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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節：一個小吏的情理法難題2
李光閣 Li Guangge
事實上，對於宋江來說，决定嚮晁蓋等人通風報信的時候，已經做出了拋國法而選人情的抉擇。熟悉公文報送程序的宋江很冷靜，對何濤遞過來的公文，他先是表示“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拆開”，利用程序化規則一下子把自己撇清，然後囑咐何濤“這件公事非是小可，勿當輕泄於人”，顯示自己對這項工作很認真。已經“輕泄於人”的何濤衹是一名武官，哪懂得小胥吏的這些彎彎繞？還一個勁兒猛誇“押司高見極明”，懇請宋江“千萬作成”。
這個時候的宋江是否偷笑何濤的呆傻，已經無從可考。但宋江接下來能以回傢“分撥了些傢務便到”的藉口脫身，然後立即飛馬報於晁蓋，說明何濤等公人的辦事素質，實在不敢恭維。等到縣衙上班後，宋江領着何濤見了知縣做了匯報，並以“日間去衹怕走了消息，衹可差人就夜去拿”為由，為晁蓋等人贏得了充足的時間。在泄密問題上，宋江處理得冷靜、合理而又富於智慧，顯示了日後梁山“一把手”的基本素質。有這樣一個把知縣、緝捕使臣玩於股掌的能吏與朝廷為敵，也算是那些庸官的不幸了。
奠定宋江一生命運走嚮和日後江湖地位的泄密案就這麽發生了。宋江終身恪守忠義信條，臨死寧願拉着李逵墊背也不願意背叛朝廷，應該說表現出對國傢法理的無比忠誠。但為什麽在捉拿晁蓋的問題上，卻毫不遲疑地站在了情的一面呢？衹有一種解釋，那就是：軟約束的人情之所以能夠戰勝硬約束的法理，是因為人們在處理與能夠獲利的人脈關係相關的問題時，往往采取博弈的心態。
宋江和晁蓋是心腹兄弟，兩者又都有仗義疏財的美名。仗義疏財需要堅強的財力作為後盾，他們之間肯定少不了經濟往來。完全可以設想，宋江在對待是否通風報信問題上，有這樣的考慮：如果不被發現，他將獲得更廣泛的人脈關係和經濟利益；如果發現了，儘管可能有牢獄之災作為代價，但此舉會讓他獲得良好的江湖名聲。熟於基層政務運作的宋江，私下裏認為被發現的可能性極小。事實上，如果宋江不包養閻婆惜，或者劉唐不冒冒失失地來酬謝宋江，抑或宋江早早把晁蓋的密信付之一炬，他這個通風報信的“深喉”很難浮出水面。在任何時候，以僥幸的博弈心態處理問題，都難免會付出代價。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不透風的墻，宋江作為泄密案的主角，最後還是被閻婆惜發現了。
探討宋江的博弈心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今天的社會依然是熟人半熟人社會，很多人特別是握有一定公共權力或者資源的人，都會面臨情理法之間的衝突，當衝突來臨時就有可能選擇博弈的心態去處理問題。宋江博弈心態的産生，有時代的背景。中國古代社會是禮法社會，國法是以綱常倫理為指導原則和基礎製定的，反映親族血緣間權利義務關係的倫理法，與同樣是以綱常倫理為基礎的人情具有一致性。當國法與人情産生衝突時,統治者是法情允協，綜合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則是執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斷，因而使國法、天理、人情相互協調統一，情理和社會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礎，又是國法的價值衡平的標準。在具體的審判實踐中，司法者為了達到合理的結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國古代官吏眼裏，為了道德情理的實現,在很多情況下可以不顧成文的律法而實行經義决獄。
熟人社會中，由於人際關係非常緊密，律法被擱置在了邊緣位置，而情理、面子等則成為人際關係的黏合劑。在古代，人們首先是認為完美的秩序應該是情理法的結合，但當三者發生衝突的時候，律法的地位相對較低。也就是說，在我們中國人的習慣中，天理、人情甚至重於國法，如果在國法與人情衝突的時候，前者往往會被後者切換。不瞭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為什麽陳文昭會改文書輕判武鬆、鄆城知縣會一味地開脫宋江。這就造成了宋江博弈心態的最底綫：即使被官府發現，他也不可能掉腦袋。
前面說過，在熟人社會裏，握有公共權力及其他資源的人，在碰到情理法的衝突時，都有可能采取博弈心態。在這個問題上，宋江絶對不是孤例。朱仝、雷橫開脫晁蓋和宋江，雷橫犯事後被朱仝私自放走，花榮明知道宋江犯法還予以收留，孫立能允許傢人與山大王結交，都是情理法衝突下國法與人情切換的案例。
大量事例的發生，既說明情理法衝突的廣泛存在，也說明博弈心態的隨處可見。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個善良青年的“墮落”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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