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 國史新論   》 中國歷史人物      錢穆 Qian Mu

　　講文化定要講歷史，歷史是文化積纍最具體的事實。歷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非有人生，何來人事？中國人一嚮看清楚這一點。西方人看法便和我們不同，似乎把事為主，人為副，倒過來了。因此，西方歷史多是紀事本末體，中國雖有此體，但非主要。中國史以列傳體為主，二十四史稱為正史，最難讀。一翻開，衹見一個一個人，不易看見一件一件事。如讀《史記》，漢代開國，衹見漢高祖、項王、張良、韓信、蕭何許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尚書》是古代的紀事本末體，此下要到宋代袁樞纔有《通鑒紀事本末》，衹便初學，進一步再讀編年史如《通鑒》，更進一步始讀正史列傳。今天我們一切學術教育都學西洋，因此學校講歷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講楚、漢戰爭，漢高祖怎樣打項羽？固然要講到人，但衹以事為主。有一年，我在美國親同他們一位史學家辯論過這一問題，他說：“歷史固應以人為主，但此人若無事表現，如何跑上歷史？”我說：“此事難說，因其牽涉到中西雙方整個文化體係上面去。我且舉一個明顯的例，在中國有很多人沒有事表現而也寫進歷史，而且這類人决不在少數。”我們今天不論大學，乃至研究院，講史學，雖是分門別類，註意都在事上。如講政治制度，沒有一個絶對是與好的制度。制度總是要變，並無千古不變，亦無十全十美的制度。如講社會經濟，一切有關經濟的理論思想，及其事實，也都隨時而變。在壞制度下，有好人總好些。在好制度下，有壞人總不好些。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後要有人主持。如果沒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靠不住的。而所謂人之好壞，此一標準，則比較有定不易變。此刻把歷史分類講，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等，一切完備，卻不註重歷史裏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層，成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制度由人來，某些人起來了，纔有此制度。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傢來。所以我今天特別要講歷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們都能變成歷史人物。要來維持歷史，復興歷史，創造歷史，都得要有人。
　　講到歷史人物，當然要講歷史。世運與人物總是相隨而來的。時代不同，人物也跟着不同。中國人一嚮看歷史總要變，故說世運。歷史時時在變，世運總是不能停留在一個狀態下。我們把歷史上一切時代大體分別，不外有兩種，不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後也如此。某種時代，我們稱之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變成了盛世。某種時代由盛而衰，由衰而亂，變成為衰世與亂世。歷史千變萬化，不外這一個治亂盛衰。當我小孩子時，學校老師告訴我，中國歷史一治一亂，西方歷史，治了不再亂。我當時雖很年幼，聽了那位先生的話，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如何使中國歷史也能治了不再亂。但我後來讀了歷史，漸認為在西方，治了也會亂，盛了也還衰。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親眼看到西方社會之由盛而衰，由治而亂。歐洲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切大變。特別刺激我的，如英國。當時讀世界地理，所用地圖是英國製的，衹要這地方由它統治，都畫上紅色。譬如香港一個島，也畫上一條紅綫，一張世界地圖，到處都有紅顔色。英國被稱為是一個太陽不會掉下去的國傢，全世界有英國國旗，太陽永遠照在他們的國旗上。可是今天呢？
　　我年齡慢慢大了，又聽人講，可惜我們生在這時代，是一個衰世亂世。即如對日抗戰到今天，到處奔跑流亡，今天可說是衹在國傢偏安局面內生活。若我們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嗎？但我們讀史，好像治世盛世歷史人物該是又多又好，否則怎樣會治會盛？衰世亂世，該是人物又少並壞，否則怎樣會衰會亂？而實際並不然。但也衹能看中國史。西洋史專重事而忽略了人，打仗勝敗不同，國傢強弱不同，衹見了事，不見事背後之人。今天我們社會一般知識分子，慢慢接受西方影響，衹論治亂強弱，卻把一般中心的主持人物也忽略了。若使我們把二十五史來作一統計，我能先告訴你們一結論。中國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亂世衰世。所謂大人物，他不僅在當世，還要在身後，對歷史有影響，有作用，這纔是大人物。影響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而所謂人物，起於衰世亂世的反而更多更大。起於盛世治世的反而更少，更差一點。這不奇怪嗎？實亦不奇怪。若使衰世亂世沒有人物，或人物不夠偉大，此下怎會又變成治世盛世？中國歷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亂，正因為在衰世亂世有人物，下邊纔開創新歷史。由亂返治，由衰轉盛。若我們不註意人物，重事不重人，那麽天下衰了亂了，更沒有人了，此下便會沒辦法。希臘、羅馬之沒落便在此。此刻的英國、法國何時再復興，也是問題。今天輪到美國與蘇俄，成為世界上兩強。然而從歷史過程論，治下仍然定會有亂，盛後定然會仍有衰。即如美國，但論人物，如華盛頓、林肯這些人，似乎到今天便不易得。
　　在中國最可說是亂世的，即如春秋，孔子即生在此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在治世，孔子卻是在衰世亂世。但孔子學生說：“夫子賢於堯舜”。此論人，不論事。乃論身後，不論生前。孔子對歷史的影響與作用，遠勝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此刻是證明了。
　　春秋以後有戰國，更衰更亂，但我們講中國歷史人物，戰國要占第一位。我不能把戰國人物從頭講，但如孟、荀、老、莊這許多人，衹講思想一方面，其影響後代中國實是大極了。漢代中國一統，當然是治世盛世，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但漢代人物顯然不如春秋戰國。漢代之盛，還是受了春秋戰國時代的人物影響。
　　再把漢朝整個來講，東漢不如西漢，然而人物卻比西漢多，而且有大人物。姑舉學術上人物來講：東漢最偉大的經學家鄭玄，西漢便無其比。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傢，西漢一代，經學盛起，也不能說他們沒有貢獻。然在兩漢經學家中，人物最偉大，對將來最有影響，最有作用的卻是鄭玄。鄭玄死在東漢末年。黃巾之亂，董卓到洛陽，東漢快亡了。鄭玄一生正在東漢的衰世亂世中，然而卻成為一最偉大的經學家。若使我們承認儒傢經學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有大影響，大作用，那麽論其影響作用之最大的就該是鄭玄了。
　　說到唐朝，也是一個治世盛世。但論唐代人物，就不如後面的宋朝。宋朝縱不說是亂世，卻始終是一衰世。我說唐不如宋，不是講他們的開國時代。唐高祖唐太宗下面這一批人，這一個集團，我們暫置不講。在唐玄宗開元之治以前的人物，實不如天寶之亂以後的人物來得多，來得大，表現得更像樣。論宋代，比較太平當然是北宋，然而最偉大的人物卻出在南宋。單從學術上講，如朱子，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還當在鄭玄之上。明朝又是盛世，可是人物更衰落。清代也算是一個盛世，最盛在乾嘉，而乾嘉時代人物卻較遜。論其經學，僅如此刻在圖書館裏一個寫博士論文的，哪比得清初一些大人物。那是明代快亡，大亂已至，人物卻競興迭起。
　　我們試再講衰世。春秋戰國以後有三國分崩，可說是一個亂世，可是三國就出了很多人物。又如元代，蒙古人跑進中國來，而元代也出了很多各方面的人物。元代衹有短短八十年，明太祖起來，他下面如劉基、宋濂一大批人，跟他打天下，卻都是在元代培養起來的。唐代也一般，跟唐太宗起來打天下的，都是隋代人物，遠由南北朝時代培養而來。唐代興國，一切規模制度，都由北周至隋訂下。再往上推，由漢高祖到漢武帝，西漢初年人物，一切都從戰國時代人的腦筋裏醖釀成熟，到漢初纔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可得一結論，但這衹是照中國歷史講，西方歷史似乎並不然。這一結論，便是中國文化最特別的地方，即其在衰世亂世，人物更多更偉大，勝過了治世盛世的。
　　大體上說，歷史有上層，有下層。我們當知，歷史不是一平面。像一條水，有其浮面，有其底層。浮面易見，底層不易見。如說政治上軌道，同時必是社會也上了軌道。社會不上軌道，單要政治上軌道卻不易。上面政治人物都從下面社會起來，我們可以說，底層比浮面更重要。我們講歷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層的，另一部分是下層的。跑到政治上層去的人物，是有表現的人物，如劉邦、項羽都是。還有一批沉淪在下層，他們是無表現的人物，但他們在當時，以及此下歷史上，，一樣有影響，有作用。可能他們的影響作用更勝過了那些有表現的。如讀《左傳》，那是春秋時代二百四十年一部極詳盡的歷史。但孔子在《左傳》裏不占地位。《左傳》裏講到孔子，可說是微不足道，哪能和其他人物相比？孔子在《論語》中所稱贊的春秋人物，前面有管仲，後面有子産，都是在當時有表現的。我們讀《左傳》，上半部就註意到管仲，下半部就註意到子産。大國有人物，如管仲之在齊。小國也有人物，如子産之在鄭。若論人物價值，子産並不定差於管仲。大國人物有表現，小國人物一樣有表現。孔子卻像是一無表現的人物，縱說有表現，也是微不足道。但《左傳》裏還找得到孔子，卻找不到顔淵。顔淵雖不見於《左傳》，對將來中國歷史仍有他的大影響，大作用。孔子、顔淵的影響作用，還勝過了管仲、子産。因此我們可以換句話說，管仲、子産是一個時代人物。歷史上不斷有時代之變，秦變漢，隋變唐。但時代變了，歷史仍不變，至少一部中國歷史是如此。所以我們講歷史，不要太着重其上層浮面的，我們還該更着重其底層下面的。我們講《左傳》，不要衹知道有管仲、子産，更要當心，那時還有孔子，甚至有顔淵。衹是孔子、顔淵沒有在那時的浮面上層參加過大事情，所以不入歷史記載。若把整部中國歷史來看，孔子地位，遠在堯舜之上。而顔淵雖一無表現，對後來中國有影響，有作用，也並不比管仲、子産弱了。所以所謂有表現與無表現，也衹就狹義來講。如果沒有表現，怎樣在歷史上直傳到今天？他表現的便是他這個人，而非表現在他做的事。此所謂事，也是狹義的，衹是歷史上浮面上層的事。
　　再講三國，烏七八糟，可說是亂世，而且亂極了。但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戰國，中國人最喜歡讀的應是三國史。今天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些三國史。也許是因為有羅貫中作了《三國演義》，但羅貫中為何來作《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為何能如此流傳？正因為三國時代人物多，而且真算得人物。即如曹操，那是歷史上的反面人物，他也有影響，有作用，衹是些反影響，反作用。像近代袁世凱，也是反面人物，把他與孫中山先生一比便知。在當時，大傢有表現，但孫中山先生是一個歷史人物，袁世凱衹是一個時代人物，而且是一個反面人物。此刻再來講三國時代的正面人物，諸葛亮就了不得，有了一個諸葛亮，全部三國歷史就光明了，一切都變成有色彩，有意義。但中國後來人品評三國人物，卻推管寧為第一人。管寧在那時一無表現，天下亂，他跑了，流亡到遼東。曹操也是了不起，聽說有個管寧，無論如何要他回來。管寧不得己回來了，但絶不在曹操政權下有表現。說是病了，不能出來做事。曹操派人到他傢裏去察看，回來把管寧的日常生活作一報告，這一報告卻記載在歷史上。曹操說：“既這樣，我們也不必勉強他。”管寧年輕時，與一朋友華歆共學，門外有車馬聲，華歆說：“什麽人經過呀”，出門去看。回來，管寧與之割席而坐，說：“爾非我友也。”後來華歆做了魏國大官。由此可知，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不一定要有表現。有表現的，或許還不如無表現的。我們下面且慢慢講。
　　所謂表現，有表現而成功的，也有表現而失敗的。普通我們說，中國人喜歡表揚失敗英雄，其實失敗了還有什麽值得表揚？我們當認識失敗的無可表揚，也不該表揚。國傢民族要成功，歷史也要成功，可是歷史上確有失敗的人，這等人或許也有人稱他為人物或英雄。如西方歷史上，古代有亞力山大，近代有拿破侖，都不曾成功。更如近代德國希特勒，更可怕。不衹是他個人失敗，而且其遺害於國傢民族，乃及四圍人群者亦不小。這等人何該學。所以失敗英雄不該表彰。但是，在法國首都巴黎，一切市容建設，以拿破侖作中心，環繞凱旋門八條大道，四面分佈，形成了巴黎市區。另一部分，以拿破侖墳墓作中心，巴黎市容所表現的，就是一個拿破侖。好像法國人認為拿破侖還是他們的第一號人物。今天的戴高樂，就想學拿破侖，失敗顯然放在面前。今天大傢希望德國人不要再學希特勒，連西德人也怕希特勒精神之復活。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切市容建築，模仿巴黎，由國會法院一條大道直往華盛頓銅像，這是整個市區的中心，白宮衹是旁邊一個小建築。華盛頓是一個成功人物，但華盛頓市容，究是以國會為主，這是西方人重事業表現更重過於人物完成之一證。但美國究比法國前途有希望。衹以兩國首都建設為例，即可說明。英國倫敦又是另一樣，西敏寺代表着神權時代，白金漢宮代表着王權時代，國會代表着民權時代，三個建築並存，這是英國精神，而其重事不重人則可知。雖亦有很多名人埋葬在西敏寺裏，究已是第二等。最受大傢註意的，自然是西敏寺、是皇宮與國會，是一些物質建設。
　　再論在中國史上的所謂失敗人物，其實是並未失敗。即如南宋嶽飛，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復興，然而嶽飛失敗了。但嶽飛衹在當時是失敗，他在後世有成功。又如文天祥，倘使沒有一個文天祥，那將是一部中國歷史的大失敗。蒙古人跑進中國來，出來一個文天祥，他雖無助於南宋之不亡，然而文天祥可以維持中國民族精神，直到今天，因此他還是未失敗。換句話說，就他的個人論，他是失敗了。從整個歷史論，他是成功了。所以我們說歷史人物中，還該有時代人物和歷史人物之分別。
　　今再說成功失敗關鍵何在？我可說，失敗是由於他的外在條件，而不在他本身內在的條件上。嶽飛事業之失敗，不是失敗在嶽飛本身之內在條件，不是他自己這個人失敗了。宋高宗、秦檜，一切外在條件，使嶽飛失敗。而嶽飛個人之內在條件，則使嶽飛成功了。成功的乃是嶽飛這個人。文天祥的外在條件根本不能講，比起嶽飛來更差了，他當然要失敗。蒙古軍隊來，當時的南宋，是無法抵抗的了。然而文天祥還是要抵抗，文天祥自己這個人是成功了。他的內在條件並沒有欠缺，留下他這一個人在歷史上，對將來中國貢獻大，有大影響，大作用。單衹一件事，事是留不下來的。因歷史一定要變。孔子若做了魯國宰相，當了權，他的成績可能比管仲更大，或許孔子可與周公相比。然而縱是周公政績偉大，也衹表現在事上。一切都得變，西周仍變了東周。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遠存留，永存不變，那麽也沒有了歷史。從前人的事業都做好在那裏，我們將無可再表現，更沒有什麽事可做。但人就是要做事，沒有事可做，又要這些人何用？人到沒有用，歷史自然也斷了。所以我們並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遠留傳，我們衹希望不斷有新人，來做新事，有新的成功。歷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則是永可以存在的。西方人能在歷史上永遠存在的，比起中國來是太少了。耶穌釘死十字架，他是一個失敗的人，然而耶穌實是永遠存在，所謂的十字架精神也永遠存在。到今天，信耶穌教也好，不信耶穌教也好，都不能不承認耶穌之偉大和他的成功。最成功的還是他自己這個人。他說他死了要復活，他這一個人永遠流傳到今天，還是存在，不是他復活了嗎？我們也可說，嶽飛的風波亭精神，嶽飛是復活了。到今天，嶽飛還在這世上，至少我們中國人瞭解嶽飛，嶽飛還在我們中國人心裏。
　　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有一個最高要求，就是“衹許成功，不許失敗”。但成功有許多是要外在條件的。而我們有一個辦法，使一切外在條件不足以屈服我，衹要我有內在條件便得。若說不要內在條件，這也無所謂成功與失敗了。上帝生人也有條件，若說不要一切條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為人。做人不能無條件，我們希望的，衹講內在條件，不講外在條件，而也能有成功。上帝衹生我們一個可能，每個人都可能做孔子與耶穌。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好學是他的內在條件。忠信之性，是上帝給他的，是他的外在條件。但衹有這一個基本條件是外在的，而同時又是內在的。難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凱，就天生他是一個不忠不信的人嗎？中國人不承認這句話。生下來都一樣，這是一可能。再加上一切內在條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今天我們都嫌外在條件不夠，我們生在衰世亂世，外在條件當然不夠。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條件還是會不夠。我們今天說要改造環境，就得充足我們的內在條件，你先得成一個人物，才能來改造環境，來充足一些外在條件。若你沒有成一個人物，內在條件不夠，一切外在也沒有法改，縱使有了外在條件也不行。似乎西方人是太着重外在條件的，然而我們看西方歷史，還是和中國歷史一般。耶穌時候的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統治下，我們讀耶穌的《新約》，他沒有講到羅馬統治，似乎外在條件不在他腦筋裏，不在他考慮之列。然而外在條件畢竟在書中也講到，譬如稅吏，是羅馬派來的，耶穌便無奈何他們。所以耶穌說：“凱撒的事讓凱撒去管。”這是當時猶太人的一項外在條件。到今天，世界衹有信耶穌的人，更沒有了耶穌，而凱撒則仍可到處遇見。你若說，定要打倒了凱撒，才能完成一耶穌，也沒有這回事。我們還可以另換一句話來講，還是美國人爭取得了自由與獨立，纔有一個華盛頓的呢，還是由華盛頓來為美國爭取到自由和獨立的呢？照中國人想法，則更有進者。應該是拿去了華盛頓的事業，還有華盛頓這樣一個人，他還可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但這也不是中國人看輕了事業。即如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倘使他沒有能創造成中華民國，即就他個人來說，如他的思想和言論，還是一個孫中山先生，或許他會更偉大。因把一切事業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這個人就圈在他事業功名的裏面，為他的事業功名所束縛，他所表現的好像就在這範圍內。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別處，衹在周公其人，為周公的事業所限，限在這事業裏面。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樣會有他這一番事業，在他事業背後還有他這個人。如此來真瞭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這世上做一番事業，然而外在條件不夠。在政治上，在歷史上層，孔子等於無所表現。然而後來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縛，一範圍。而孔子之為人，卻因此而十足表現出來，比周公更清楚。今天我們來講周公，自然要講周公這一番事業。但講過他的事業就完了，在其事業背後之這個人，反而忽過了。來講孔子，孔子無事業可講，就衹得講他這個人。然而人的影響勝過了事的影響，所以孔子在後來歷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因此我來講歷史人物，特地希望我們要看重人，拿人來做榜樣，做我們一個新的教訓新的刺激。可以感發我們，使我們大傢各自來做個人。有了人物，哪怕會沒有歷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許多人試為分類，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亂世人物，有有表現的人物，有無表現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敗人物。但讀者不要認為我衹講某一邊，不講另一邊。今試再來講中國的歷史人物。
　　上面分法，都從外面看，此下當從人物之內面看。我認為中國歷史上人物，大體說衹有兩種，一是聖賢，一是豪傑。直到今天，中國人一路講聖賢，但究竟如何纔算得一聖人與賢人，其間自有不少爭論，此刻且不講。再講第二種，中國人所謂之豪傑。我們看歷史人物，無論其在政治上層或社會下層，有表現與無表現，成功與失敗，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亂世，得成為歷史人物的，大體說來衹有兩種，即聖賢與豪傑。豪傑又與英雄不同，如拿破侖與希特勒，可以說他們是一英雄，但並不很合乎中國所想的豪傑人。朱子講過“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同時陸象山極稱此言以為甚是。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語再略修改，因我們說聖賢，並不像說聖人。單說聖人，似較嚴格，兼說聖賢，則較為寬泛。我想說，聖賢必然同時是一豪傑，豪傑同時亦可說是一聖賢，二者貌離而神合，名異而實同。其實聖賢豪傑也和我們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則謂之聖賢。就其崇尚氣節能特立獨行言，則謂之豪傑。我們此刻來講中國歷史人物，請讀者不要太重看了聖賢二字，我們且先重看豪傑二字。我們縱不能做個聖賢，也該能做個豪傑。尤其在這衰世亂世，做人總要有點豪傑精神，不然便會站不住腳，挺不起腰。做豪傑，便是做聖賢的一條必由之路。不從豪傑路上行，絶不能到達聖賢地位。聖賢就是一個豪傑，衹讓人不覺其為一豪傑而已。我在下面將慢慢講出豪傑如何是聖賢，聖賢如何是豪傑的道理。
　　今試問：聖賢與豪傑，既然有此兩個稱呼，則其分別究在哪裏？我想這個分別，簡單地講，衹在其表現上。聖賢一定要能“明道”“淑世”。這個世界在他手裏，他就能把這個世界弄好，這叫淑世。要淑世，當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揚於世。如我們生在漢武帝時代，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傢，你要來明道淑世，做一個董仲舒，當然省力。你如在唐太宗時代，來做一個魏徵、房玄齡、杜如晦，也較省力。因外在條件配得上。這些人，縱不能說他們便是聖人，但至少也該說他們是賢人。可是在某種環境下，外在條件配合不上，種種不如意，那麽你至少要有一本領，能“特立獨行”。不論外麵條件，我還是我，這樣他便是一豪傑了。孔子、孟子，何嘗不從特立獨行的路上過，不然也不成其為孔子與孟子。要能特立獨行，從外面看，便是“尚氣立節”。人總得要有一股氣。孟子所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個豪傑，正為他有一股氣。這氣字，不能拿現代的科學生理學或物理學來講。中國人普通講話，常說這人有志氣，志下連帶一氣字，其實氣衹是其志。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說，我未嘗無此志，衹恨外麵條件不夠。如此之人，則是雖有志而沒有氣，所以志也不立，就沒有了。又如說勇氣，勇也要有股氣。沒有氣，怎能勇？“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中國人講智、仁、勇三德，智與仁之外，還要有勇。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直到他老，孔子正為有一股氣，所以這個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衹在聖人身上，比較不着痕跡。一個豪傑之士，則顯然看出他的一股氣來，隨時隨地隨事都見他尚氣，又比較顯露，或比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傑。有志有勇，所以能立節。節是有一個限度，有一個分寸。不論世界衰亂，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傑。因此豪傑必講氣節，能特立獨行，到得圓滿周到處便是聖賢。聖賢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從氣節來，氣節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說人身生理，有血氣，有骨氣，從血氣中有勇，從骨氣中見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動物軟骨漢，人之死生，也衹爭一口氣。天下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道德，也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聖賢。我們也可說，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道德性的歷史。中國的歷史精神，也可說是一種道德精神。中國的歷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傑性的。
　　衹要他是個聖賢，可不問他的功業。衹要他是一個豪傑，也可不論他的成敗。中國最大聖人孔子，他的品評人物，也是雙方面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則是孔子講到吳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稱許吳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級了，甚至社會人群無法稱贊他。孔子共說了兩個民無得而稱的人，一是吳泰伯，另一個是堯。“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的偉大，無事可舉，說不出來。舜則有好多事可舉。但堯、舜同為大聖。孔子當然很看重文王、周公，而孔子也看重吳泰伯。吳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吳泰伯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王季歷，王季歷的兒子就是文王。吳泰伯三兄弟的父親太王，很喜歡這個小孫，說他將來大了有用。到了太王有病，吳泰伯對他的二弟仲雍說：“我們跑了吧，我們跑了，父親可把王位讓給三弟，將來可以傳給小孫，可以完成父志。”因此他們兩人就跑了。孔子對吳泰伯十分稱贊。父子各行其是，說孝卻不像孝，說讓也不見讓。道大無名，無法稱贊他，孔子就把吳泰伯來上比堯。
　　第二個孔子稱贊的是伯夷、叔齊。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仁人也。”孔子不輕易用仁字來稱贊人，但卻稱贊了管仲，又稱贊了伯夷、叔齊。他們是孤竹君之二子，父親要把王位傳給叔齊，父死了，伯夷說：“父親要你繼位，你繼位吧！我跑了。”叔齊說：“你是哥，我是弟，你不做，我也不做。”也跑了。君位讓給了中間的一個。遇到周武王伐封，伯夷、叔齊從路上大軍旁站出，扣馬而諫，說：“你不該去伐封，你是臣，他是君，此其一。你父親剛死，該守孝，不該去打仗，此其二。”周武王手下要把兩人拿下，幸而姜尚說：“這兩人是義士，放了他們吧！”放了以後，周朝得了天下，可是這兩人說：“我們不贊成。”但大勢已定。他們不吃周粟。到山上采薇而食，終於餓死在首陽山。孔子大為佩服，說他們是“古之仁人”。孔子也並沒有反對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是極尊崇周公，自己還要復興周道，曰：“吾其為東周乎。”可是孔子又講那一邊，直從吳泰伯到伯夷。當知要做吳泰伯、伯夷，也得有志有勇，有氣有節，特立獨行，毫不苟且。此等人一樣在歷史上有影響，有作用。漢代太史公司馬遷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來寫《史記》。《史記》裏有三十世傢，七十列傳。世傢第一篇，不是魯、衛、齊、晉，而卻是吳泰伯。吳國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時代纔見到歷史上，而太史公乃特立之為三十世傢之第一篇。列傳第一篇則是伯夷。中國人的歷史人物觀，孔子以下，經太史公這一表揚，一面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同時另一面還有吳泰伯、伯夷。其實孔子自己，正是兼此兩面，所以成為中國之大聖人。
　　上面說過，中國人重人更重於事，西方人重事更重於人。如西方人說，這人是政治傢，或哲學家，或科學家，或宗教傢，或藝術傢。總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來規定着這人。中國人則嚮來不這樣說。如說聖人，這聖人究是一政治傢呢？軍事傢呢？外交傢呢？經濟傢呢？卻沒有一個硬性規定。又如說賢人，君子，善人，都是講的赤裸裸的一個人，不帶一些條件色彩在上邊。但中國人卻又把人分等級，善人、君子、賢人、聖人，其間是有階級的。西方人用事來分等，便沒有人的等級觀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還是中國人看人平等？中國人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標準的聖人。然而為何人做不到聖人，這責任在個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條件，要機會，要環境。這是雙方顯然的不同。
　　人怎樣纔叫做聖人呢？似乎孔子很謙虛，他的學生問他：“夫子聖矣乎？”他說：“聖則我豈敢，我衹有兩個本領，學不厭，教不倦。”他的學生說：“這樣你就是聖人了。”到了孟子，又提出中國古代之三聖人。但他所提，不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三聖人，是伊尹、伯夷、柳下惠。孟子說：“聖人者，百世之師也。”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到現在也不過二千五百多年，聖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們榜樣。孟子舉出三人，卻是性格不同，表現不同。孟子把“任”、“清”、“和”三字來形容。孟子說：“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有志肯負責任，積極嚮前。他生的時代也是一個亂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書裏講他“五就桀，五就湯。”夏桀哪能用伊尹，伊尹為要使這個社會變成一個像樣的堯舜之世，一次去了不得意，再去。再不得意，三去、四去、五去。他從桀處回來，又到湯處去。商湯也不能知得他，他衹是耕於有莘之野一農夫。五次到湯那裏，終於當一個廚師。湯極滿意他的烹調，慢慢同他接談，覺得他了不得，以後便幫助商湯平天下。湯死了，下一代太甲繼位，不行，伊尹說：“你這樣怎可作皇帝？”把他關閉起，說：“我來代替你。”太甲後來懺悔了，伊尹說：“你回來吧。”又把皇位交回他。
　　孟子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一切污濁沾染不上他。武王伐紂，他反對。到後全中國統一，他寧餓死首陽山。柳下惠是一個耿介之人，但卻很和平。伊尹有大表現，而有大成功。伯夷特立獨行，表現了一個無表現。孟子說：“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他同人傢最和氣。他是魯國人，在魯國做了官，罷免了又起用，又罷免，如是者三。這和伊尹不同，倘伊尹罷免了，還要自己嚮上爬。也和伯夷不同，伯夷是請不到的，一些條件不合，他絶不來。柳下惠那時已是春秋時代，列國交通，有人勸他，你在魯國不能出頭，何不到別的國傢去？但柳下惠回答道：“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衹要直道，同樣不合時，還是會罷免。若我能改變，枉道事人，我在魯國也可以得意。可見柳下惠外和內直。所以孟子稱贊他，說：“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他不以三公之位來交換他的鯁直耿介，他也是能特立獨行的，衹知有直道，不走枉道。但柳下惠在外表上所表現的，卻完全是一個和。
　　孟子說這三人都是聖人。伊尹建功立業，開商代七百年天下，不用講。孟子又有一篇文章並不講伊尹，衹講伯夷、柳下惠。他說：“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一個頑鈍人，沒有鋒芒，不知痛癢，聽到伯夷之風，也能有邊有角，有界綫，到盡頭處就不過去。懦夫，軟弱人，也能自己站起。三個人在一塊，兩個人反對你，你就沒勇氣。倘在一個大會場，全場兩三百人反對你，你就不能有堅強的立場。伯夷在當時，可稱是全世界都反對他。後來韓愈說，伯夷卻是千百世人都反對他。因從伯夷死了，到韓愈時，誰不說周文王周武王是聖人，然而伯夷要反對。誰不說商紂是一個壞皇帝，然而伯夷不贊成周武王伐商。孔子也沒有反對周武王，韓愈也沒有反對周武王，然而孔子、韓愈也不得不敬仰伯夷其人這一種特立獨行的精神。我此處用“特立獨行”四字，就是引據韓愈的《伯夷頌》。一個頑鈍無恥的懦夫，不能自立，一聽到伯夷之風，自己也會立住腳，也會站起來。一千年也好，兩千年也好，這種故事在三千年後講，雖然其人已沒，其風還可以感動人，使人能興起，所以說他是百世之師。有些氣量狹窄的鄙夫，一點小事也容不下。有些人感情淺，是薄夫，一回頭把人便忘。魯國三次罰免了柳下惠，柳下惠不在乎，還不願離去父母之邦。所以聞他之風，則薄夫可以厚，鄙夫可以寬。孟子所謂頑、懦、薄、鄙，這四種人，時時有，處處有。孟子不講伯夷、柳下惠之知識學問地位事業等，他衹是講那赤裸裸的兩個人。
　　孟子所舉的三聖人，三種不同性格。一是“任”，近似“狂者進取”。一是“清”，近似“狷者有所不為”。此兩種性格正相反。孟子又舉一種，非狂非狷，而是一個“和”。柳下惠之和，像是一中道，而仍有其特立獨行之處。此三種性格，卻如一三角形，各踞一角尖。我們若把全世界人來分類，大概也可說衹有這任、清、和三型。孟子又說：“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他們之偉大，偉大在做人徹底，都跑在一頂端尖角上，個性極分明。人的個性，千異萬變，但不外以上所說的三大型。或是伯夷型，或是柳下惠型，或是伊尹型。此三種姿態，三種格局，做到徹底，孟子都稱之曰聖。有些人則不成型，有些處這樣，有些處那樣，一處也不到傢，不徹底。你若是一鄙夫，薄夫，懦夫，頑夫，那也不是天生你如此，是你為外麵條件所限，不能發現你個性。孟子和《中庸》都說盡性，要盡我們自己的性，做到百分之百，這在我自己力量應該是做得到的。不用力便不算。若用一個機器來做一件東西，也得要加進人力。若果我們要做一個第一等人，要做一聖人，怎樣可以不用力？力量在哪裏，衹在我們自己內部，這是內在條件。但我們還得要進一步，不但要做一頂端尖角的人，更要做一圓滿周到之人。要處處中乎道，合乎理。等於射一枝箭，射到這靶上，可是沒有射到這紅心。射到靶上是你的力量，射到紅心不但要力量，還要你的技巧。伯夷、柳下惠、伊尹，這是我們做人的三大規範，是要用力量的。衹有孔子，在力量之上還有技巧。孔子無可無不可，但都得到傢，此即《中庸》之所謂至人。有時像伯夷，有時像柳下惠，有時像伊尹。他一箭射出去，總是中到紅心。有力量若不見其力量，有規範若不見其規範。等於伊尹射嚮上面，伯夷射嚮右下方，柳下惠射嚮左下方。伊尹在上面一方位是聖人，伯夷在右下一方位是聖人，柳下惠在左下一方位是聖人。但卻有偏缺不圓滿，不是一個大聖人。
　　孔子有時也做伊尹，有時也做伯夷，有時也可以做柳下惠，故孟子說：“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今天我們衹說孔子集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大成。孟子是說孔子集了伊尹、伯夷、柳下惠之大成。故不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聖人。若一定要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我們不登政治高位，我們自己的責任都可交卸下。我又不做皇帝，又不做宰相，外麵條件不夠，哪能做聖人。幸而孟子另舉出三聖人，都是由其內在條件而成為聖人的，使人誰也逃不了自己的責任。人類中有此三種性格，有此三種標準。而孔子則兼此三者而融化匯通為一完全之人格。他積極嚮前，有時像伊尹。他一塵不染，有時像伯夷。他內介外和，有時像柳下惠。所以孟子稱孔子為集大成之至聖。孟子自己說，“乃我所願，則學孔子。”若說聖人，伊尹、伯夷、柳下惠都是，可是終於限止在一格，孟子不想學。經過孟子這一番說話，中國後世衹尊孔子為聖人，又稱之為至聖。而伊尹、伯夷、柳下惠，後世似乎都衹稱之為賢。孟子也衹是一大賢，亦有稱之為亞聖的。於是中國遂留下來一個聖人係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於孟子，這是唐代韓愈《原道篇》所提出的。但我們從孟子這番話來看伊尹、伯夷、柳下惠，實在也就是聖人，而同時即是一豪傑。你看伊尹把太甲關起，說：“你不行，我來代你。”這種氣魄，不十足是一豪傑典型嗎？後人說：“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須是有公天下之赤忱，夾着一些私意便不成。伯夷也算得一個豪傑，餓死首陽山，那是何等堅強的節操。柳下惠如打太極拳，工夫深了，運氣內行，實際滿身是勁，也是個豪傑之士。孟子說他“不以三公易其介”，這還不是個豪傑嗎？
　　我們再來看孔子，他曾隨魯君與齊會夾𠔌。在這段故事上，他正如秦、趙澠池之會的藺相如。不過孔子是大聖人，此等事，我們講孔子的，來不及講到，也就不講了。夾𠔌之會以後，齊國來歸侵魯之地，但又一面送了大隊女樂到魯國，魯國君相迷戀着去聽歌看舞，一連三天不上朝。孔子告訴他學生說：“我們跑吧！”孔子生這一口氣，現在我們不懂，似乎他不像一聖人，一點涵養都沒有。其實這就是孔子所以為聖之所在。一跑跑到衛國，衛靈公聽孔子到來，他說：“魯國怎樣待孔子，衛國也照樣。”衛多賢人，有些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就耽下了。衛靈公知道孔子無所不能，有一天，問孔子打仗的陣法。孔子一聽，說：“我沒學過呀。”明天又對他學生說：“我們跑吧。”孔子的氣真大，一跑跑到陳國。後來在陳、蔡之間絶糧，沒有飯吃，大傢餓着肚子。孔子的學生子路生氣了，說：“先生老講君子，君子亦有窮乎？也會走投無路嗎？”那時孔子卻不生氣了，好好嚮子路說：“君子也會窮，也會前面無路的。不過小人前面沒路便亂跑，君子沒有路，還是跑君子的一條路。”孔子在外十餘年，魯國人想念孔子，要請他回來，又怕孔子不肯，於是請他一個學生冉有先回。冉有是孔子學生中一個理財專傢，回到魯國，在權臣季孫氏傢裏做管傢，然後再把孔子和一批同學接回。冉有給季孫氏傢種種經濟弄得很好，孔子卻又生氣。冉有常到孔子講堂來，有一天來遲了，孔子問他：“怎麽這般遲？”冉有說：“因有些公事沒完。”孔子說：“什麽公事？你所辦衹是季孫傢私事。你把季孫一傢財富，勝過了以往周天子王室之首相。”孔子便對一輩學生說：“他不算是我學生，你們可鳴鼓攻之。你們大傢可以反對他，可以打着鼓公開攻擊他。”其實孔子垂老返魯，還是這個學生的力量。在這種地方，我們要看孔子這口氣。一般人老了氣便衰，孔子那口氣愈老愈旺。人沒有了氣，哪會有道德仁義。若衹從這些處看，孔子豈不也是一豪傑嗎？
　　再講孟子，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在當時是一位了不起的國君，他對孟子十分敬禮，開口便說：“老先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卻一口衝頂過去，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也是一個能生氣的人，也是個豪傑。他學生問他，“公孫衍、張儀，豈不算得是大丈夫了吧？”孟子說：“這輩人是專做人傢小老婆的，哪配叫大丈夫。”諸位試讀《孟子》七篇，至少也可以長自己一口氣。他的全部人格，都在他的話裏，一口氣吐出了。今天我們要講追隨潮流，服從多數，孔子、孟子所講仁義道德，我們置而不講。聖賢我們不服氣，也該懂得欣賞豪傑。豪傑沒有新舊。敢說敢做，不撓不屈，這纔是一個豪傑。沒有了豪傑，那社會會變成奄奄無生氣。兩腳提不起，盡說有新的，如何般來追隨。
　　中國下層社會拜老頭子，似乎是從墨子開始。墨翟以下，墨傢的老頭子，當時稱為鉅子。上一代鉅子死了，換第二代接上。墨子死後，傳了兩三代，那時的老頭子是孟勝。楚國有一貴族陽城君，他自己親身在楚國朝廷做官，慕墨傢之名，請盂勝去為他守城。楚國大亂，陽城君被殺，楚國朝廷派人來，叫孟勝交出陽城。孟勝說：“我奉陽城君命守這城，沒有陽城君命就不交。”他學生們勸他，他說：“我不死，不能算為一墨者，將來也再沒有人看得起我們墨傢了。”他學生說：“你是墨傢老頭子，不該死。”他派兩個學生去齊國，告訴他們說：“我這鉅子的位，傳給齊國的田襄子。”這兩人去了，楚國派兵來攻城，孟勝死了，他學生一百八十人相隨而死。兩人到齊國，告訴田襄子，傳了鉅子位，便要回去。田襄子說：“你們不能回去，應留在這裏。”兩人不肯，田襄子說：“現在的鉅子是我。你們該聽我話。”兩人說：“別的都可聽，這話不能聽。”就回去自殺了。這也不是墨傢纔如此，孔子門下也一樣。子路在衛國，衛國亂了，子路進城去討亂，被人把他帽子帶打斷。子路說：“君子當正冠而死。”站在那裏，好好把帽子帶結正，亂兵刀矢齊下，就這樣死了。諸位當知，要講道德，臨死也得講。即在生死存亡之際，仍有道德存在。但道德也非奇怪事，我們誰沒有道德？誰不該遵守道德？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不是每一個子弟都不孝，每一部下都不忠。時窮節乃見，這種表現，卻都在最艱難的狀態下纔發現。所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兩句話，孔子的學生能做到，墨子反對孔子，但墨子學生也同樣能做到。我們該從這一標準看去，纔知道所謂的中國歷史人物。這一種精神，便是我們的歷史精神，也即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但卻是一種豪傑精神，亦即是一種聖賢精神。近人不瞭解，乃說要打倒孔傢店。沒有這番精神，空讀《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而時習，又哪見得便是聖賢？便是豪傑呢？孔子跑出衛國，一般學生餓着肚子跟着他，跑到宋國效外一大樹之下，孔子說：“我們在此學舞、學歌吧”。宋國桓魋聽了，趕快派軍隊去，要抓住殺他們。孔子聞得此消息，說：“我們走吧，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這不又是一番豪傑精神嗎？
　　戰國時代的豪傑之士，真是講不完，且不講。秦漢之際，有一齊國人田橫。歷史上所謂山東豪傑群起亡秦，田橫也是其中之一。漢高祖派韓信把齊國打垮，田橫逃在一海島上。漢高祖即了皇帝位，聽說田橫在海島上，派人嚮田橫說：“你來，大則王，小則侯。不來，當然要不客氣。”田橫答應了，帶了兩人同去。一路到河南，距離洛陽三十裏，這時漢高祖在洛陽，這已是最後一站。田橫告訴他手下兩人說：“從前我與漢王同為國君，現在他是天下之主，我到他那裏去拜他稱臣，就不必了。”他說：“漢王要見我一面。從此地去不過三十裏，快馬一忽便到。你們把我頭拿了去，他看我還如活時一般，豈不就好了嗎？”田橫自殺了，兩人帶着他頭，到洛陽見漢祖。漢高祖大驚說：“這哪是我意呀！”於是以王者之禮葬田橫。田橫下葬了，跟着田橫來的兩人也自殺了。漢高祖更為驚嘆說；“田橫真是一了不起人，他手下有這樣二士。我聽說在海島上還有五百人，趕快去請他們回來。”海島上這五百人知道田橫死了，也就集體自殺了。這一故事，真夠壯烈呀！
　　孟子說：“聖人百世師。”使百世之下，還能聞風興起。我小時喜讀韓愈文，韓愈年輕時有幾篇文章，一是《伯夷頌》，一是《祭田橫墓文》。他進京赴考，過洛陽，在田橫死處，寫了一篇文章祭他。從漢初到唐代韓愈時，至少已一千年，伯夷更遠了，至少已到兩千年。當時中國後代第一大文豪，在少年時還如此般敬仰此兩人，這真所謂聖人為百世師，豪傑就應該如此。韓愈在當時，提倡古文，這亦不是一豪傑行徑嗎？若我們衹讀韓愈《原道》，縱使信了他所說之道，沒有他一番精神，那道也不能自行呀！若非韓愈少年時即知敬慕伯夷、田橫，哪能即成為文起八代之衰一大文豪。
　　再說漢代歷史人物，也是指不勝屈，且舉一個蘇武來作例。他出使匈奴，匈奴人看重他，勸他留下，蘇武不答應。匈奴人把他幽置地窖中，沒有飲食，蘇武嚙雪與旃毛並咽。幾天沒有死，匈奴人更敬重他。送他去北海，即今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去牧羊，是公的羝羊。說：“等羝生小羊，就放你。”蘇武在那裏掘野鼠和吃草為生，這樣他就一留十九年。手中持着漢節，始終不屈。在匈奴，有他一好友李陵。李陵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軍事奇才，以五百步兵對抗人傢八萬騎兵。匈奴下令：“這人須活捉，不許殺了。”結果李陵被擒，降了。降匈奴的也不是李陵第一個，在前有衛律，也得匈奴重用。衛律、李陵都來勸蘇武降，蘇武不為動。蘇武在匈奴，既未完成使命，回來後，當一小官，也無表現。我們今天的小學歷史教科書，似乎更都喜歡講張騫、班超，因他們有表現。但蘇武在以前受人重視，尚在張騫、班超之上。我們相傳的戲劇，多衹唱蘇武，不唱張騫、班超。張騫、班超當然也了不得，但是我們嚮來傳統更重視蘇武。因成功須受外在條件，際遇人人不同，無可學。若如蘇武守節不屈，卻是人人可學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際遇不可學，沒有際遇的如孔子，卻該人人可學。所以司馬遷《史記》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若把此幾句來講堯、舜、文、武，豈不是笑話。《漢書·蘇武傳》把李陵來合寫，兩人高下自見。李陵是數一數二的軍事奇才，然而在人格上，哪比得上蘇武。蘇武其實已為漢朝立了大功，使匈奴人從心中崇拜漢朝，比起打一勝仗更功大。《漢書》上又嫌把蘇、李合傳，太明顯，因作《李廣蘇建列傳》，從李廣寫到李陵，從蘇建寫到蘇武。隱藏着作史者之用心，卻使讀史者感動更深。這些是中國相傳之史法。
　　我們再講下去，不一定要講不成功的人，也不一定要講無表現的人，總之要講幾個具備豪傑性氣的人。具備豪傑性氣，即是具備了作聖作賢之條件。蘇武不能不說他是一個賢人，若要說他是一個聖人，他也得和伊尹、伯夷、柳下惠為等侍。他已在一點一角上是聖人，十九年守節不屈，做得徹底，做到了傢。雖不能同孔子大聖相比，寧能說他不得比伊尹、伯夷、柳下惠？此刻且不必爭，也不必叫他是聖人，他總是一賢人，總是一豪傑。下到東漢，我不想再舉剛纔說過鄭玄那樣的人，我且舉一個軍人馬援。衹要我們到廣西、越南西南一帶邊疆上去，還始終流傳着馬援故事。馬援是光武中興時代一位將軍，光武的中興集團，大多都是他的太學同學。馬援卻是西北一個畜牧的人，牧牛羊為生。馬援有幾句話一嚮流傳。他說：“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而馬援也真能做到此八字。他從事畜牧，正是他窮時。但他有了馬牛羊幾千頭，種田積𠔌幾萬斛，在邊疆上成了一個大財主，他又說：“我要這許多財産什麽用呀，我該能賙濟貧窮，否則不過是一個守錢虜而已。”看守一筆錢財，自己等如那一筆錢財之奴隸，此“守財奴”或“守錢虜”三字，也是馬援說的。後來漢光武見到了他，大為器重，可是馬援封侯還是在後來。他平越南封了侯，年齡也老了，漢朝又要派軍去討五溪蠻，馬援要去，漢廷說他老了，怎麽能再去邊疆？論當時的交通，那邊的氣候，一切一切，派一個少壯軍人去，當然更適宜。但馬援說：“我並沒有老”。他又說：“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死於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馬革裹屍還”這五字，直傳到今天，也是他說的。馬援是個大豪傑，聞其風，一樣百世可以興起。不要錢，不享老福，情願一馬革裹屍還葬，還不算是一豪傑嗎？惟其他能具有這套豪傑之氣，才能表現出一個最高人格來。
　　但我們講中國歷史上人物，不能說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乃至田橫、蘇武、馬援，便是頂尖出色人物了，上面還有孔子、顔淵、孟子許多人在那裏。這些人都從一大源頭上來，從中國古人的最高理論，中國的最高文化理想上來。下面我想講到南北朝，我且舉一人，那是一出傢和尚。中國沒有大和尚，佛教怎會在中國發揚？相傳佛傢有三寶。一是“佛”，沒有釋迦牟尼，就沒有佛教。一是“法”，那就是釋迦牟尼所講的一套道理。然而要信仰這套道理，肯照他做，便得還有一寶，就是“僧”。沒有僧人，佛也好，法也好，一堆空東西，什麽也沒有。今天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孔子是一佛，《論語》是一套法，但沒有孔傢和尚的話，三寶缺其一，這兩寶也有若無。衹有把此兩寶權放在那裏，將來總會有大和尚出來。我不信佛教，但我很崇拜中國一些大和尚高僧們。我衹拿一個普通的人格標準來看和尚高僧，來看他們的表現。但中國高僧們，很少寫進二十四史。中國歷史人物實在太多，二十四史寫不盡，中國另外有《高僧傳》。《高僧傳》，一續、二續、三續，一路記下，我今天衹講一個竺道生。和尚出傢沒有姓，因佛教從印度來，印度那時繙作天竺，所以他姓一個竺字，叫竺道生。也有和尚衹姓一個釋迦牟尼的釋字，到今天我們和尚都姓釋。那時中國人尊崇和尚，不把他名上下二字一並叫，故竺道生又稱生公。衹有到了五四運動以後，孔子不叫孔子，也不叫孔仲尼，叫孔仲尼已經太客氣，必該叫孔老二。倘使你仍稱孔子，便是落伍。儒傢思想，也該改稱孔傢店。那是我們近代的事。生公當時，《小品泥洹經》初翻譯到中國。《泥洹經》有大本、小本，小本的叫小品，衹有八捲。大品的是全部，有三十四捲。小本中有一句說：“一闡提不得成佛。”一闡提是毀謗佛法的人。竺道生卻說：“一闡提也得成佛。”當時北方和尚大傢起來反對說：“經上明明講一闡提不得成佛，你怎能講一闡提亦得成佛。”召開大會，把他驅逐。竺道生當然衹得接受大傢决議。但他說：“若使我話講錯，我死後應進拔舌地獄。倘我話沒有錯，我死後還得坐獅子座，宣揚正法。”佛寺中大佛像，有坐獅子，坐象，坐蓮花的，竺道生在此中間特別欣賞獅子。諸位當知，出傢當和尚，也得具備豪傑性氣，否則和尚也不成為一寶。幸而當時中國分南北，他渡過長江，跑到南朝來。結果《大品涅槃經》翻出來了，下面講到一闡提亦得成佛，竺道生的說法終於得到證明。
　　唐、宋兩代，一路有人物，惜於時間，且略去不講。我舉一個元代人作例。宋朝亡了，元朝起來，中國有一人鄭思肖所南，他沒有什麽可傳。據說他常作畫，衹畫蘭花，卻根不着土。別人問他，他說：“沒有土呀”。他住宅門上題四個大字，“本穴世界”，拼上湊下，實是一個大宋世界。他著一本書，稱《大無工十空經》，實也還是大宋兩字。他還有一部《心史》，用鐵函封了，沉在蘇州一寺中井底，在明祟禎時出現了。他也是一豪傑之士，應該歸入孟子三聖人中伯夷的一路。
　　明代人物也很多，即如王陽明先生，諸位讀陽明年譜，就知他也是一個豪傑。再講一人海瑞。他是瓊州海南島人。一生正直，自號剛峰。今天的大陸，有話也沒得講，把海瑞故事來重編劇本。海瑞當時，市棺訣妻上疏。上海老伶周信芳，唱出海瑞駡皇帝。吳晗寫了一本《海瑞罷官》。你若不說海瑞是聖賢，他該是一豪傑。
　　清初，我想舉一人李二麯，他是陝西一種田漢。他講陽明哲學，名大了，清代皇帝定要籠絡他。派地方官送他到北京應博學鴻詞科，他說生病，不肯去。朝廷下命，生病便好好用床擡着去。路上防備甚嚴，無寸鐵可以自殺。他衹有餓死一法，不吃東西。地方官也受感動，說他實有病不能來，把他送回去。他說：“我實為名所誤”。從此一生絶交，地下掘一土室，不見任何人。衹顧亭林到陝西，可下土室見他。一談一半天，不知談了些什麽。清末時，大傢起來革命，讀者莫要認為這都是法國、美國革命來領導我們，其實明末遺老，如李二麯等故事，也發生了極大作用。今天我們要復興文化，大傢又來談西洋文藝復興，其實也該在中國歷史上多舉幾個可資效法的先例來號召。
　　再講到最近代人。我到臺灣來就發現了兩人。一是鄭成功，一是吳鳳。有此兩人，我們來到臺灣也不寂寞。我去美國，又知道一人。在他們南北戰爭時，有一位將軍退休了，傢住紐約。這位將軍脾氣不大好，一生獨居，所用傭僕，一不開心，就駡就打，工人來一個跑一個。有一中國山東人，名叫丁竜，來到將軍傢。這位將軍照樣打駡，丁竜生氣也跑了。隔不幾時，那將軍傢裏起火，房子燒了一部分，丁竜又來了。那將軍詫異說：“你怎麽又來了？”丁竜說：“聽說你房子被火燒了，正要人幫忙。我們中國人相傳講孔子忠恕之道，我想我應該來。”這位將軍更驚異，說：“孔子是中國幾千年前大聖人，我不知道你還能讀中國古書，懂你們中國聖人之道。”丁竜說“我不識字，不讀書，是我父親講給我聽的。”那位將軍就說：“你雖不讀書，你父親卻是一學者。”丁竜說：“不是，我父親也不識字，不讀書，是我祖父講給他聽的，連我祖父也不識字，不讀書，是我曾祖父講給他聽的。再上面，我也不清楚，總之我傢都是不讀書的種田漢出身。”那將軍甚感驚異，留了丁竜，從此主僕變成了朋友，那位將軍卻受了感化。兩人這樣一輩子。等到丁竜要病死了，嚮那主人說：“我在你傢一輩子。吃是你的，住是你的，還給我薪水。我也沒有傢，沒有親戚朋友，這些錢都留下。現在我死了，把這些錢送還你，本來也是你的錢。”這位將軍更驚異了，想“怎樣中國社會會出這樣的人？”於是他就把丁竜這一小筆留下的薪金，又捐上自已一大筆，一起送哥倫比亞大學，要在那裏特別設立一講座，專研究中國文化。這講座就叫“丁竜講座”。在全美國大學第一個設立專講中國文化的講座，就是哥倫比亞。現在美國到處研究中國文化，我想主要還該研究如何在中國社會能出像丁竜這樣的人，其實這故事並不簡單，非深入中國文化內裏去，不易有解答。我若說丁竜是一個聖人，該是孟子三聖人中柳下惠一路。若說吳鳳也是一聖人，該是孟子三聖人中伊尹一路。此也未嘗不可說，至少他們都是一賢人。換句話說，都是一豪傑之士。明代人說，滿街都是聖人，端茶童子也是聖人。中國社會上聖人多的是。聖人外流，跑到海外去，一個跑到臺灣，就是吳鳳。一個跑到美國，就是丁竜。在祖國，山東武訓，不也是個聖賢嗎？至少也是個豪傑之士。他討飯，碰到人跪下，請你幫助，要去辦學校。
　　這種故事太多了，不勝講。諸位若把這標準來看中國二十四史，除了政治傢、軍事傢、財政傢、藝術傢、學問傢、宗教傢等等，歷史上還有很多人物，衹是赤裸裸的一個人，沒有什麽附帶的，也不要外在條件，衹靠自己堂堂地做一人。現在我們大傢要外在條件，覺得我們百不如人。若從歷史上講，時代不夠外在條件，人物不夠外在條件的也多得很。但孔子也是沒有外在條件，碰到魯哀公，衛靈公，碰來碰去總是不得意，然而孔子成為一大聖人。把我們今天的社會，和孔、孟時代相比，或許還好一點。比南宋亡國蒙古人跑進來，明朝亡國滿洲人跑進來，那更要好得多。比吳鳳從福建來臺灣，比丁竜從山東去美國，我們也要好得多。我們且莫太講究外在條件，應該註意到我們內在的條件。這樣始叫我們每個人都可做一個歷史的主人翁。每一人也有每一人的一段歷史，縱說是一段小歷史，如吳鳳，如丁竜，把這些小歷史合攏來，便成為一部中華民族的大歷史。我們的歷史理想，其實即是我們的人生理想。若把我們的歷史理想人生理想都放在外面去，則權不在我，也不由我作主，試問那還有何理想可言。
　　可是我們今天的社會風氣，卻愈轉愈離譜。我在香港新亞書院時，有一學生從大陸來，上我課，聽到“君子無人而不自得”一句話，他覺得這真是人生最大要求所在。他問我這個道理，我說：“你且慢慢聽，慢慢學”。他見我散步，也要學散步。他說；“我讀書程度淺，來不及，散步總該能。看你怎樣散，我也怎樣散，我散步庶亦可以自得其樂”。那學生極誠懇，極有志，可是別的同學有些會笑他，駡他。後來他覺得中國社會到處跑不進，轉進教會，外國人卻懂得欣賞他。現在他做了牧師傳教，見了我，要來嚮我傳教。他說：“先生，我得你好處不少，我該同你講講耶穌吧。”唉！今天的中國社會，偏偏中國道理不能講，要講就給人傢笑駡，要逼得你特立獨行，衹有學伯夷，那怎了得！所以今天我們至少要大傢負起一些責任，隱惡而揚善，來轉移風氣。至少要使年輕人有條路走，不要弄得像今天樣，除了去外國，好像前面無路。“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我們到鄉村老百姓圈子裏，在無知識人身上，或許還有一點中國文化影子。我們受這時代潮流的衝激太大了，我們都要變成一現代人，而我今天卻特別提出歷史人物這題目來講。當然我不過隨便舉幾個例，希望我們將來學校小學中學乃至大學的教科書，多講一些人物，講一些中國歷史傳統所看重的，即如何做人。要講一個無條件的，赤裸裸的，單憑自己便能做到的“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的這一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國防研究院“思想與文化”課講演，一九六九年八月《東西文化月刊》第二十六期刊載）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前一章回   後一章回 >>   
錢穆《國史新論》自序再版序
中國社會演變再論中國社會演變略論中國社會主義
中國傳統政治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中國知識分子
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再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教育
中國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中國歷史上之考試制度中國歷史人物
中國歷史上之名將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

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