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 中國古都北京   》 百貨彙聚      閻崇年 Yan Chongnian

  大都是元代的商業中心。
  大都城中,商業繁盛。城中人煙稠密,市集四布,各種市集有30多處。依照皇都“面朝背市”的設計原則,城市的商業鬧市區在宮城以北、全城中心鐘鼓樓一帶。鐘鼓樓西的積水潭,是繁忙的運河碼頭,南來的貨船都在這裏停泊。積水潭附近布滿歌樓酒肆,是富商貴族尋歡作樂之地,也是官兵市民會聚買賣貨物之所。鐘鼓樓地區有緞子市、皮帽市、珠子市、鵝鴨市、鐵器市、米面市和沙剌(珊瑚)市等。還有城西的羊角市,這裏有羊市、馬市、牛市、駱駝市和驢騾市等。
  漕運、海運和驛站的暢通,促進了大都商業的繁榮。隋煬帝開鑿的大運河,因宋、金長期對峙,早已淤塞不通。且隋代運河以洛陽為中心,迂回轉折,水陸聯運,極為不便。元定鼎大都,開會通河,取直河道,使運河全程縮短400余公裏。又開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疏通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所構成的都城漕運水係。於是,江南的糧食和貨物可以經杭州水運直抵大都。京杭大運河的修通,對溝通南北經濟,繁榮大都商業,都有巨大的作用。海運與漕運,互為補充。海運由長江口劉傢港入海放洋,運至直沽交卸。海運官船900餘艘,分綱航運,多時運糧達330餘萬石,同時帶來大量南方貨物。海運和漕運之外,還有驛站。驛站有陸站和水站,在東北地區還有狗站,以狗拉爬犁。元代驛站有1400餘處,四通八達,密如蛛網。驛站的設立,主要是為政治和軍事的需要,也有經濟內涵,而貢使的往還,帶來大量貨物,也買回所需物品。這就促進了大都市場的繁榮。
  大都不僅是國內商業中心,而且是國際商業市場。此時蒙古的四汗國,橫跨歐亞大陸,儘管各汗國漸趨獨立,但仍加強了東西方的商人往來和商品流通。
  元朝的陸路貿易,以大都為中心,由三道通往西方。第一道,經鹹海和黑海以北,穿過欽察草原,到達伏爾加河上的撒萊。由此,或西通東歐各國,或經剋裏米亞半島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經高加索至小亞細亞。第二道,經撒馬爾罕、布哈拉,去呼羅珊(今伊朗境),至小亞細亞。第三道,經和田,越帕米爾高原,經阿富汗,至波斯。許多波斯、阿拉伯、外藩商人,往來大都貿易。
  元朝的海路貿易,相當發達。海上通路,由杭州、蘇州通日本,由泉州、廣州等自南海,南達爪哇、蘇門答臘,西通印度、錫蘭、阿拉伯半島和東非。海外貿易進口的丁香、豆蔻、鬍椒、鑽石、珠寶、玳瑁、象牙、犀角、珊瑚和藥物等,從廣州、杭州、蘇州等地,經驛站、漕運和海運,彙聚至大都。
  商品交易,需要貨幣。元大都留下當時貿易貨幣的三個印記:“至大通寶”、“至正通寶”和“至元通行寶鈔”。元代鑄造的金屬圓錢,錢幣史專傢認為衹有兩次:一次是至大三年(1310年)的“至大通寶”和“大元通寶”,另一次是至正十年(1350年)的“至大通寶”,但都很少,所以元代鑄錢顯得格外珍貴。發行於元代的紙幣“至元通行寶鈔”,是1959年在西藏薩迦寺內發現的,縱31釐米,橫21.8釐米。這枚“至元通行寶鈔”彌足珍貴。顯然,元代大都的金屬鑄幣與通行紙幣,在當時促進商品流通、加快經濟發展,有積極作用。特別是這枚“至元通行寶鈔”,有極高的歷史、文物、藝術和學術的價值。
  四域富商大賈,八方奇珍異寶,車載舟運,齊集大都。據載:當時舉凡“天生地産,鬼寶神愛,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文明門外滿舶南來的船衹,順承門外聚居南方的商客,平則門外多留居西方的商人。馬可·波羅在他的行紀中說,汗八裏城住許多商人和外國人,這座城像是一座大商場。世界上再沒有別的城市能運進這麽多的寶貨。每天運進的絲就有千車。汗八裏城周圍各城市的商民都要來到這裏買賣貨物。他贊嘆說:“外國巨價異物及百貨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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