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洲回来,夏多布里昂结婚了,然后参加了流亡者的军队。行军中,他们来到特莱夫(今名特利尔,是诞生过马克思的德国城市,1815年前曾经属于法国),夏多布里昂“看见了俄亥俄的无名废墟之后又看见了罗马废墟”,他称之为“一大乐趣”。他说:“我在一座罗马的圆形剧场的残垣断壁中重读并修改一段关于森林的描写《阿达拉》的一个片段,这样来准备征服法兰西。”他那个时候就想到以《阿达拉》来征服法兰西,未免太早了,这显然是后来写作回忆录时的口吻。这支四分五裂的队伍在第雍维尔遭到重创,夏多布里昂受了伤,患了病,跌跌撞撞地穿过了比利时。这支小小的部队由贵族组成,虽然说是勤王,但是也没有忘记等级,夏多布里昂不由得感叹道:“系于同一事业、面临同一危险的人们仍然继续着由丑恶的标志表示出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平民百姓,因为他们的牺牲没有搀进任何个人的利益。”他离开了比利时,来到伦敦,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他籍籍无名,又身无分文,只好以翻译和教授法文为生。于是,他“白天翻译,晚上写《革命论》”,日子过得也不无乐趣。他说:“我的贫困和别人的富有、我的无依无靠和别人的熙来攘往之间的对比,使我感到愉快。”他在小城本盖的英国牧师艾福斯先生家里教授法文,先生的独生女儿,15岁的夏洛特爱上了他,可是他不能接受,因为他已结了婚。他的心受到了重创,他说:“在我所经历过的痛苦中,这一次最伤心,最剧烈。”倘若娶了夏洛特,他在人世间的角色就会改变:“隐居于大不列颠某郡,成为一个以打猎为乐的绅士;我的笔下不会写下一行字;我甚至可能忘记我的语言,因为我用英文写,我的头脑中的思想开始用英文形成。”一个法国流亡贵族成为一个英国绅士,对于夏多布里昂来说,这样的前景颇具吸引力。他早就想过“平静的日子”了,他不愿过落在他头上的“动乱的日子”。他问道:“帝国,复辟,分裂,法国的争吵,这一切与我何干?”他怀疑:“我肯定有真正的才能吗?这种才能值得牺牲生活吗?我能超越我的坟墓吗?如果我去了冥间,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变化中,在一个改变了的、忙于别的事情的世界上,还会有一个倾听我的公众吗?我会是一个过时的、为新一代所不理解的人吗?对于倨傲的后世来说,我的思想、感情、甚至风格会是一种无聊的、陈旧的东西吗?我的影子可会像维吉尔那样对但丁说:‘我是诗人,我歌唱!’?”不过,我们得承认,他如果接受夏洛特,他将使英国多了一个默默无闻的绅士,使法国失去一个伟大的作家,的确会使他的国家“蒙受很大损失”,至少会使今天的读者少了许多阅读的乐趣。在流亡英国的期间,夏多布里昂写了两部著作:《革命论》和《基督教真谛》。在第一部著作中,百科全书式的怀疑主义和模糊的宗教惶惑交织在一起,他一旦得知母亲去世,立刻“恍然大悟”,并开始写作第二部著作:“从《革命论》的怀疑主义到《基督教真谛》的确信无疑,不需要花很大力气。”母亲的死使他又回到了童年时的信仰:“我的信仰发自内心:我哭了,我就信了。”
1800年5月,夏多布里昂顶着一个假名字,回到了法国。他又见到了先前的朋友德?封塔纳、儒贝尔等人,并结识了拿破仑的弟弟和妹妹,更为重要的是,他能与在流亡中认识的德?博蒙夫人重叙友情。女人,或者说沙龙女主人,是革命前的法国的一支重要的幕后力量,足以造成一个人的名气,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声望。夏多布里昂的成名得力于女人不少,其中就有德?博蒙夫人和后来的雷卡米夫人。这种使男人成名的力量来自于贵族的“文雅”,但是,夏多布里昂后来回忆说,在革命后的法国,“这种文雅已经不复存在,那是教育的结果,经过运用变成了性格的力量”。1801年4月,他出版了《阿达拉》。《阿达拉》原本是《基督教真谛》一个片段,作为试探气球,夏多布里昂先把它在法国出版了,结果造成了轰动。“帝国时期的文学本属古典派,乃是一个返老还童的老太婆,看一眼就让人够够的了,《阿达拉》应运而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作品”。总之,“旧时代排斥它,新时代欢迎它”。夏多布里昂成了名人,出于拿破仑的妹妹的干预,他的名字也从流亡者的名单上被划掉了,但是他“生性孤僻”,总是怀疑自己的才能,他竟能够在“陶醉”之余保持“谦卑”:“我逃避我的地位,我躲避行人,竭力打掉罩在我头上的光环。”接着来的是《基督教真谛》,除了复兴基督教的意图之外,这部著作在文学上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提出了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把“忧郁”作为文学的第一要素,要求文学表现“模糊的思慕之苦”和孤独感。他说:“我是在我们的庙宇的残砖断瓦之间出版《基督教真谛》的。忠实的信徒以为自己获救了:当时人们有一种信仰的需要,渴望着宗教的慰藉,因为这种慰藉已被剥夺有年了。为了克服经受过的诸多对立,需要多少超自然的力量啊!多少被肢解的家庭需要在人类的父亲身边找回失去的孩子啊!多少破碎的心和孤独的灵魂为了治愈呼唤着一只神圣的手啊!人们冲向天主的家,就像传染病流行时冲向医生的家。我们的动乱的牺牲品(有多少种不同的牺牲品啊!)逃向祭坛;溺水者抓住岩石,以图获救。”《基督教真谛》所呼唤的舆论有力地支持了拿破仑的意图,夏多布里昂也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勒内》(《基督教真谛》的一章)所诊断的世纪病的时代特征,开创了以忧郁为灵魂的浪漫派文学,但是,夏多布里昂对诗人和小说家们把痛苦普遍化却感到忧虑:“一群群诗人勒内和散文家勒内已经泛滥成灾:人们听见的尽是些悲哀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除了风和暴雨、对着云和夜倾诉的无名之痛苦,别无其它。没有一个无知的学生从学校里出来不幻想着成为最不幸的人;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在16岁上已经耗尽了生命,自以为饱受自己的天才的折磨;没有一个不在自己的思想的深渊里放纵于模糊不清的激情;没有一个不拍打着自己的苍白而脱发的额头,不用一种不幸让那些目瞪口呆的人吃惊,这种不幸他不知道叫什么,那些人也不知道。”更使夏多布里昂感到忧虑的是,拿破仑终于意识到《基督教真谛》所宣扬的宗教观念与正统的君主专制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一起来了。夏多布里昂骄傲地说:“我喜欢感觉到他的利爪。”终于,他在罗马大使馆任职一年之后辞职了,借口是夏多布里昂夫人的身体欠佳,实际上是拿破仑处决了一位公爵。对于政治来说,文学是一把双刃剑。聪明的政治家理解这一点,所以能趋利避害,一方面借用文学来打造有利于己的舆论,一方面竭力遏制文学本性的发挥,而文学的本性是自由。但是,聪明的政治家只是一时的聪明,当他压制文学的本性的时候,他就开始走上了失败的道路。因此,1807年秋,夏多布里昂在巴黎西南郊的奥尔内村“买了一栋园丁的房子”,在此隐居起来。夏多布里昂的新住所在一个叫做“狼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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