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 打死不做上海男人——上海男人怎么了？   》 “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      秦林 Qin Lin

　　说到对外国人的谦恭，人们自然地又会联想到“崇洋”二字。这么一挂勾，似乎就可以给上海的男人下一个定论：既排外又崇洋。然而上海男人的崇洋与浑身充满奴性的崇洋又截然不同。奴性的崇洋属于那些一辈子都找不着自己的性格支点的人的生存形态，对于这种人，不要太多的阐述，一个“奴”字就够说明一切了。而上海男人身上反映出来的崇洋从文化角度而言却恰恰是延续了上海这座城市历史的惯性。　　是的，当我们审视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轨迹时，自然而然地会联想起她开埠时的背景；想起她的背景时又不得不将她与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扯到了一起。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南京条约》，上海就没有外滩的洋房，也就没有成群结队的洋人到上海来传导西方文化，也就没有现代的上海人所自诩的“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之说。如此一来，上海男人与“洋”字的任何瓜葛（当然也包括崇洋）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国人尽管可以声讨上海男人的种种缺陷，但在批判崇洋时，还必须给上海男人予适度的宽容。　　当然，对于“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之说，上海男人并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是愉悦的。毕竟这句话真实地写证了外国人霸权上海给上海带来的历史沧桑。我很欣赏登琨艳说过的一段话：“城市的迷人常常是因为她曾经丰富的历史，不论她是摧残或沧桑。如果说我真的喜欢上海，实在是因为她有独特的历史。那段历史对我们的祖先是悲、是伤，时间过去了，她的伤痕记忆已经成为她丰富美丽的一部分，甚至是她的全部。而今天她再度风华璀璨，也因为那段历史的伤痕，增强她的可读性，只是人们健忘，只看见她美丽的外表，而我的建筑本位眼睛，却常看见她的历史，她像部史诗般的立体小说。”（①登琨艳：《上海历史的缱绻与哀怨》）我想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登琨艳的这段话算是对上海既璀璨又充满伤痕的历史的最好表白。上海的独特性全部反映在这段缱绻与哀怨兼具的表白中。哀怨自然始自于《南京条约》。　　《条约》中的《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但由于海域和地理位置的因素，洋人们更看重上海——这座人口众多却是一盘散沙的新兴城邦。上海口岸于是便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输往中国大陆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的最大窗口，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更是这个窗口中最廉价的“就地取材”的劳务资源。而与此同时，当年在上海稍有些地位的人纷纷向洋人攀亲，于是又有了上海人与洋人“共同制造”的混血儿一族。混血儿在国人眼中是要受讥笑的，惟有上海人会引以自荣。为什么？原因有二：一是他们大都是贵族或准贵族的后裔；二是上海一开埠就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生长起来的人身为中国人，但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接受的教育的培养基，都直接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以至“上海人族”成为中国国土中独一无二的、多重性格组合而成的“半土不洋”的“部落”。对于形成这种“部落”的历史根基，有多少新生代的上海人不但不为其哀怨，反为“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的“美名”而沾沾自喜呢？　　其实与“洋”字关系甚密的本来也不是上海之独有。比如福建、广东二省，与海外关系的密度远在上海之上，所以福建、广东也“崇洋”。但在上海人眼里，福建、广东的“洋气”与上海相比却差一大截，理由不由分说：福建、广东的“洋”或多或少地搀有“偷渡”之类的歪门邪道意味，而上海人的“洋”是从自己身上发出来的，是“阳光大道”的，是值得张扬的，是可以居高临下地“沪眼看人低”的。　　当然，上海人有理由为自己的“洋”而骄傲，只是别傲不到点子上。比如若逢得不同地域的男人们在一起夸自己的城市，上海男人大抵会“大拇哥”一翘，曰：我们上海有外滩，有浦东——那多“洋气”呀，谁会不说这就是中国的威尼斯、中国的纽约、中国的巴黎？这时要逢上福建、广东的男人，他们自然也会竖起他们的“大拇哥”，曰：我们有陈嘉庚、李嘉诚、林少良、王永庆等数不胜数的挣洋钱、做民族事的“洋男人”。而上海男人“全民皆洋”究竟“洋”了什么呢？是“洋”了西装领带，还是“洋”了绅士风度，或是“洋”了投资理念？不错，外滩地处上海，她是上海的标识，是什么标识呢？还不是“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的标识吗？　　上海的男人无疑不会为“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而气馁，因为他们已经又有了新“洋味”的骄傲资本。浦东的崛起就是例证。然而人们在浦东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又可以清晰地分出这样两类人：一类是土里土气的外地款爷，一类是气度非凡的上海工薪族。上班族平素里不把款爷放在眼里——这也只有上海才能成为普遍现象。原因还出在上海人对土里土气的外地人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在上海，“土”是很要命的，人一旦“土”了，即使再富裕又能怎样？有多少财产属于你，你也还是鸟枪放大炮的老土一个，别看 “阿拉上海宁”，每月只是领着薪水，日子过得虽清贫，但穿着十几二十元的着装走在街上，那也透着一种你们外地的“老土”所不具有的洋气呀！　　尽管上海男人自诩“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但他们心里无疑是脆弱的，自诩的目的无非是对外来诟病者的一种守卫。在这种守卫的同时，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①余秋雨：《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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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西苑出版社
序：呼唤真品文化批判在国人怨忿声里簇起的东方之都发端于清末民初的“文诟”
三四十年代“海派男人”浮出水面上海男人何以成为众矢之的土著人与移民矛盾的形成
“上海男人”在外地人心中的分量你用什么招呼外地朋友“海派”版本的排外
国人为什么爱“爆”上海男人的笑何必与“全国人民”“为敌”当小气已成惯性
琐碎难以长大志有一种虚伪叫“惊艳”“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
审视“上海绅士”啥叫“新上海男人”“走样的赞语”是褒还是贬
绝非空穴来风说你“中性”你别急怕什么莫过于怕老
讲卫生讲到洁癖无畏的“嘴仗”“小资”者“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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