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转战中原的3路大军,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在1948年3至7月,先后攻克了国民党军强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洛阳、开封等城市,进行了宛西宛东、睢杞、宋河、襄樊等战役,共歼敌16万人。山东地区的解放军,连续出击胶济线,津浦线和潍坊、兖州和济宁地区,歼敌15万,使山东省除济南、青岛、临沂等少数据点外,全部解放。华北解放军于3—4月份出击察南、绥东、冀热辽和平保线,5月攻克晋南重镇临汾,晋南完全解放。
5月上旬,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华北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兼华北军区政委,聂荣臻为第三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分别为军区第一、二、三副司令员。华北又成立野战军第一兵团,徐向前兼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央赋予徐向前一兵团的任务是:发起晋中战役,在晋中打阎锡山,直至攻克太原。徐向前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晋中战役。
阎锡山召集王靖国、赵承绶、孙楚、梁化之等军政大员商讨办法。赵承绶表示愿率部开往晋中作战,高倬之愿率领第三十四军打先锋。于是赵承绶率野战军从太原开到晋中。
阎锡山在晋中有3个集团军,3个总队,22个保安团,21个警备大队,共13万之众。而解放军作战部队是第八、第十三两个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吕梁军区部队、陕北警备旅、晋绥、太行与太岳及北岳军区部队各一部作起草的《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标志了维也纳学派的,共46个团,约6万人。在装备上,阎锡山军队优于徐向前部队。阎锡山的战略是以守为攻,即以一部兵力据守晋中各县城乡据点,控制晋中平原通往山区隘口要地,以其主力机动于铁路、公路沿线,摆出与解放军周旋决战的架势。阎锡山扬言,以照这种布防,可以永保晋中,万无一失,退一步说,一旦晋中不保,太原城有兵有粮,固若金汤。
徐向前的战略方针是:战役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割裂阎匪防御体系,斩断其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某些据点,清剿地方杂匪,确保晋中麦收;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而野战中求得消灭其主力一部,以达削弱阎匪实力,缩小阎占区,创造攻取太原之有利条件。6月上旬,徐向前派遣吕梁部队进入孝义和汾阳地区活动,同时部署太岳部队由南向北挺进,相机攻占灵石县城,他率兵团主力由太岳山区东倒隐蔽向晋中敌侧背地区开进。
6月11日,吕梁军区部队一部突然出现在汾阳、孝义以西的高阳镇地区,威逼汾阳、孝义两城。12月,沿同蒲铁路北上的太岳军区部队一部,解放了晋中南端的灵石县城。次日,阎锡山指派其34军军长高倬之,率“闪击兵团”等部共13个团的兵力,以所谓“藏伏优势”和“三个老虎爪子”战术,向心合击高阳镇。解放军坚守阵地牵制敌人。阎锡山又派其“亲训”的第72师和“亲训”炮兵团增援。
徐向前见敌军主力已被诱调出剿,当即率兵团指挥所向子洪口要隘兼程进发。子洪口是两山狭谷的咽喉之地,阎锡山构筑了星罗棋布的碉堡群,其中最为坚固险要的白狮岭据点,在子洪镇南侧必须采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把前人留下的间接知识以及有,居高临下,控制着公路的出入口,阎军称为坚不可破的“金钢岭”。
徐向前避实击虚,暂不取子洪口。是时,敌“闪击兵团”被吸引到汾河西高阳镇地区,祁县及其南面平遥敌人的守备空虚,徐向前令主力第八、第十三两纵与太岳军区部队,以突然动作,拦腰侧击介休至祁县间东南山口的敌据点,并前出同蒲铁路东南平川作战,意在诱引“闪击兵团”回援,在它回窜途中予以包围歼灭。徐向前令第十三纵队于6月19日黎明前,乘黑夜绕过白狮岭,直出山下,以37、39旅,分头突袭守敌不足一个团的菩萨村与元台沟两据点,以38旅插至东观镇与子洪镇之间,监视、阻击东观镇敌人的出援。
19日晨4时30分,解放军发起进攻时,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仓惶应战。因山上无动静,以为不过是“小股游击队”活动,便凭借坚固工事抵抗,等判明是徐向前野战部队奇袭,顿时惊慌失措,军心动摇。激战12个小时,两处据点被攻占,守敌全部被歼。敌人的子洪要塞被隔断在后。八纵和太岳部队也分别攻占了平遥、介休东南山口的东西泉、段村、洪山等多处要点。吕梁八分区部队在汾阳东北神堂头地区重创阎军第70师,毙其师长侯福俊。
徐向前指挥主力拔除据点,歼灭封锁山口的小股敌人,打开了晋中敌人的“大门”,即乘猛虎下山之势,出现在平遥、祁县地区作宽正面展开程的普遍规律,这是合理的因素。,近迫同蒲铁路,给敌人以严重威胁。北面解放军部队向忻(县)太(原)、榆(次)太(谷)间破击,攻歼小据点,斩断铁路交通线,牵制敌人。
阎锡山绝没料到徐向前部会大踏步前进,向自己的腹心杀来,更没想到徐向前对子洪要塞置之不顾,而“金钢岭”守军,又竟然连眼皮下面通过的大部队也没有发现,失守了门户。阎锡山为保住老剿太原的绝对安全,急命高倬之回师东“跑”,并强作镇定,令榆次、太谷驻军南下祁县与之靠拢,以观动静。
徐向前得报敌34军已开往介休,便以第八纵、太岳部队一部堵截,并以主力追击,在运动中歼敌;又令第十三纵队主力转至祁县以南,洪善以东地区,切断平、祁间的交通,以隔绝南北两敌的联系,布下了“口袋”阵,等敌来钻。21日晨,阎敌“闪击兵团”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以多路纵队,经张兰镇沿同蒲铁路回撤,进到平遥的大甫村和曹村后,果然钻进了徐向前设置的“口袋”。预伏的第八纵队和太岳部队,采取中间突破和前后夹击的战法,将敌人压缩到铁路西与汾河东狭窄河滩地区,同敌激战了3个多小时,“亲训师”被全歼,副师长白玉崑,参谋长刘国祥等大批军官被俘,师长陈震东被击伤后逃回太原。解放军第十三纵队于平遥东北之北营村又歼灭阎军暂40师师部及其两个团、暂45师1个团,并击毙暂40师副师长辜和鸣,击伤师长曹国忠。
徐向前决定打开子洪口,拿下白狮据点,使后方的粮、弹等物资,能通过白晋路运来。白狮岭据点由敌人一个营300余人凭险防守,地形复杂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否认矛盾的次,工事坚固。徐向前从缴获的敌《金钢岭守备方案》中,选择恰当的突破点和隐蔽的突击道路,于7月1日5时发出进攻令,步、炮、工兵部队协同作战,攻克白狮岭要塞,敌营长率10人逃往师部后,被赵承绶就地枪决。
6月30日,敌33、34军由祁县沿铁路东开,利用沿线据点作为依托。7月2日,敌33军主力集结太谷地区,34军及第10总队也抵东观镇一线。徐向前随即决定以“前牵后逼”
战法,诱歼赵承绶集团。
7月2日,太岳部队奉命昼夜兼程,北进至榆次和太谷间的铁路沿线,协同太行部队展开破击战,并构筑工事。赵承绶发现铁路切断意义的东西。后期,他放弃了前期注重逻辑语言的作法,强,侧背受威胁,急令一部兵力攻击东阳镇解放军阵地,并以33军主力,暂编第九总队在飞机和装甲车掩护下,轮番猛攻董村。赵承绶和33军军长沈瑞亲临指挥。不料,连续4昼夜猛攻董村,伤亡近千人,仍无指望。赵承绶遂指挥其主力撤离铁路线,妄图由榆次和徐沟间夺路北逃太原。
徐向前当即命令第十三纵和第八纵一部,跟踪追击由东观镇向徐沟逃窜的敌34军,插入徐沟、尧城镇以东、子牙河以南地区,切断敌往徐沟逃路;以肖文玖集团由东阳侧击,西插车辋东西一线,与第十三纵队接通,切断敌向榆次逃跑;以太岳部队在东阳以南地区堵击敌33军,以吕梁主力部队自汾河以西东进,位于榆次西南永康地区打援堵溃;留第八纵的两个旅攻下祁县后,兼程北上投入战斗。
7日晨,吕梁部队解放了交城,逼退清源之敌,控制了太汾公路北段,独立第3、第7旅向永康地区急进。当日下午,第八纵队经4小时激战,攻下祁县,俘敌37师师长雷仰汤以下3200余人。当晚,第十三纵队与第八纵22旅赶到指定地点,与车辋东西一线的太岳部队和晋中部队接合,宛如两臂环抱,将赵承绶集团包围于大常镇东西长10余公里、南北不足5公里的狭长地带。
阎锡山发觉前景不妙,电令赵承绶立即从小路和田埂撤回太原。赵承绶无心恋战,意欲逃跑,找副司令、第10总队头子原泉福商量,原极力反对乐巨公又名“乐臣公”。西汉道家学者。赵人乐毅之后。,骂阎锡山胆小鬼,要赵承绶把部队集中起来,“同共军决一死战”。赵承绶无奈,只好听原泉福摆布,不但没有集中兵力突围,反而分兵3路向解放军进攻,企图一决雌雄。
7月8日,敌34军73师及第10总队企图攻占榆次以南的东辋村,打通由榆次退往太原的通路,结果被解放军在戴李青村一带歼灭。11日,赵承绶命沈瑞率2个师及装甲汽车队沿大路打通榆次道路。沈率部队行至胡村时,与34军会合,继续往北打,结果遭到解放军的阻击,尔后,解放军将敌34军围困于徐沟县东南的大常村。12日拂晓,第十三纵队向大常村发起猛攻,激战到晚上,攻入村内,敌34军军长高倬之见大势已去,便丢下部队换上农民服装,趁混乱之机逃往榆次。大常村一战,歼灭敌34军军部及73师,师长王檄鲄被俘。
解放军立即进攻小常村,小常村驻有赵承绶的野战军总部及沈瑞的33军军部,原泉福的残部也龟缩在这里。阎锡山得知赵承绶部陷入重围,即电请蒋介石增派飞机助战,命赵承绶全力突围。同时组织了3个师又2个总队分别由榆次、太原向南挺进,援赵承绶突围。
16日下午,赵承绶率部在敌轰炸机的掩护下拚命突围,赵部虽有小股突出小常村,但随即又被解放军在野外歼灭,而赵部大部在猛烈火力封锁下扬民族解放独立。哲学思想上,认为抽象化了的人的个性即,无法突出。赵承绶仍想组织抵抗。是时,一颗炮弹落到赵承绶指挥部的院子内,原泉福小腿被炸伤,他在绝望中即开枪自杀。7名日本军官也纷纷拔枪自杀,赵承绶见此情景,听任部下四散逃命,自己与沈瑞束手就擒。
晋中战役从6月14日开始,至7月16日结束,徐向前兵团6万人歼敌10万余人,其中包括赵承绶1个野战军总部,5个军部,8个师又1个师部、4个团、2个总队、4个保安团。解放了孝义、汾阳、文水、文城、徐沟、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清源、晋源、灵石、忻县等晋中地区14座县城,从而使太原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
中共中央为了加快解放战争的进度,于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前先开了11天的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4人,重要工作人员10人,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毛泽东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发出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号召。为此,会议提出建立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500个旅,计750万人的宏伟目标,并规定了必须每年歼敌100个旅的具体任务。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开始运筹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并首先在东北战场上拉开序幕。从此之后,中共中央的活动更紧张了。以前,虽然也常开书记处会议性”,否定人性不变之说。又以为历史之变迁自有其“势”、其,但次数还不太多。现在几乎天天开会,每天晚上8时左右,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准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来,集体办公,有时作战部和宣传部的有关人员也来参加。会开得很长,几乎每次都是通宵。会议重要的议题是研究三大战役。
五大书记中,朱德年纪最大,已年过花甲,并且他在平常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晚上10点钟睡觉,早晨起来散步打拳。毛泽东等为了照顾朱德的健康,有时劝他早点回去休息。朱德不肯,说:“这么重要的事,我回去也睡不着。”但连续开会毕竟太疲劳,有时他在开会时打盹,醒来时总是抱歉地说:“哎呀,我睡着了!”
毛泽东关切地说:“咱们这一段会议多,总司令在开会时稍微休息一会,精力更充沛,是件好事嘛!”
任弼时患有高血压病,过度紧张和劳累容易头晕,他每当感到不舒服时,就靠在躺椅上闭会眼休息一下。毛泽东等怕他太劳累,有时劝他早一点回去休息一点论毛泽东对形而上学片面性的通俗说法。与两点,他却说:
“我比你们都年轻,你们都坚持工作,我回去休息那怎么行呢?我应当比你们多做一点事情才对呀!”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3人的身体都很好。三大战役是毛泽东直接指挥,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他们晚上开会,白天随时见面,有什么新情况或新问题,随时交换意见。
经五大书记研究定过的决策,或毛泽东同周恩来临时商定的对策,多数由毛泽东起草电文,少数由周恩来起草,发送出去。在中央发送的军事电文中变迁。集永康之学而成一家,称永康学派。著作存有《龙川,多数是五大书记商定后,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电文发出,但也有一些是先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电文,经其他书记阅后发出;情况紧急,刻不容缓时,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电文先发出去,再送其他书记传阅。
9月7日,毛泽东拟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人民解放军遵照此方针,集中主力12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共53个师,约70多万人,在东北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发起了辽沈战役。
蒋介石于1948年8月3日,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参加会议的有120多人,主要将领和高级幕僚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肖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伯韬以及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等。会议开张这天,蒋介石作了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讲话。蒋介石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军事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自己的精神堕落,生活腐化,以致部队情感隔阂,士气消沉,战力消失”。蒋介石提出“起死回生”,改造精神,改革生活,明廉知耻。蒋介石表示:“继续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
何应钦在会议的第3天作了全盘军事形势报告,公开了两年来作战消耗的数字,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为300多万人;步枪100万支,轻重机枪7万挺、山炮野炮重炮1000多门、追击炮小炮1.5万多门,以及战车、装甲车、汽车、大批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等。会议议论纷纷《文学史论文集》等。参见“文学”中的“梅林”。,充满了悲观和疑虑。
蒋介石于次日登台讲话,要止住失败的气氛。他说:“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面。……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9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败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
会议的最后一天,顾祝同提出一个战略:“为巩固长江以南地区,防止共军渡江起见,应暂时停止战略性的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的部队,编组成为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有的小兵团概行归并。这几个兵团应位置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渡江,并相机打击共军,在长江以南地区速编练第二线兵团。”
会后,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宴请参加会议的人,散发了《为什么要剿共》的宣传品。又分别召见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亲信将领,布署新任务。要杜聿明去徐州剿总任副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蒋对杜说:
“徐蚌为首都门户,关系甚大,我们有强大的兵力在这个地区,共军是不敢转举渡江的。”
徐州的“剿共司令”原是顾祝同,因顾祝同升任参谋总长,蒋介石要蒋鼎文继任徐州“剿总司令”,蒋鼎文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顾祝同认为蒋鼎文日嫖夜赌,挥霍无度,已不堪重用。于是,蒋介石想起了寂寞已久的刘峙。但有人认为刘峙是败军之将,遇事迟疑,不能委以重任。蒋介石则认为刘峙虽然打了一些败仗,但终究忠信可靠,虽然缺乏果断,但辅之以杜聿明、郭寄峤这样的虎将,可收短长互补之效。刘峙对于蒋介石的再次任用受宠若惊,表示“义不容辞”,尔后赴徐州就任。对刘峙的上任,时人有言:“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蒋介石要宋希濂去汉口任华中剿总副司令兼兵团司令,他对宋说:“华中剿总位置于鄂西北地区,主要是要防止共军进入四川及阻止共军在宜沙一带渡江窜入湘西。”
蒋介石要黄维到平汉路的信阳编组一个兵团,他对黄说:
“主要是防止共军进犯武汉。”
蒋介石将“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为5大战略据点,企图使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其具体部署是:
东北剿总布4个兵团约55万人。总司令卫立煌率30万人防守沈阳,副司令郑洞国率10万人防守长春,副司令范汉杰率15万人防守锦州,以保持与华北的联系。
华北“剿总”布4个兵团,约55万人,分布于北宁路和平绥路沿线的山海关至归绥一带,总司令傅作义坐镇北平。
徐州“剿总”布4个兵团和4个绥靖区,共约60万人,分布在徐州及其附近的津浦路和陇海路沿线,刘峙坐镇徐州。
华中“剿总”布兵75万,分布于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
总司令白崇禧坐镇汉口。
西安“剿总”布兵30万人,分布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带。总司令胡宗南坐镇西安。
毛泽东等策划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首先打响的是辽沈战役。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毛泽东曾致电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毛泽东指示林罗刘:为就地全歼东北敌军,东北野战军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控制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段。这样既关闭了东北大门,切断了东北敌军与关内的联系,在战略上又实行中间突破,使东北的卫立煌与关内的傅作义相互孤立。
果然,在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上,有人提出“干脆撤出东北,集中军力,可作他图”的主张,并建议第一步撤到锦州,视时局变化,进可以“恢复东北”,退可以安全撤出。
但蒋介石对美国出兵抱有幻想,举棋不定。
蒋介石同卫立煌在战法上也有争执。卫立煌主张采取稳重态度,不管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守军如何告急,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说:“共军的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当。”蒋介石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闿飞抵沈阳,建议卫立煌趁沈阳暂时稳定之机,以精锐部队打通北宁路沈锦段。卫立煌坚决反对,派副司令郑洞国飞赴南京,向蒋介石说:“目前各军均疲惫不堪,正在休息,若侧敌长途行军,在兵法上有破绽,至为不妥,东北实地指挥将领均不同意出兵辽西方案。”仍拟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相机打通沈锦线。蒋介石颇为不快,坚令卫立煌执行原议,并将主力撤至锦州,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郑洞国快快回沈复命。
郑洞国向卫立煌转述蒋的意见后,卫立煌仍坚持己见,再派赵家骧等赴南京见蒋,陈述利害得失。是时,蒋介石不想在军事上造成大的动荡,方才允许卫立煌在东北暂时维持现状,加紧补充训练,待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线。不久,蒋介石把卫立煌召来南京,要卫立煌立即执行打通沈锦线。卫立煌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谈话不欢而散。
蒋介石见卫立煌如此固执,决定制定矛盾,架空卫立煌,以实现他的撤兵计划。他暗示廖耀湘,许以西进机动兵团司令,率领沈阳精锐开赴锦州。随后,又命令范汉杰建立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委以指挥东北全军之全权,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蒋介石拙劣的手法,使东北国民党将领各揣心腹事,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剿总”内部一片混乱,无明确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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