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朝士大夫的门第世家制度，获得重建时，南朝这个根本就没有受过打击的制度，正在蒸蒸日上。
南朝诸国继承了晋帝国政权，同时也继承了晋帝国的社会结构。由九品中正而日盛的门第世家，随着大批流亡客，于上世纪（四）移殖到江南。但并不是所有的门第世家都能保持原状，像何、杜诸姓，晋政府南迁后就默默无闻，因为门第世家建筑在官位上和土地上，是“官”和“地”的结合产品，一旦无官无地，门第世家也就消灭。流亡客中的豪族，称为“侨姓”，江南土著中的豪族，称为“吴姓”。侨姓中以王、谢、袁、萧最为尊贵。吴姓中以顾、陆、朱、张最为尊贵。政权既然握在侨姓之手，吴姓地位当然比侨姓要低。
门第世家制度，在历代帝王大力支持下，日趋严格和精密。一姓之中，还要再分等级，像王姓，因大宗小宗之故，住在建康（江苏南京）乌衣巷的一支，尊贵中尤其尊贵，诚所谓“万王之王”。所以平民出身的庶姓官员根本不可能升迁到中阶层，吴姓固然可能升迁到高阶层，但不能升迁到最高阶层。南齐帝国第一任皇帝萧道成曾经考虑任用张绪当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宰相工俭反对，他说：“张绪固然是适当的人选，但他是土著吴姓，不可以居这么高的地位。”大臣褚彦回抗议说：“晋帝国也曾任用过顾和、陆玩当宰相。”王俭说：“晋帝国是一个没落王朝，不足效法。”萧道成只好作罢。
王俭不过一个例子，流亡侨姓对土著吴姓的让步，有一定的限度。对于普通平民出身的庶姓，态度当然更为严厉。高级门第世家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用婚姻作为手段，结成一个坚强而奇异的士大夫集团。宁可使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白疯，也不跟平民庶姓通婚。假如有人跟平民庶姓通婚，那会使全体士大夫震动，不惜借政治力量予以破坏。身为高门第世家，但比较贫穷的王源，贪图巨额聘金，把他的女儿嫁给富阳（浙江富阳）富豪满家，“满”是标准的平民，更是标准的庶姓。身为大臣的沈约，就大动干戈的向皇帝正式提出弹劾，他说：“礼教凋零，世家堕落。”认为对世道人心和国家命脉，都有严重伤害。
高等门第世家既结合成一个集团，遂成为士大夫中的士大夫。跟平民庶姓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以跟平民庶姓结交为莫大耻辱。我们用下列两个例证，说明此一现象：
一件是，本世纪（五）初南宋帝国时，皇帝刘裕最亲信的大臣王宏，他虽然姓王，却是庶姓的王。刘裕告诉他：“你如果想当士大夫，必须王球允许你跟他在一起共坐才行。你不妨说奉我的命令，前去试试。”王球是当时宰相，当王宏在他身边要坐下时，王球用手中的扇子阻止他：“你不可以坐。”王宏狼狈逃回，刘裕抱歉说：“我也没有办法。”
另一件是，南齐第二任皇帝萧赜最宠信的大臣纪僧真，向萧赜请求：“我的出身不过本县武官，请陛下准许我当士大夫。”萧赜说：“这事由江(学攴)作主，求我没有用，你可去找他。”江(学攴)是司法部部长（都官尚书），纪僧真前去拜访，刚要坐下，江(学攴)立刻命仆人把自己的座位搬开。纪僧真向萧赜诉屈，萧赜说：“士大夫不是皇帝可以委派的。”
——事实上恰恰相反，士大夫正是皇帝委派的结果，像王球、江(学攴)之流的门弟世家，两代下来不给官做，身份地位便全化为乌有。
再一件是，路太后的侄儿路琼之，拜访中书今（宰相级）王僧达。路琼之的父亲曾经当过王家的侍卫，所以他不仅是庶姓门第，而且还是仆人门第。王僧达并不因他是大臣，姑母又是皇太后而尊重他。在路琼之告辞后，王僧达命人把路琼之坐过的小板凳扔掉，以表示他的轻蔑。不过这一次端架子的结果不太理想，路太后的反应很激烈，吩咐她儿子刘骏把王僧达逮捕绞死。
士大夫是一种世袭的没有封爵的贵族，北魏帝国元宏所恢复的制度，即以南朝现行制度为蓝图，比着葫芦画起来大瓢。这种贵族唯一的职业是做官，以门第和世家的高低，确定官职或能力的高低。南宋帝国时，甲姓门第的子弟，二十岁成年后第一次任职，就要当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秘书郎）。这种情形自然产生一种结果，即他们十分珍惜自己的门第和世家。他们固然高立于广大的平民庶姓之上，同时也旁立于政府和国家之外。是一个只享权力，既没有义务，也没有道德责任的纯势利的寄生集团。平时他们不缴纳任何赋税，战时他们不服任何兵役或劳役，而只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帮助维持安定局面，并从而做官，用政治力量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士大夫不但轻视平民庶姓，而且还数典忘祖的轻视君主、政府、国家。君主被杀被逐，以及改朝换代，无论晋帝国也好，南宋帝国也好，南齐帝国也好，或其他任何政权，兴亡盛衰，都漠不关心，而只关心自己的门第世家。所以士大夫从不忠于任何君主或任何政府，更不忠于国家。因为任何效忠都有导致牺牲的危险，他们不需要效忠，照样可以掌握权柄，所以他们只忠于自己的门第世家就够了，因为门第世家就是自己的政治权势、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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