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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演绎 》 话说唐僧 》
求法缘起(3)
冯宝善 Feng Baoshan
季羡林先生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里曾谈到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动机。他说：“玄奘想解决佛性问题，为什么找到瑜伽宗，也就是有宗呢？为什么不找龙树、帝婆的空宗呢？从佛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小乘佛教声言必须经过累世修行，积累功德，然后才能成佛，这就需要个人的艰苦努力。结果有些人望而却步。天国入门券卖得这样贵，不利于麻痹人民，在封建初期小国林立时还能勉强对付，但到了封建大帝国建成，它就失掉了服务的资格，必须及时改变。大乘空宗应运而生，它不要求累世修行，只须皈依三宝、礼拜如来，就能达到目的。这是对一般老百姓的说法，对义学高僧则讲一套‘空’的道理。玄奘所服膺的是大乘有宗，与空宗表面上稍有不同。所谓‘有’，并不是承认物质世界的存在，并不是不讲空，否则就有承认物质世界的可能或嫌疑。但是空宗空得太厉害，什么都空了，物质世界固然空掉了，可是连真如、佛性、涅槃，甚至比涅槃更高的东西也都空掉。这不但对麻痹老百姓不利，而且对宗教家本身，好像也断绝了奔头。有宗在承认我法两空的同时，在否认物质世界的同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真如佛性’的‘有’。这是有其隐蔽的目的的。就拿成佛的问题来说吧，玄奘和他创立的法相宗，既反对小乘那样把天国的入门券卖得太贵，也反对大乘空宗那样连天国都要空掉。他追随印度瑜伽行者派的学说，坚持五种性的主张，就是说，人们对佛理的接受与实践是各不相同的。他反对道生主张的、有《涅槃经》作根据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瑜伽师地论》、《楞伽经》、《摄论》都是讲种性的，玄奘和法相宗也坚持此点。在窥基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法华经》的注解中，他们的观点当然完全相同。……玄奘虽然在成佛的道路上多少设置下了一些障碍，但是他在印度寻求解决佛性问题的结果却是：在当世即可成佛。”（见《大唐西域记校注》）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京城长安来了位中印度那烂陀寺的僧人波颇。波颇在兴善寺译经传法，轰动了长安，佛教界人士纷纷前往向他请教。波颇向长安僧众介绍了印度佛教的情况，讲到了大乘经典《十七地论》以及自己的老师、瑜伽中观学派的当今领袖戒贤大法藏。波颇的介绍，更激起了玄奘西行印度、求取真经的想法。玄奘一心要取得原本的《瑜迦十七地论》真经，用来破释目前国中佛学界所有的疑窦。
生生不息、前赴后继，从来就是中华民族所禀赋的一种伟大的精神传统。在玄奘之前，他的先辈们就已经开始了西行取经的事业。东晋有高僧法显，曾经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起，前后用十四年的时间，周游了当时中亚、印度、斯里兰卡等三十四个国家，在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返还；后秦的高僧智猛，在弘始六年（公元404年）西行，元嘉元年（公元424年）返还；南北朝时期，有高僧智严，曾经西行到罽宾国求法，命丧域外。玄奘决心也要像他的先辈那样，远行求法，利导众生。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春，长安庄严寺大德慧因病逝，大臣萧瑀奏请朝廷，建议任命玄奘接替，为庄严寺住持。这是多少僧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事情，但玄奘拒绝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的西天取经梦还没有实现，他不愿就这样做一个平庸的僧人，浑浑噩噩地了结自己的一生。
玄奘迫切地希望，尽快将自己这一宏伟的理想付诸实施。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志同道合的僧人，于是他们联名上书，希望得到朝廷的允准，拿到出国护照。此时，唐朝建国还不到十年，在隋末战争的废墟上所建起的新政权，内忧外患都还没有解除。就在李世民逼迫自己的父亲高祖退位，自己刚刚坐上龙椅不久，曾发生了东突厥可汗首领颉利率领十万大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攻到了距离京城仅四十里的渭河沿岸的事件。结果是太宗皇帝卑躬屈膝，亲自到敌营求和，答应继续臣服，并增加进贡，才换来突厥的暂时撤军。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论的是实力，此刻的唐王朝还很贫穷，当然也谈不上强大，所以只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势下，对外，便是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封锁边境，免得别生事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玄奘的上书不被批准，正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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