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柏杨访谈录:新城对   》 炉边漫谈(6)      柏杨 Bai Yang

  问:你什么时候离开北平?
  柏杨:1949年。
  问:我和你同时在北平!
  柏杨:我到青岛……
  问:经过潍县,对不对?
  柏杨:对!
  问:我们走同一条路线!
  柏杨:我们五六个人走到青岛,住在一个学校里,穷得干净利落!我到菜市场,身上只有一条裤子。一块钱,人家说,好!要!我就当场脱下裤子给他。那时候也二十八岁了,大学毕业,在辽东学院当副教授,居然饿得当场脱裤子!后来到上海,住在临时搭的难民收容所;从上海就到了台湾,上海还在打仗……
  问:那怎么能说共产党把你俘虏过去了?
  柏杨:我从来没有被俘过,但调查局说我被俘虏三天!思想是累积成熟的,三天就变了吗?但三天却是“加入叛乱团体”——就挂上了钩!挂上了钩就是死刑。我到了台湾简直没办法呀!我的脾气又不好,老犯上。
  问:你的这些生活经历对你写作都有影响?
  柏杨:是。我对“苦”很敏感,现在有人觉得我花钱花得太厉害……
  问:是报复心情。
  柏杨:不是报复心情。我说,第一,我受过这么多的苦,我知道钱的重要,但是,我不吝啬……
  张香华:这和他的性格有关,大来大去。我们约会时候,他穷得要死,上街要坐出租车!我说,算了吧,别坐出租车了。他偏要坐出租车!(苦笑)
  柏杨:(望着妻子笑。转向聂华苓)但是,我本身没有享受,吃碗炸酱面就满足了。我也不讲究穿,我唯一的消耗就是抽烟。我帮助人,我的方式是通过工作来帮助。譬如编个文学年鉴,我花钱;假若我没有钱,我可以做吗?我写《异域》,写到苦的时候,写到小孩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小女儿才两岁,书桌就摆在床前,孩子睡在床上,听她呼吸,看她小脸蛋,我就忍不住会哭。我写过一篇母亲生产的小说,那时候,我女儿就要出生了。暴风雨,我身上带的钱不够。心里真难过,恐怕要难产;如果难产输血,马上就要缴钱!我想,万一要输血的话,往哪里去借钱?我一个人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万一有问题的话,真是只有死路一条!后来我就写了一篇那样的小说。恐惧、贫穷、困难、走投无路。人在困难的时候,“恶”的一面会发挥出来,同时,“善”的一面也会发挥出来。可惜的是,人到了绝境的时候,他发挥善的这一面时,别人已经看不到了。
  张香华:为什么看不到呢?
  柏杨:人临死的时候,讲的话,做的事,谁看得到?
  问:或者是你正在倒霉的时候,谁理你呀!
  柏杨:是呀,我写的主要是社会的不公平。我只希望读者读了以后想:为什么主角这么受苦?可能我的表达方式不对。人家说看了我的小说觉得很难过——得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怪悲伤的。
  问:看了难过,你就会想:人为什么会这样?你就要思索。
  柏杨:但是,人不喜欢思索!我写了一篇关于离婚的小说(转向妻子)。你看了,你不赞成。
  张香华:我不赞成,不是情节问题,是你处理的技巧。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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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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