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之行后,梁启超回到东京的家中,正值梁思成出生,所有的不快和郁闷随着浓郁的亲情渐渐消于无荆“吉田宅”中整天充溢着欢声笑语,望着满脸沧桑的父亲、贤惠的妻子、天真的女儿、勤劳的王桂荃、还有“张牙舞爪”的小思成,梁启超心中填满了幸福,脸上泛起了欢乐的波纹。
家庭的幸福,亲人的笑容并没有让梁启超沉溺其中,反而带来了无尽的斗志。他明白,自己的目标不是自己的快乐,而是天下所有中国人的幸福。稍做休息,梁启超和汤觉顿便赶往横滨,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
《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创办于日本横滨居留地139番,介绍民主自由,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成为中国报界的先锋。梁启超去了檀香山后,报社交由麦梦华主持。麦梦华秉承康有为的旨意,凡革命、自由、独立、自主等方面的文章一概不予刊登,梁启超的《印冰室自由书》也不得不停止刊发。由于梁启超的离开,特别是报纸特色的改变,使《清议报》陷入了低迷,完全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引领报界的气势。这种情况让梁启超气愤不已,可在那种情况下显得无能为力。
事隔一年之后,梁启超重返《清议报》,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整顿。1901年10月,复刊《印冰室自由书》,介绍俄国的自由思想,又陆续发表了《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反对奴性,鼓吹革命,号召民众起来为争劝与统治者相等的权利”。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重新振兴了报社,又开始了“执天下言论之牛耳”。
《清议报》将“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作为办报特色,吸收西方文化精华,传播与中华大地,启迪人民心智。梁启超规定该报以维持中国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中国人的学识,发明东亚学术为宗旨,“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 成为刺向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尖刀。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一百号发行,梁启超等在报馆举行了百号纪念仪式,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简直是一种怪闻。当时的中国以保守闻于天下,向来无所谓的祝典,使得这“前无古人”的功绩流离于历史之外,有赞叹而无继述,有率循而无扩充,有考据而无纪念。 三年来,《清议报》经历了无数的风雨,1899年的火灾,1900年的低迷,还有清政府时时刻刻的压制,可以说,《清议报》在坎坷中一路蹒跚走到如今的地步,浸满了梁启超和报社同志的汗水。在百号发行的日子里,梁启超将这一切记录在中国救亡史的一页里,开创了报界的又一先河。
不幸的是,第二天报社又一次遭受浩劫。还在流亡中的慈禧太后因为嫉恨梁启超的言论,再一次买人将《清议报》馆烧了个精光。悲愤中的梁启超愤然写道: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出鹰海更有鹰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廖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这时的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炮火,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逃亡,千年古城被清洗一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8月,和约签定,中国彻底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社会。社会上要求变法自强的呼声越来越高,清廷为了敷衍外界,数下维新上谕,屡次接见外宾,维新的空气日益蓬勃起来。这时,文化思想界也掀起了改革风潮,以适应运动发展的需要。梁启超也在这一时期创办广智书局,约请中国留学生翻译大量西方文献资料出版,供中国学者研究使用。
《清议报》被迫停刊,并没有使梁启超向顽固势力屈服。由于学术界掀起了维新热潮,梁启超为了指导运动的发展,又竭尽财力,创办《新民丛报》成为学术界的一支旗帜。
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每月一日、十五日发行,社址在横滨山下町152番,所需款项均从广智书局所借。
当时的中国报社无非是上书改革言论,翻译西文书籍,并且记事繁简,编辑混杂无绪,管理混乱,犹如一乳牙幼儿四处涂鸦,鉴于此梁启超将《新民丛报》作为引导报界的武器,使之轰动于海内外。《新民丛报》采用西式装订法,一改中国古老的线装书式,封面为套色的中国地图,以崭新的面貌问世。内容上,《新民丛报》采“合中国道德为教育方针”,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辅从,在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的同时,重向国人描绘新中国、新世界的蓝图,激发广大民众潜在的爱国主义感情。可以说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一切都是新的。梁启超在上面发表的名篇《新民说》成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宣言书,至今影响着中国的社会。
梁启超为了宣传西学,大量购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使其成为中国思想启蒙的理论指导。“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中国,新世界。”大量西方著作的引进使得孟德斯鸠、卢梭、伯伦知理、边沁等西方学术巨人踏进了中国,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启蒙火种。梁启超以法国伏尔泰、俄国托尔斯泰、日本福泽谕吉为榜样,如饥似渴的阅读移植西方学术理论,以服务祖国。
《新民从报》的发展突飞猛进,梁启超顿时忙碌起来,为了更好的投入报社工作,梁启超迁家于横滨,每日奋笔疾书,时常每天写五千多字,甚至连三十岁生日也在前往东海道的汽车上度过。梁启超整日文思如涌,感情激荡,《新民说》、《新史学》等作品陆续与读者见面,掀起了一阵惊心动魂的文界“飓风”。《新民丛报》出版后立即引起抢购热潮,发行万余份,还根本不能满足需求,社会上更是翻印成风,“清廷虽严禁不能遏”。
在《新民丛报》蓬勃发展的同时,梁启超又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到文界革命中来,开始倡导“文界革命”,如文学革命,诗歌革命,史学革命等,使整个文化思想界焕然一新,许多报刊如《新湖南》、《新广东》、《浙江潮》等破土而出,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开始倡导使用新文体,使“其文条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同时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翻译外国政治小说,发表国内小说,发起了“小说界革命”,《佳人奇遇记》、《世界末日》、《十五小豪杰》、《新中国未来记》等如清风般沁人心脾,所采用的新文体杂以小说中,“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是年,梁启超开始采用“饮冰子”作为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其中就有那篇有名的《饮冰室自由书》。关于“饮冰子”的缘由,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相传,古代有位叫沈诸梁的大臣,上朝时接受了皇帝交给的重任,事关国家安危,心中万分焦急,回到家中便饮冰水来结心中烦躁。梁启超自号饮冰室主人,以“饮冰室”为书屋,以“饮冰者”自励,告戒自己以国家安危为己任,时刻准备为了革命进行斗争。这也让他的文章充满了爱国激情,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指挥棒。
《新民丛报》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而作为他的实际领导人的梁启超也成为了公认的“执中国舆论界之牛耳者”,这对于常居海外的梁启超来说,不可不为一个奇迹。他的志友黄遵宪这样给予他高度评价: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罗浮山洞中有一猴,一出而成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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