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革命，亦从新军发起。
早在1906年，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成立，支部长是郑祖荫，总干事为林斯琛。同盟会福建支部创办了机关报《建言报》。
福建新军原是左宗棠旧部湘军改编而成，设誓编陆军第10镇，镇下属2协4标即第19、20协，第37、38、39、40标。其中第19协始终未建立。第10镇统制是孙道仁，孙道仁是名将孙开华之后，是个绔绔子弟。他并未受军事教育，于军事诸多隔膜，只是承袭父职。他的部下重要军官，大多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色彩较新。第20协统领许崇智字汝为，1886年出生于广东番禺，入福州船政学堂，后保送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毕业归国后，历任福建武备学堂教习，总教习，擢新军10镇40标标统，迁20协协统。
同盟会运动新军下层士兵起主要作用的人是彭寿松。彭是湖南长沙人，他的父亲早年以武弁随左宗棠入闽。曾在台湾任武职，后病死在福州。性格豪侠、好用意气的彭寿松早年加入哥老会，曾当过福州缉私局局长，后由林斯琛介绍加入同盟会。他认为革命须靠武力辑实证主义的派别。以莱欣巴赫和亨普尔（CarlGustav，争取武力必须从军警下手，便建立军警同盟会，运动新军。彭既湘人，又湘军将门之后，且系哥老会中人，故游说较易。军队中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很快。
1911年11月1日，林斯琛去武汉、上海联络后回到福州。他同郑祖荫、许崇智以及40标统带林肇民、炮兵营管带萧奇斌等，在南台白泉庵开军事会议，策划起义。虽然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已转为革命力量，但镇统制孙道仁尚未争取。林斯琛通过英商乾记洋行买办蔡展庞，劝告孙道仁。孙先是犹豫不决，后见省内外形势剧变，才表示赞成革命。
5日晚，郑祖荫、林斯琛、许崇智、彭寿松、孙道仁、刘通等人在一艘停泊在魁岐江面的夹板船上讨论和部署起义，孙道仁即宣誓加入同盟会。
闽省清廷旗人将军对该省新军防范较严，已将药库子弹悉行搬入旗界，新军军士每人只有四五发子弹，难以发难。幸好驻守屏山军械库的员兵多已加入军警特别同盟会，便偷凿墙垣世”、“升平世”、“太平世”。西汉董仲舒首先提出：“春秋分，于6、7两日晚，将子弹秘密运出。
孙道仁于8日发出密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彭寿松为先锋队和差遣队指挥，于当晚向于山发起总攻。洋枪队由刘通等率领，保护领事馆区和外侨，并占领银元局、厘税局。
当日晚上，许崇智率队进入于山。于山俯瞰旗营，为必争之地，旗军失此先着，成为困守一隅之局。福州将军朴寿所部八旗捷胜两营，官兵2500人，起义军5000余人，兵力强，地势利。
9日拂晓5时，号炮鸣响，起义军开始进攻。炮兵集中火力轰击福州将军署，满人死伤颇多。中午11时半，清军势不能支评论人物由具体之品评转到抽象之议论，开启魏晋清谈之风，，士无斗志，在城上竖起白布降旗，上书：“将军出走，停战议和。”起义军怕他们诈降，置之不理，继续炮击。下午2时，清军又在于山天君殿前门的标杆上，挂一面白布阵旗，上书：“请求停火，愿将全部缴械乞降。”
许崇智见到白旗，即命停火。一个旗营官员，手持粉纸白旗，上书“献械乞降”四字，挑夫随其后，挑着步枪机柄数担。
翌日8时，八旗都统胜恩率领八旗兵1300余人，到南校场指定地点参加受降仪式。每人得银洋一元，遣散。福州将军朴寿在押送途中被起义士兵乱刀砍死。闽浙总督松寿吞金自杀。
彭寿松集合同志，进总督衙，议定组织军政府，众人举孙道仁为都督。都督府设参事委员会，掌管民政吸收编辑部成员问题上发生分歧，列宁于1903年11月1日，推彭寿松、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10人为参事员。彭寿松为会长。
都督府成立，13日举行都督就职典礼。郑祖荫代表同盟会授予孙道仁都督印信，文为“中华军政府闽都督之印”。孙道仁接印，张贴就职告示。参事委员会稍后改为政务院，彭寿松为院长，郑祖荫、林斯琛为副院长，许崇智为第1师师长。那些立宪派人士，也参加政府组阁，原谘议局议长高登鲤任民政部部长，副议长刘崇佑任次长；另一名副议长陈之麟任财政部部长，谘议局秘书长林长民任外交部长。
贵州起义却是另一番气象。起义前有两大组织在活动，一个是自治学社，一个是历史研究会和它的外围组织皇汉公。
自治学社的领导人是张百麟。
张百麟贵州贵阳人，原籍湖南长沙，一名景福，字石麒。1902年，23岁赴日本，肄业于早稻大学法政速成科。次年归国，他父亲给他捐了个通判，并在1907年上半年考入贵州法政学堂，成为官班的学员。这一年他和钟山玉、黄泽霖等组织了自治学社。张百麟在成立大会上演说：
“我辈对于瓜分警告，不在于痛哭流涕，惟在讲求救亡方法。据不佞愚见，我辈现今保国，当用国民责任说，将来立国，当用国家主体说。故研究结果，首以国民责任为大前提，借以唤起一般人之责任心。即以个人自治为起点，以地方自治为延长线，以国家自治为最终点。”
学社社章规定：“本社名曰自治学社。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性，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
学社向官府立案，得到批准。
1909年9月，自治学社筹办的《西南日报》出版，张百麟任编辑。扩大了学社的影响，学社社务发展很快，社员逐渐增多。从1907年至1911年五年间，他们派出干部到各县活动。时值清政府宣布筹办地方自治，各县自治学社得以比较顺利地成立起来。贵州全省府、厅、州、县64个，有47个建立了自治学社。全省学社社员达1·4万余人。
自治学社在贵阳已有相当大的势力。1909年，贵州省谘议局成立，有议员39名，自治学社社员却占去33席。自治学社社员谭西庚选为副议长；常驻议员办事处书记长，也是社员周培艺担任。后来议长辞职，谭西庚被补选为议长，朱焯、龚文柱为副议长。整个谘议局全被自治学社控制。
由于形势的发展，自治学社趋于革命。张百麟写信给东京中国同盟会贵州主盟人平刚，表示自治学社愿加入中国同盟会，得到同盟会总部的批准，自治学社加入了同盟会，张百麟为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自治学社的势力遍及军、政、学各界。
历史研究会是由贵州陆军小学堂学生席正铭、阎崇阶、江务滋、刘莘园、田子玉等，于1908年4月发起建立的。其会员除陆军小学堂学生外，还有公立中学、优级师范选科等学校少数学生参加。会址设在陆军小学堂内，由席正铭负总责，阎崇阶、刘莘园、田子玉、江务滋及公立中学学生何器之协助。一二个月内，发展会员数十人。
席正铭等考虑：革命要拚命，要流血。学校的学生，对宣传革命，组织革命，虽然能取到较大作用，但毕竟不能希望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要执干戈与满人决胜负，不能不预筹大批武装斗士和英雄豪杰。他们便决定联络新军。
贵州新军只有常备步兵第1标，标统由镇江人袁义保担任，其余管带、队官、排长，湖北籍占居多数。兵员注重土著，新军头目和士兵，90％以上便都是袍哥阶级。袍哥某些规章习惯俗不可耐，高尚人士尝诋毁他们为下流、自好者，雅不屑为。
历史研究会与新军联络，两全之道，只有自立公口。他们便在贵阳城内王家巷朱勇烈公祠，成立“皇汉公”码头，同新军士兵联系，也兼顾绿营、巡防营、帮会、社会人士的联络。“公口”由席正铭任“大爷”，掌“码头”。席早年在家乡沿河县参加过哥老会，有基础。阎崇阶、朱绍再任正副“钱粮”，刘莘园、江务滋、朱导江任正副“管事”。
他们很快联络了新军中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如正目杨树青等。标部的两个密查金渭滨和庄鹏程也被他们联络，金、庄既是贵阳有名的袍哥，又是标统袁义保的耳目，他们转而帮助拉拢贵阳城内外的各个公口，使皇汉公的活动得到蓬勃发展。
席正铭、刘莘园、江务滋等于1909年毕业于陆军小学堂，去武昌陆军中学堂就读，并在那里加入同盟会。席正铭离开贵阳，历史研究会和皇汉公两个组织由阎崇阶、何器之负责。皇汉公公口也由朱勇烈公祠移入陆军小学堂内。有人认为皇汉公的“皇”字含义不明，遂改名为“汇英公”。
阎崇阶于1911年从陆军小学堂毕业，去武昌陆军中学堂升学，江务滋因病从武昌退学，转回贵阳，被陆军小学堂总办派为助教，历史研究会和汇英公便由江务滋、肖道生、莫纪莹等主持，新军方面由谭梦芝、康俊武、张伯西、庄鹏程、金渭滨负责，文学校仍由何器之负责。
武昌首义消息传到贵阳，张百麟召集会议，作紧急部署，先成立10人委员会，总揽起义计划，以张百麟、黄泽霖、胡刚等人为委员，委员会下设三个委员会：一、军事委员会，以张百麟为委员长；二、民政委员会，以周培艺为委员长；三、交涉委员会，以谭西庚为委员长。召集会党、联络学界、军界、警界，同陆军小学、新军联系，准备起义。
张百麟去标统袁义保家，道：“如各省纷纷起义，贵州恐亦不免。只有负重望的人出来领导，则地方少糜烂。为达到贵州和平独立，愿推义保为都督，如湖北黎元洪故事。”
袁义保以为贵州贫困，独立后军饷将断，军政两费，支用繁多，无法应付，辞不愿就。双方约定各不泄露而散。11月3日晚，自治学社决心发难，发出动员令。
陆军小学堂总办姜若望下令收缴学生枪枝入库，学生们跃跃欲试，伺机而起。
贵州巡抚沈瑜庆调动外地巡防营来省，防范陆军小学堂和新军，并加调最反动的兴义黄草坝团防营刘显世营来省城，10天就可到达。
陆军小学堂江务滋等得到消息，议定11月10日前后发难。11月3日是星期日，陆军小学堂200多名学生放假，纷纷出校到新军营内活动。中午回校后，众人喜形于色。晚上自习时，三三两两在讲堂上或自习室内谈论起义之事，不料被值星学长毛凤岗察听，令学生肖道生、莫纪莹、雷世魁等，到值星官室内拍桌怒骂。肖道生说出实情，并劝导毛凤岗参加起义。
毛凤岗即跑出向总办姜若望报告。
江务滋等觉得此时纵欲罢手，也不可能，随即决定乘校中没有官长机会，立即行动，破库取枪，于是全体学生直冲库门，各自拿枪在手，但子弹一粒也没有。学生们便磨利了刺刀。准备战斗，并推江务滋、肖道生、雷世魁分赴城内和南厂新军告急求援。
姜若望和队长阮俊斋赶到学校，被学生看守起来。清军巡防营胡锦棠部把陆军小学堂包围起来。
江务滋来到南厂新军1标营中告急道：“陆军小学同学已于晚间8时发动起义，现在被巡防营胡锦棠部包围，情势危急，特来请求新军兄弟们火速援救。”全标骚动。
标统袁义保赶来，集合全体官兵训话：“军人以绝对服从为天职，……”
他的话还未说完，杨树清在队伍中朝天开了一枪，并喊道：“我们不能再‘绝对’了！”队伍顿时哗变。
标教练官杨荩诚站出来表示支持陆军小学学生，他口述命令，分派各营任务。
杨荩诚是四川秀山县人，秀山与贵州的松桃县为邻。他初进武备堂，后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贵州供职。初任营务处帮办，后调任陆军小学堂总办，兼任新军教练官，职位相当于副标统。他为人忠厚老成，思想进步，对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士兵，爱护备至，受到学生和士兵们爱戴，众人服从他的指挥。于是，队官赵德全立即率部出发，将包围陆军小学堂的胡锦棠部监视起来。
新军前哨向胡锦棠部逼近，胡部被迫撤离。杨荩诚命令赵德全部立即入城，直捣大兴寺军械库，夺得800余枪支、子弹多箱。枪支和子弹分别配给驻马棚街的新军徒手队和陆军小学堂学生。这时已是4日拂晓。
杨荩诚率陆军小学堂学生和新军部队，由大南门入城，直趋谘议局。
贵州巡抚沈瑜庆得知新军哗变，便打电话询问，接话人谎称袁义保已被起义部队枪毙，南厂新军营内尚在混乱之中。
沈瑜庆惊慌地下令：
“炮兵向新军营地和陆军小学堂两处轰击。”
炮兵队回答：“所有炮闩已被人盗走，尚在追查。”
沈瑜庆又令抚署卫队加强防守。卫队管带彭尔坤表示：“若土匪妄动，则卫兵持枪配弹准备以待久矣，若谘议局与学生及军人起义，卫兵已共表同情，不能战也。”
沈瑜庆见大势已去，便派巡警道贺国昌、劝业道王玉麟为代表，找谘议局议长谭西庚和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谈判。双方商定由沈瑜庆通饬全省文武官员，宣布辞职，交政于民。民军保护官吏及眷属生命财产；库储、卷宗及一切公用房屋器具悉数移交，不得损坏、隐匿或遗失；教民、教堂、教士及外人生命财产，由民军负责保护。
沈瑜庆交出巡抚印信后，离开贵阳，经汉口去上海。
谭西庚、张百麟以谘议局名义，召集各界开会，商定成立军政府事宜，会上推选杨荩诚为都督，队官赵德全为副都督。又决定成立枢密院，张百麟为院长，贵州城内第一巨富、宪政派任可澄为副院长，周培艺为行政总理。
贵州省军政府各机构的权力和分工，与其他各省不同。各省都督总管全省军政、民政事宜。贵州军政府组织大纲却规定：都督专管军事；行政总理主办民政；枢密院策划军事，指导民政。11月7日，军政府将谘议局改为立法院，谭西庚为院长、朱焯为副院长。
新军和陆军小学堂在起义中起了决定作用，但在成立军政府时，只得到了权力有限的都督职位，无力影响局势发展。在独立后，反而显得无所作为，变得无声无息，被自治学社派和宪政预备会派排挤。
宪政预备会议派则由与官场互通声气的名士名绅组成，主张接近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最有影响的人物是何可澄、唐尔镛、于德楷、华之鸿等。
起义前，自治学社派与宪政预备会派为争夺谘议局席位相斗，宪政预备会派失败，在谘议局内只得到了几个席位。
军政府成立后，内部矛盾与倾轧随之而起，杨荩诚与枢密院、立法院时生摩擦，而赵德全不能同杨荩诚融洽合作，且受宪政会挑拨，摩擦遂愈扩愈大。张百麟又与赵德全策划锄杨。
杨荩诚终是老实之人，不善政治斗争，表示亟欲求去之意，众人以杨既愿退，遂决定以第2标第3标共编1混成协，由杨率领援鄂，都督名义仍旧，赵德全代行都督职权。第1标已由叶占魁率领援川，杨荩诚又带去两标援鄂，贵州军队全部离境，陆军小学堂学生也有一批学生随之赴外地，省内革命军事力量顿见空虚。
自治、宪政两派的矛盾又速上升。宪政派没有兵力，自治派在新军中的基础也很薄弱。张百麟便以黄泽霖为五路总统，广招游民，组织哥老会。新成立的哥老会，月必数起，开山堂时必迎一次帅印，敲锣打鼓，会员多穿戏装，头扎包巾，两缕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配刀剑，招摇过市。这些人品质复杂，在城里估买估卖，抢劫居民。弄得人心惶惶，居民不敢出街买物，夜里不敢脱衣而睡。
宪政派见自治派势力日增，便窃窃自危，也照搬自治派的办法，开公口，以陈钟岳为正龙头，陈廷芬为副龙头，组织斌汉公，与自治派对抗。
那些未离境的新军士兵在混乱中到都督府大闹，声言他们的官长杨、赵都当了都督，只是他们没有着落，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都督府无奈，便成立军官团，凡士兵都升为官长，承认他们按月照官长支薪。于是军官突然增加了数百名，每日无所事事，租房子，娶太太，盛极一时。而哥老会丢拐子，作高揖，行见面礼随处可见。
贵阳城内乌烟瘴气之时，宪政派头子任可澄、封建团练头子刘显世同云南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戴戡密议，让戴戡回滇策动滇军唐继尧部，以借道贵州北伐为名，入贵阳。
1912年3月1日，五路总统、自治派领导人黄泽霖，被宪政派出金收买的叛兵所杀。
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唐继尧于次日率部突然进入贵阳，大肆屠杀。张百麟、赵德全外逃。滇军对自治学社骨干按名册捕杀，已投降的黔军1700人被押赴螺丝山，用机关枪扫射，尸骸成丘，血流成河。赵德全也被唐继尧派人捕杀。
唐继尧随即接任贵州都督，戴戡、任可澄为参赞，刘显世为军务部长。贵州落入唐继尧和贵州宪政派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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