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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 》 考古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解密記 》
第二章 在新世紀的光照裏(5)
嶽南 Yue Na
能匹敵，但由於是科學發掘所獲，與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價值。安陽殷墟所經歷的近9個年頭的發掘，完全是由中國考古學家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的。當時社會環境極不安定，土匪肆虐橫行，發掘工作時常需要武裝士兵的保護。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殷墟發掘仍然取得了極為輝煌的成果，中國古史上偉大的商代文明由此顯耀於世，並為世人所廣泛矚目。
殷墟前15次發掘的資料於1949年大都運到了臺灣，從此殷墟的資料和研究人員天各一方，難以團聚。後來在臺灣的資料由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高去尋等主持整理，先後出版了《小屯》、《侯傢莊》等多捲本考古報告集。
從1950年開始，殷墟重新恢復了係統的科學發掘，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主持發掘了王陵區內著名的武官村大墓。隨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後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於安陽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在30平方公裏的殷墟保護區範圍內，田野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一直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每隔幾年，便有新的成果出現。
殷墟從發掘之初，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商代社會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誠如李濟所言：“隨着安陽發現的公開，那些疑古派們也就不再發表某些最激烈的鬍話了……安陽發掘的結果，使這一代的中國歷史學家對大量的早期文獻，特別是對司馬遷《史記》中資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復了信心。在滿懷熱情和堅毅勇敢地從事任何這樣一種研究工作之前，恢復這種對歷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許，正是懷有這樣一種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又一次浮出地面。
鄭州商城的發現
同世界上許多偉大發現一樣，鄭州商城的最初發現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戲劇性。
1950年，剛剛從戰爭的硝煙和炮火中擺脫出來的鄭州人民，又開始在廢墟上建造新的傢園。此時，鄭州南小街小學一位叫韓維周的教師，於教課之餘，經常到舊城四周新開挖的工地邊轉悠，目的是尋找地下出土的古物。當然，他尋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為了收藏和研究。韓維周原為河南鞏縣馬峪溝村人，自幼對古器物頗感興趣，早年曾作為一名技工參加過安陽殷墟的發掘，並隨考古人員學到了一些考古和文物保護知識。抗戰期間在村小學任教，抗戰勝利後到縣政府任參議，後到鄭州南小街小學任教。他一度出任過河南省古跡研究會會員、鄭州文物保護委員會委員等，對文物有一定的鑒賞力和研究能力。正是基於這樣的條件和職責，纔使他下課之後，總是到離學校不遠的舊城施工工地轉上幾圈，看有沒有文物出土。也就在這段時間裏，他發現了許多以前未曾見過的陶片，尤其在鄭州煙廠工地，發現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韓維周將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來，經初步分析研究，認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地點可能是一個商代的遺存。如果真是商代的遺存，那就非同一般，說不定會産生第二個安陽殷墟。想到這裏，韓維周便嚮剛剛成立的河南省文管會(時在開封)作了書面匯報。
河南省文管會接到報告後，迅速派出安金槐、趙金嘏、裴明相等三位專職文物幹部赴鄭州調查。當三人來到韓維周的住室時，衹見滿屋都擺着各種各樣的陶片，活像個陶片博物館。韓維周的見識和對文物保護事業的責任感，一時讓三人大為感動。
調查結果表明，鄭州二裏崗與南關外一帶確實是一處商代遺址。為了做到更有把握，他們分別把調查情況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與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並請派專業人員前來復查。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報告後，先後派專傢到鄭州作了實地考察，進一步證明二裏崗一帶的遺跡是一處很重要的商代遺址，並認為這是河南甚至是整個中原地區繼安陽殷墟之後，發現的又一處商代遺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陽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遺址。由此，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很快引起了國內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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