，更富有神韻色彩。《莊子·徐無鬼》說，郢都有一位姓石的木匠“運斤成風”，把一個人鼻子上的一層白粉削去，此人“鼻不傷”，“立不失容”。從出土的衆多木器具看，證明楚人技藝高超，此故事並非無稽之談。
楚國疆域廣袤，木材資源豐富，又因處在山青水秀環境之中，故其房屋建築以土木結構為代表，宮室建造則以“層臺纍榭”為特色，成為我國南方房屋建築的基本風格。春秋時期郢都、章華臺等建築佈局及其衆多的建築物，對後來的建築業當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於土木建築不易保存，故在考古發掘中難以尋覓，然而在《楚辭》等有關篇章的記載中，則可窺見戰國時期楚國建築業發展的一般情況。如《楚辭·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纍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鼕有[穴/矢]廈，夏室寒些。川𠔌徑復，流潺[氵爰]些。光風轉蕙，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又：“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觀刻桷，畫竜蛇些。坐堂伏檻，臨麯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此宮室臨山傍水，重重疊疊，鼕暖夏涼，園中小溪、池塘縱橫麯折，室內則佈置得富麗堂皇，無論從選址、佈局、建築或室內裝飾，都達到了高超水平，是典型的園林建築群。又如《楚辭·大招》：“夏室廣大，沙堂秀衹。南房小壇，觀絶[雨/留]衹，麯屋步地閻]，宜擾畜衹。”這幢建築物坐北朝南，周閣相連走廊麯折，廊外馴養馬群，可便於外出遊獵。有的房屋又建築在水中，如《楚辭·九歌·湘夫人》：“築室兮水中，茸之兮荷蓋。”體現了南方水鄉建築的特色。
三、商業與貨幣
戰國時期，楚國疆域幾乎囊括半個中國，故其物産豐富，商業活躍，在戰國時代的各國經濟貿易中舉足輕重。《荀子·王製》記：“南海則有羽翮、齒甲、曾青、丹幹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此南海，當泛指居南方的楚國廣阔疆域。當時楚國輸往中原和其他各地的物品，除了荀子所述産品外，還有𠔌類、絲織品、漆器、璣、珠等，以及“金木竹箭”《國語·楚語下》。)、“長鬆、文梓、[木便]、[木冉]、豫章”、“魚鱉、黿、鼉”(《戰國策·宋衛策》。)、“洞庭之鱒”、“雲夢之芹”、“雲夢之柚”(《呂氏春秋·本味》。)、“江陵千樹桔”(《史記·貨殖列傳》。)等土特産品。根據考古發掘資料證明，楚國絲織品還遠銷到今西伯利亞地區(C.N.魯金科著、潘孟陶譯《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係》(《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載，在西伯利亞地區阿爾泰巴澤雷剋古代遊牧民族的貴族墓葬中發現有與楚國相同的竜鳳紋綉絲織物。
傑裏米·戴維森《越南近年來的考古活動》(《考古學參考資料》(1979年第2輯)。稱，約公元前5世紀左右的東山時期，文郎文化在東南亞一帶傳播，出現了鐵器和漆器。此鐵器、漆器可能是從楚國輸傳過去的。《史記·南越列傳》記趙佗語：“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後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絶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此器物，即鐵器，可見漢初繼承楚國傳統政策，並未禁止中國鐵器的南運，戰國時期楚國鐵器、漆器等物品輸往今越南一帶是可信的。
在頻繁的貿易中，楚國也從中原等各地輸入各種物品。如“秦篝齊緩，鄭綿絡些”、“晉製犀比，費百日些”(《楚辭·招魂》。)、“吳酸蒿蔞，不沾薄衹”、“吳醴白[艹/檗]，和楚瀝衹”(《楚辭·大招》。)、“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楚辭·九歌·國殤》。)等土特産品，則來自秦、鄭、晉、吳等國。如前所述，我國玻璃生産始自西周，然楚國玻璃則自春秋末戰國初興起，其中“晴蜓眼”式的琉璃珠，其紋飾、顔色與西方同類的玻璃珠相同，可見由於楚國與南亞地區早就存在經濟文化往來，西方的玻璃工藝也就經過南亞地區而傳入楚國了。
由於商業發達，所以戰國時楚國商人活躍，除了一般商人外，還有官商。一般商人，如《韓非子·內儲說下》所說的“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的“販茅者”，就是經營小本生意的一般商販。又如《莊子·外物》所說的“索我於枯魚之肆”，則是這類小商人所經營的店鋪。官商，最典型的是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壽縣發現的鄂君啓節所提供的證據。它的發現，“為研究古代用節方法、制度和楚國地理、水陸交通及政治、經濟狀況，提供了珍貴資料”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4期)。1960年又發現一枚，見《安徽日報》1961年2月23日。）鄂君，名啓，因封於鄂(今湖北鄂州市)，故稱鄂君，是楚懷王時期的一個封君兼巨賈的大官商(啓節銘文有“大司馬邵(昭)易阝(陽)敗晉幣(師)於襄陵之(歲)”記載，可知為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之器。）鄂君啓節，計舟節二、車節三，共五枚。節面有銘文。舟節銘文載：“屯三舟為[舟誇](舸)，五十[舟誇]。”車節銘文載：“車五十乘。”即規定鄂君啓擁有車五十乘、船一百五十艘的龐大商隊。車隊、船隊從鄂出發，可到達楚國各地，持有金節可“母(毋)政()”，享有免稅的特權。惟馬、牛、羊等例外，得由大府徵稅。同時，節文又規定：“母(毋)載金(銅)、革(皮革)、黽(竹箭)、箭。”可見軍用物資是禁止出境的，反映了當時兼併戰爭的激烈。在時間上明確規定：“歲贏返。”即一年一往返，不得在外面長期停留。從啓節上述各項規定看，說明入戰國後，楚國隨着商業的發展，在管理上也是很具體嚴格的。
隨着商品流通領域的擴大，貨幣也有進一步的發展。除了銅貝和其他銅幣廣泛流通外，金、銀幣也出現了。根據出土的情況看，已知的先秦金銀幣都是楚國的。
金幣是戰國後大量發展起來的，戰國晚期則達鼎盛。今湖北、安徽、江蘇等地均有楚金幣出土，“經初步統計，解放後出土的楚國金幣已達3萬餘剋。在出土的楚國金幣中，以‘郢爰’的數量最多，所以，學術界過去一般以‘郢爰’作為楚國黃金貨幣的代稱”(黃德馨《楚爰金研究》。）郢爰的“郢”，即郢都。1971年3月，江陵紀南城出土了一件郢爰，重175剋，但在今河南淮陽、安徽壽縣和江蘇、山東等地亦出土了大量的金幣，故有學者認為“郢爰的廣泛鑄行，是在楚都東遷以後”(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
爰金取象於龜，除鈐影郢爰”外，還有鈐影陳爰”、“[專阝]鍰”、“鬲阝]爰”、“盧金”等幣文與無字金版、金餅等。以銀為幣，是楚國獨創。1974年在河南扶溝出土了18塊鏟狀銀幣(銀布)(《河南扶溝古城村出土一大批楚金幣》(《文物》1980年第10期))，就是楚國製造銀幣的物證。幣成鏟形，是中原地區貨幣的特點，從此可見楚國與中原各國商業貿易的密切。金銀幣，屬於稱量貨幣，需要切割使用，故非等量貨幣。但它已屬“初級鑄幣”，“充當一切商品的一般等價物的商品”(黃德馨《楚爰金研究》)，反映了楚國商品流通領域的活躍。在金銀幣發展的同時，楚國的度量衡器具已日趨齊備。據《淮南子·人間訓》載，白公勝在奪權鬥爭中，為了籠絡人心，曾以“大鬥斛以出，輕斤兩以內”為號召，可見春秋時期楚國的度量衡已出現了。但在考古發掘中所見到的實物，都是戰國時期的。度器，目前見於考古發掘資料，一是壽縣楚幽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銅尺，二是長沙戰國楚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銅尺，長度分別為22.5釐米和23釐米。量器，主要是在安徽、江蘇等地發掘的幾件銅量器具。衡器，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等地都出土了不少天平和法碼，其中以湖南最多，時間為春秋末至戰國時期。江陵雨臺山410號戰國初期楚墓出土的四枚銅法碼，是已知最早出土的法碼。從出土的法碼看，均為環形，故稱“環權”。出土的環權個數不一，1945年長沙近郊出土的一組環權，共10枚，應是最完整的一套法碼。1954年長沙左傢公山15號墓、1958年常德德山墓分別出土了一件木桿銅盤天平，是迄今所見最完整的兩件天平。
四、城市與交通
隨着社會經濟的繁榮和軍事鬥爭的需要，入戰國後，楚國的城市也有發展。
郢都，是楚國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它地居江湖之會，“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史記·貨殖列傳》)，北聯中原通衢，南憑長江天險，歷來是春秋戰國時期重要城市之一。全城呈方形，東西長4.45公裏，南北寬3.58公裏，城內面積約16平方公裏。土築城墻至今保存完好，城墻高4?米，是我國南方目前所能見到的最大的一座古城遺址。桓譚《新論》說：“楚之郢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為朝衣鮮而暮衣弊。”可見人口衆多，文化發達，經濟繁榮。
除郢都外，陳、壽春、宛、吳等也是楚國的重要都市和商業繁華的城市。其中陳(今河南淮陽)，一直是古陳國的都城，587年。自春秋後，楚國雖三次滅陳為縣，使陳受到破壞，但亦纍纍增築，成為楚國北境的軍事重鎮和南北貿易的樞紐。尤其是公元前278年楚頃襄王徙都於此後，這裏就成為楚國晚期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史稱陳郢。壽春(今安徽壽縣)，是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於此的，故稱壽郢。後春申君黃歇受封淮北，此處為其采邑，故名壽春。《史記·貨殖列傳》：“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壽春是楚亡前最後一個政治、經濟、軍事中心，商業也很繁榮。宛(今河南南陽)，是當時楚國冶鐵中心，亦一著名都會，“俗雜好事，業多賈”(《史記·貨殖列傳》。）吳(今江蘇蘇州)，江東一大都會。其餘如鄢、鄂、上蔡、下蔡等都是歷史悠久、經濟、文化繁榮的城市。
城市的繁華與水陸交通的發達是分不開的。楚國自春秋後水陸交通就逐步發展起來了。如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隨，自己不幸病卒途中，令尹鬥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氵差]，營軍臨隨，行成”(《左傳·莊公四年》)，終於逼隨求和。楚國不僅打通了伐隨的陸路通道，且在氵差]水架橋，其隨軍交通設備也很齊備。又如公元前666年(楚成王六年)，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其後楚成王北上抗齊簽訂召陵之盟，以及城濮之戰、之戰等大規模戰役，車步並用，均說明楚國通往中原車道是相當寬敞方便的。楚國與中原等地的商品交往，也就是沿着這些通道源源不斷地進行的。
戰國時期，楚國的水陸交通隨着版圖的擴大，以郢都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網絡。關於這方面，鄂君啓節銘文提供了有力的說明。
往北，經過鄢、鄧，至南陽盆地(楚國冶鐵基地和北境商業貿易中心宛在此)，然後沿着著名的“夏路”，出方城，通嚮北方諸國(《史記·越世傢》：“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索隱》：“楚通諸夏，路出方城。”)。折東，經象禾(今河南泌陽北境)、焚(今河南遂平)，可達居巢(今安徽壽縣南)，與淮水流域相通。另因漢東之道早已打通，故亦可渡漢水、[氵員]水，經黽塞亦可達淮水流域各地。又從鄧迤西，經丹淅、越武關，可達秦境。
往東，除了上述陸路外，由於水上交通發達，故可沿江東下，至吳越之地，直達東海之濱。往西，《史記·貨殖列傳》指出：“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楚成王滅夔(今湖北秭歸)，是經枝江、宜昌陸路去的。水路則溯江而上，經三峽而通往巴蜀之地。
往南，水上一路，由江入湘，直達今廣西全州西北；另一路由江入資、沅、澧、油(即古油水，源自湖南石門境，東至公安北古油口入江)，至今湖南各地。水陸路是相連的，楚南有洞庭、蒼梧，故今漢湖湘地區，在戰國時早已緊密聯繫在一起了。莊入滇，今雲南、貴州也留下了楚人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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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弁言 | 敘言 | |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歷史與文化 | 第二章 商周時期楚國的建立與發展 | | 第三章 春秋時期楚國的崛起 | 第四章 楚成、穆王爭霸中原 | | 第五章 楚莊王立威定霸 | 第六章 晉、楚並霸與弭兵 | | 第七章 吳破郢與春秋末楚國的復興 | 第八章 春秋時期楚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封建生産關係的産生 | | 第九章 春秋時期楚國文化的發展 | 第十章 戰國初楚國的內外形勢與吳起變法 | | 第十一章 楚宣、威王統治時期楚國的鼎盛 | 第十二章 戰國中後期楚國的逐步衰落 | | 第十三章 楚國的敗亡 | 第十四章 戰國時期楚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 | 第十五章 戰國時期楚國文化的重大成就 | 第十六章 楚國民族關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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