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两个人，一个是罗素，一个是曼殊斐儿。罗素给了他敏锐的社会意识，曼殊斐儿给了他纯正的艺术感觉。多少年后创办《新月》月刊时，他代新月派同人提出的“尊严与健康”这一人生命题，可说是从罗素与曼殊斐儿这里肇始的。 根据剑桥大学的档案，志摩后期在皇家学院的身份已 从特别生转为正式研究生。学院给他的评价相当高：“持智守礼，放眼世界。”虽则如此，他在剑桥并没有完成什么研究计划，也没有取得博士学位，连学术论文都没有写一篇。１９２２年８月，徐志摩突然决定回国。 确实突然。就在这年的前半年，刚由特别生转为皇家学院的正式生，继续学下去，纵然不太努力，一年内拿到博士该不是难事。当年哥伦毕业大学的博士头衔，轻易地扔掉了，这回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博士，也这么毫不珍惜地扔掉了。 徐志摩说过，他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这次突然回国的感情线索是什么呢？ ———林徽因。林徽因去年１０月回国后，整整一年，不管通信不通信，想像的空间大了，想像也就更美妙了。还有个原因，或许是次要的，却不能不提。这就是，此前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有一个大的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需要徐志摩回国相助。这个大的计划，他们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实现这一计划，最为迫切的，莫过于优秀人才的通力合作。 上年１２月１１日，舒新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在外面考察教育、物色人物，在开学前将一切应办之事概行办妥，先期通告学生……则可以中国公学委城、南陔、东荪办理，君劢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在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梁启超在《致百里东荪新城三公书》中说：“志摩大约（公权言）不能速归，博生、为蕃、品今三人不审有能归者否？”知不能速归，可见是通了声气的；不能速归，总是可以归的，到第二年１０月不就归来了吗？ 不管怎样衔接，事实上，后来徐志摩从事的许多活动，比如创办新月社，接办《晨报副刊》，都可说是这个“文艺复兴”计划的一部分，至少也是跟这个计划相呼应的。 回国的路线，拟从马赛上船，经新加城、香港到上海。回国前，先到巴黎，后到柏林，准备会见罗素夫妇，阴差阳错，没有见上。在给罗素的信上，他把张幼仪在柏林的地址，作为罗素和他联系的地址，即“夏绿敦堡惠兹里宾街三十二号Y．张转”。这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说明他与张幼仪已言归于好。 ９月中旬从马赛起航，乘的是一艘名为三岛丸的日本远洋客货轮船。 １０月１５日（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到上海。靠近码头时，天将晚了，他拿起望远镜向岸上望去，渐次地望着了父亲，还有这个亲那个友，见面后发觉五年别后，父亲苍老了不少，狂跳的心头，突然迸起一股不辨是悲是喜的寒流，腮边也便觉着两行急流的热泪。 母亲和祖母在三泰客栈等着他。母亲见了分别五年的儿子，起初是流泪，继而便是久别重逢的欢欣。 １０月２９日随父亲来到南京在《徐志摩年谱》中，有陈从周辑录的一则《家书》片断：“八月二十四日由欧抵沪，随祖母往普陀烧香，今晚（重阳日）又因学事与父亲同去南京。”从语气上看，像是写给张幼仪的。因为志摩回到上海，祖母、父母都在身边，不必写什么家书，可称为家书的，惟有给张幼仪的信了。信中说的“学事”，系指当时在南京成贤学舍举办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讲学活动。成贤学舍是地名，机构名称为支那内学院。这个学院，是国内佛经的最高学府，本年７月间成立，由欧阳竟无大师主持，秋天开始讲学，来听讲的各地学者络绎不绝。梁启超正好在南京讲学，欧阳大师开讲后，每天都来听讲。 听讲期间，梁启超患了重病。１１月２１日晚，有朋友请吃饭，开五十年陈酿相与痛饮，大醉而归。２２日晨六时半，坐洋车去听欧阳先生讲佛学，稍感风寒，归而昏睡，２３日张君劢约来第一医院院长为之检查身体，说是心脏稍有异状。原定本日晚上，在法政专门学校有两点钟的讲演，梁已去了，张君劢听说，赶到学校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痛哭流涕，要梁停讲一个星期。架不住弟子的恳请，梁启超便去上海休养去了。 徐志摩在南京听讲的情形，他自己是这样记述的———十一年冬天欧阳竟无先生在南京支那内学院讲唯识，每朝七时开讲。我那时在南京也赶时髦起了两个或是三个大早，冒着刺面的冷风到秦淮河畔去听庄严的大道。一来是欧阳先生的乡音进入我的耳内其实比七弦琴的琴音不相上下，二来这黎明即起的办法在我是生活的革命，我终于听不清三两次拿着几卷讲义也就算完事一宗。（《梁启超〈佛教教理概要〉附志》）离开南京，又来到上海，是否回硖石老家看看呢，想来该回去的，只是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而在上海却是有记载的。 中学同学郁达夫在同兴楼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当时郁在泰东书局编辑部做事。席间，志摩得意地谈起他在回国途中，曾帮助香港警方缉拿了一个往中国贩毒的犯罪团伙。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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