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a Culpa
梁文道每周给我们报告他在牛棚书院读书的心得，功德无量。且说我看了他对阿龙·拉扎尔（Aaron Lazare）《论道歉》（On Apology）一书的介绍后，触类旁通，想到好些与道歉有关的问题。越战期间投掷燃烧弹轰炸越共村落的美军机师，二十四年后与那个当年赤身露体逃生的小女孩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前相遇，这位美国大男人“泣不成声，只能重复呢喃……‘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现已长大的‘小女孩’拥抱着他，用手轻抚他的背说‘没事了，没事了，我原谅你’”。
机师是军人，服从是天职。错的是美国政府。他感受的罪恶感，只是guilty by association。女孩原谅了他，他应感到天主教徒告解后的快乐。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 1913～1992）在犹太人公墓前为自己民族的罪行求“异族”死难者宽恕。我相信，犹太人中的幸存者看到这场面，也会感动，说不定在心里也会呢喃地对他说：“我们原谅你。”
犯了错，伤害了别人，道歉是应该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那位谋杀了高利贷老妇的大学生受了妓女索尼娅（Sonia）感化，在被解往西伯利亚前突然向她跪下，承认罪行，承认这老太婆虽然是个对社会全无贡献的“废物”，也是一条生命。从文学作品看，中国人的“忏悔意识”非常薄弱。正如刘再复与林岗在《罪与文学》中所说，百年来我们作家的“忏悔意识”仅限于呼唤拋弃父辈旧文化的启蒙意识，“最根本的落脚点还是在社会，而不是在灵魂”。Mea Culpa， mea maxima culpa，这两句拉丁文的中译是：告我罪，告我大罪。听来的确有点不像中文。《甲申年纪事》
李皖在《黄，黄，中国背影渐去》一文中说：“文学上，这是董桥的时代。”李皖的文章载于2005年5月号的《读书》月刊。香港出版物内销大陆，令读者如醉如痴的，当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听说李碧华的生死传奇也很受欢迎。武侠小说高潮迭起，让读者难解难分。李碧华《胭脂扣》类型的小说，有《夜雨秋灯录》的韵味，只不过她写的是白话文。他们的“异国情调”文字，对大陆读者应有相当的吸引力。
散文不像小说，没有什么关子可卖。不管你是写随笔、杂文还是小品文，一落墨就得跟读者赤裸裸地以文字坦然相见。董桥的作品有大陆读书人争相传诵，自有其异于凡品的地方。几年前我写过《文字是董桥的颜色》一文，借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的话说有些作家的声音特别具魅力，你初听时可能不习惯，甚至会抗拒，可是最后还是不知不觉地“忍不住一再侧耳倾听。虽然我们说看某作家的作品，是为了认同他们言论的观点，但事实上，我们是为了欣赏他们独特的文字风格才去读他们的作品”。
董桥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书，越出越精致。《甲申年纪事》封面素朴淡雅，直是珍藏本；内容集古趣新知，文字迂回幽冷，如风入寒松，是我一向喜欢侧耳倾听的声音。
傅校长
在董桥的《甲申年纪事》中看到《粹然儒者傅斯年》一文，撩起一腔前尘旧事，但大半属传闻。我进台大念书那一年，是1956年，傅校长已作古五年多了。听说他是1950年年尾在答复基隆市一位议员的质询时，被活活气死的，死于脑溢血。这位议员的名字好特别，叫林番王。
傅校长1949年初出掌台大，治校不到两年就逝世了，很难说他在任内建立了些什么校风，不过五六十年代的台大教授，有不少是北大来的，说台大继承的是北大自由学风，不算牵强。傅校长疾恶如仇，在抗战时期因说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而名闻遐迩。有这样的校长，才有“那样”的殷海光。
傅校长走后，接班人是教务长钱思亮，就是“台静老说傅先生最器重的钱先生，称赞他是‘粹然儒者’”。如记忆没错，钱校长念的是化学，在美国伊利诺伊（Illinois）大学拿的博士学位。钱校长在军政时期的台湾，力抗政治势力入侵校园，保存了一些最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钱校长离任后，阎振兴上台，起高楼，宴宾客，但对老校友而言，感觉是不一样了，也许因为阎校长不是什么“粹然儒者”。
我“耳食”得来有关傅校长的“逸事”，倒没有提到他没钱买烟丝，“常把新乐园的烟丝剥开了装在烟斗里抽”。堂堂大学校长，竟买不起烟丝，真是人间何世。说不定他剥开来的纸烟，还不是董桥学生时代抽的廉价新乐园。傅校长抽的，恐怕是更低档的珍珠牌吧，听说是用榨汁后的甘蔗秆炼成的。也还听说，傅校长常办公到深夜，肚子饿了，就信步踱到新生南路那一带的路边小吃摊子，坐在刚从图书馆走出来的同学旁边，吃一碗牛肉面或什么的。傅校长，真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