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送礼品
（1793年7月31日-8月5日）
7月31日，中午。所说的两名中国高级官员来了。“他们从未见过像‘狮子’号那么又高又大的船只。他们不知道怎么从船弦上船。我们只得用绳子捆住一把扶手椅，降到他们的帆船上，然后靠滑轮把他们升到甲板上。”
杭州一景（W·亚历山大）
还有一名官员，他的品位最高，“由于怕海”，宁愿留在陆地上。
清廷档案使我们知道了英国人所没有弄懂的原因。钦差大臣徵瑞之所以没有上船，完全是出于礼仪上的考虑。朝廷大臣是不屑于上外国船的。通常是他们的士卒先爬上外国船，然后接过从朝廷帆船的高处抛过来的竹制跳板。这位要人就通过这个跳板下到外国船上。可是“狮子”号船体高大，无法安排这种传统的下船仪式。皇帝的钦差如果像蜘蛛似地摇摇晃晃地被吊在缆绳一端，那是有损尊严的。他丢了面子，也就是丢了他所代表的皇帝的面子。
七条大帆船跟随在后，船上装满了食品：“20头牛、120头羊、100只鸡、10O只鸭以及数10篓各种食品。食品是如此之多，以致我们只接受了一小部分。”“外国人只有在东方才能遇到如此殷勤的”款待。中国的好客，“十分讲究形式，即使对敌人也如此”。
两名上船的中国官员分别姓王和乔。王是武将，头戴二品红珊瑚顶戴，上有一根皇帝特赏的花翎。乔是文官，他的帽子上那颗圆珠是蓝色的，比红色的低一级。“经过一番寒暄之后，我们开始工作”。商谈了有关礼品从英国船搬运到中国船上的一切细节。当然，他们又要求开列礼品清单。把所有礼品倒到中国船上的工作将需要4至5天。
谈判完后双方便在“狮子”号上用餐。饭菜丰盛，气氛友好。这两名中国官员十分灵巧地学用刀叉进餐。他们很喜欢喝英国酒：刺柏子酒、朗姆酒、樱桃白兰地酒。马戛尔尼写道：“他们走时紧紧地和我们握手告别”，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走时比他们来时更需要借助于安乐椅了。
马戛尔尼为能在“狮子”号上款待客人而感到十分高兴。但那一天却成了他作为船上和海上主人的最后一天。英国人还不知道，他们一上岸就会由这两名友好官员陪同，并受到监视。一会儿被带到一个地方，一会儿被拒之门外，一会儿又被带回来。总之，他们的行动将完全失去自由。
文官与武将
王与乔将要陪同英国使团几个月。斯当东对他们从上到下作了一番描写：“乔是一名文官。他讲话始终不慌不忙。一切都表明他有很强的判断力。他唯一关心的似乎只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他的任务。他曾是皇家某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十分通情达理的人。”这就是一名英国文人对一名典型的儒家文人的很好描绘：沉着、谦恭、有威信但又毫不炫耀。
“王是一名武将。他为人纯朴、豪爽、勇敢，这是军人生涯所需要的品质。他体魄强健，身材高大。他身上伤痕累累，站立时十分挺拔。由于他气力过人，武艺高强，所以他在使用弓箭仍然多于使用火器的中国军队里很受敬重。他对新交的朋友十分随和，就像对待相识已久的老朋友一样。”
文官加武将，这就是统治中国的“天朝官僚体制”的双重结构。天朝官僚体制一直在寻求某种平衡：文官占领导地位——文官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文人”；武将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作为长征的米荣幸存者、红军的绝对主宰的毛与邓不也是作为文官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吗？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罗马共和国——同样也像在所有的民主国家——官袍胜过武器。
在不同年代里，这个规律也会遇到例外。作为征服者的满族人曾一度突出军人地位。20年代的“军阀”是如此，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由于需要控制局势，也再次提高了军人的地位：军队至今仍然是制止动乱的手段。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木过，王的地位并不始终高于乔。
礼品清单
正当苦力把礼品箱从英国船搬运到中国帆船上去时，马戛尔尼再一次令人开列礼品清单。他认为，为了增加礼品的光彩，最好用“东方”风格来介绍这些礼品。
所谓“东方”风格，只是马戛尔尼自己对“东方”风格的看法——描述时要用夸张手法。但他却忘了中国礼貌的首要一点就是应该贬低所赠礼品的价值，以免受礼的人感到羞辱。可是，马戛尔尼怎么愿意说他带来的礼品“只是一些纪念品”、“小意思”，“我们穷国的一些小玩意儿”呢？他自然就显得狂妄自大了。
“如果赠送一些只能满足一时好奇心的时髦小玩意儿，那是有失礼貌的。因此，英王陛下决定挑选一些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启迪的物品。”
下面是主要礼品的介绍：“天体运行仪，它代表宇宙，而地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点。这是天文学和机械学最佳结合的产品。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这架天体运行仪最后还能模拟各天体的蚀、合和冲。它指出人们观察时的确切月、周、日、时和分。该仪器是欧洲最精美的，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一个地球仪。它上面标有地球的各大洲、海洋和岛屿。人们可从上面清晰地看到各个君主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
各种类型的武器
礼品介绍中巧妙地塞进了政治，甚至恫吓：“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因此英王陛下想在给皇帝陛下派遣使团的同时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以示敬意。但鉴于黄海里有暗礁，而欧洲的航海家又根本不熟悉这段肮路，英王陛下不得已派遣一些较小的船只。另外，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陛下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这是想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及其4艘护航舰只是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伦敦方面可以派遣它的强大舰队开赴广州，如果……
礼品介绍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这也是为了暗示英国武器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是为了谨慎地大量推销世界上最好的兵器。当然，礼品介绍中也提及“削铁而不卷刃的利剑”——这是为委婉地介绍英国特种钢方面的优势。
接着，礼品介绍又同样详细并同样浮夸地谈了赫歇耳望远镜、秒表、韦奇伍德瓷器、帕克透镜、布料……
礼品介绍中最后开列的是油画：“王室成员”和“著名人士”的画像；“城市、教堂、城堡、桥梁、陆战与海战、船坞、赛马等真实写生画”。
中国人的看法
王和乔说他们感受的印象非常深刻，英国人更加喜欢他们俩：这是一种突然产生的好感。可我们对这两名中国人是否喜欢英国人则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无权直接与皇帝通信。马戛尔尼与天朝官僚的首次接触情况是由第三者，即钦差大臣徵瑞写奏折给皇帝的，尽管他本人并未在场：“英吉利国贡船仍来天津海口停泊。奴才拟赴该船时先告知仪注，该正贡使马戛尔尼自以品级尊崇，须平行相见。若奴才先行往见，有失体制。”
（在奏折的边上，皇帝朱批：“又太过了。”这位钦差大臣比皇帝还更维护帝制。）
“是以即令同出海口之天津道乔人杰、通州副将王文雄过彼船内，谕以‘钦差出海查看表文［乔治三世信件〕贡单，令我等过船来取’。该贡使免冠，遥向奴才口称：‘蒙大皇帝如天之德。’其接待道协二员亦极恭敬。大船舱内正中供奉皇上圣容，外边装金镶嵌珠石，外罩大玻璃一块。该贡使十分肃敬，不敢在此起坐。
“其贡物内有见方一丈多者一件，现已分装数箱，易于运送。据称贡品俱可运至热河，惟此件制造精巧，国王极为珍重。如在热河安设，再行拆动，必致损坏，不能收拾。奴才未敢擅便，理合请旨遵办［……］英吉利国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11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
钦差大臣的奏折与其说是向皇帝报告实情，还不如说是检皇帝爱听的汇报。
怎么让对方明白
最初是周、安和王诸位神父，后来是安纳和拉弥额特神父，甚至小托马斯也都参加，他们非常吃力地翻译了礼品清单和国书。中文译本是从赫脱南提供的拉丁文本译过来的，至今仍保存在清廷档案里。不过，这中文译本很不易懂。例如，英国人所称的“天体运行仪”是用的音译。
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又把中文本重译了一遍，因为“朝廷用的文字只有经常出入朝廷的人才熟悉”。他们把“天体运行仪”巧妙地作了解释性翻译，写成“天文地理音乐钟”。
可以想象，这双重翻译会有多少曲折与困难。中文和英文都有各自的高雅语言。中华帝国的所有官员都使用古典汉语——不是文人是无法懂的。拉丁语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交际语言——不错，它在“世界性的法语”面前正在衰落。但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可以靠拉丁语和一名曾在意大利学习过的中国传教士对话。
在20世纪的中国，古汉语几乎只在大学里教，而且学的人寥寥无几。在欧洲，即使在教堂里也已经不用拉丁语歌唱了。而现在法国或德国商人到中国讲什么语言呢？他们讲马戛尔尼的语言。英国使团在这次文化碰撞中战胜了两个“天朝的”官僚体制——并战胜了他的所有竞争对手。
第一次中英对话也使英国使团的翻译力量经受了考验。在澳门时，英国使团的两名翻译中的一名因为害怕而出走了。留下的那位满族人便繁忙不堪。乔治爵士和小托马斯欣喜若狂地一试他们的才干。斯当东很容易承认孩子的才干，因为父亲为孩子成功所感到的骄傲大大冲淡了自己失败后的不快。“我们想考考使团里两个人的才干。在整个海上航行过程中，他们都学习中文。一个人以成年人锲而不舍的精神全力以赴地学。但使他感到羞辱的是，中国官员讲话时，他一个字也听不懂，而他讲的中文，中国
官员一点也不懂。另一个是位小男孩，他肯定没有那名成年人那么用功，但他脑子灵。需要时，他的确能充当一名相当可以的翻译。”
这真是一种超现实的情况：一个使团在中国能否成功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名满族传教士和一个英国孩子的身上。前者少年时代便到欧洲，对中国除了一些记忆外毫无了解；后者对中国只有一些书本知识。至于政治，两个人都一窍不通。
他们的首次翻译工作是否成功呢？不成功。徵瑞在奏折中指出：“错字很多。”他们在描述礼品时倾注那么多的热情，写得那么详细，可中国官员只用礼品单上的号码作为标志。中国官员并不问这些礼品有什么用：重要的是，一件也不能少。
忙碌的蜂群
8月2日开始把礼品箱搬运到中国的大帆船上。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梁肯堂总督在8月3日的报告中写道：“贡物起拨进口者连前共有五百九十余件。现在陆续拨运。尚未完竣。该船人等于贡物起完后随同进口。”的确，只是在中国人运完了所有礼品后，使团才获准下船，“贡物”当成护照用了。
装卸工作于8月4日结束。到了大沽又得把进贡礼品搬到小一些的帆船上才能沿河而上，开到离北京12英里的通州。内河航运到此就结束了。“中国人干得很好。他们不停地唱着、喊着，但很守纪律，听从指挥。他们很聪明，有很多好主意与窍门。一些中国官员统计礼品数并发给收条——任何礼品都不必担心会丢失。”
温德承认：“我们以为中国人很不擅长使用机械设备，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滑车，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依靠自己的技术，用绷紧在桅杆间的绳子上的滑轮把最重的箱子搬来搬去，灵巧得令人难以置信。”赫脱南也同样感到吃惊：“我们本来担心那些大件礼品搬上中国帆船时难免会受到损坏：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人手很多，又非常小心谨慎。中国人的主要食物几乎只是大米和水，但他们的力气却很大。而我们的水手每天有肉吃，有酒喝。”
这些看法至今仍是正确的。中国人搬运时的灵巧是确凿无疑的。他们今天的主要食物依然是大米和煮熟的蔬菜。1793年英国人享用的牛肉或羊肉至今在中国还很少食用。
勋爵看到中国人如此认真也就放心了。他决定让“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两船离开。海底情况不明，船员又受到疾病的折磨，因此他把船只都派往舟山群岛，停泊在水深且能肯定获得给养的地方。但他把“印度斯坦”号的指挥官马金托什船长带往北京，将来可让他在初步谈判后把首批报告带回英国去。
当英使在8月5日离船上岸时，他受到19响礼炮和三喊“乌啦”的欢迎，而水手们则受到了委屈，因为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却无缘“一睹中国著名首都的风采”。
有两人因为必须呆在船上而特别感到遗憾。他们就是安纳神父与拉弥额特神父。俩人是从澳门上的船，中国官员不准他们上岸。想靠外藩使节到宫内为皇帝当差是不行的。因此，他们必须返回澳门，向两广总督申请入境。这是不可变更的程序，即使为了取悦于一个大国使团，这程序也不能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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