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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 》 我是湖南人 》
第16節：不重名利重功名(2)
王紀卿 Wang Jiqing
屈原的精神有一個層面叫做忠君愛國，深深地影響着入朝為官的湖南人，包括清末的曾國藩。這個層面強調對君主的忠心，至多衹能容得下受委屈的牢騷，而容不下反叛的精神。因此，屈原至死也不恨楚懷王。而曾國藩在勢力最強盛的時候，儘管有一個王闓運運用自己畢生琢磨出來的帝王學，竭力勸說他與清廷分庭抗禮，甚至與太平天國聯手，替漢人出頭，滅了愛新覺羅傢族，但曾國藩為了保持一生的“清譽”，認為不能聽信王闓運的勸告，而連聲對他呵斥道：“狂妄！狂妄！狂妄！”
曾國藩並非對王闓運的勸說毫不動心，他的軍隊在攻占集賢關後，將近一個月沒有進攻安慶；在攻下安慶之後，他又遲遲不肯東援；這些也可以解釋為他在給朝廷臉色看，但至少也說明他對朝廷不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惱火。他沒有像屈原那樣對朝廷懷有幽怨，他不會像手無兵權的三閭大夫那樣對朝廷的態度像婦人一樣軟弱。而他在與王闓運長談之後夜不能寐，就衹能說明他正在內心做一種選擇了。
曾國藩在忠君和造反之間選擇了前者，很明顯的一個原因是：他的軍隊是在鎮壓造反者中起傢的，他本人以“正統”自居，因此他很難在短時期內完成從鎮壓造反者到造反者的角色轉換。當然還有其他許多復雜的原因。有人說，他信奉儒傢思想，怎樣和信奉上帝的太平軍合作，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有人則說，他是被聖人禮教的浮名所纍。還有人說他的選擇是基於一種民本思想，他希望國傢早日恢復安定，因為有那麽多洋人對中國虎視眈眈。他認為中國必須在和平環境中興起洋務運動，增強國力，改善民生。
把忠君和愛國相提並論，衹是湖湘文化的一個層面。在另一些層面上，隨着唐宋貶官文化在湖南與屈原的情懷相結合，形成了一些氣候，湖南人就有了憂國憂民甚至叛逆的心態。隨着時代進步，屈原與曾國藩身體力行的忠君，與愛國主義發生矛盾的時候，就被後來的湖南革命黨人勇敢地揚棄。因此，湖南成了一塊革命的熱土。
湖南人在和平歲月滿足於種田與讀書，很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在兵荒馬亂的亂世，則忙於博取功名，對於財利的追求，就衹好放在一邊了。耕讀文化與功名精神，都貫穿着始於屈原的愛國主義和血性的遺傳，因此無論在哪一種世態下，湖南人的心態都是積極的。耕讀文化是比較靜態的，但因為讀書，湖南人即便在靜態中也總是有一顆蠢蠢欲動、不甘寂寞的心，而功名精神則是一種劇烈的動態，湖南人在這種形態下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負。這兩種形態的生活方式，可以隨着世態而轉換和調整，卻不會割斷其內在的一脈相承。
清代以前，湖南人在耕讀文化的形態下生存了很長的時間。隨着歌頌湖南山水的名人增多，隨着湖南出人才的現象得到外省人的肯定，湖南人心裏逐漸多了些自誇的豪情。中華民族兩個始祖的陵墓都在湖南，七次大的移民帶來了域外的文化，使湖南人潛移默化了。湖南人的寂寞在悄悄地緩慢地解凍。在這個過程中，人才的基因通過一代又一代的遺傳和教育增強着它的信號，直到博取功名的時機來臨，人才便如火山噴發一樣潮涌而出。
左宗棠的個人經歷，仿佛是湖南人才現象的一個縮影。左宗棠在和平年代，是個高才博學卻屢試不中的書生，恨透了科舉制度，在老傢教書為生。他懷才不遇，衹得在傢中關註國傢大事，尤好鑽研地理氣候，以“當今諸葛亮”自許。他到四十多歲還是一介布衣，衹能選擇耕讀文化下的生活方式。但是，當太平軍打到湖南來的時候，他就得到了博取功名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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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書海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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