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去的时候，彼艾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35岁，我却觉得他很年轻。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1894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蜜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彼艾尔·居里。"
这是平静的一晚，一个法国物理学家和一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彼艾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合适，无疑地，他颇有天然的优雅。他的手很长，很敏感。他那粗硬的胡须使他端正而且很少变化的脸显得长一点；他的脸很好看，因为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沉、镇静，不滞于物，真是无可比拟。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彼艾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们的谈话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彼艾尔·居里和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科学对话。玛丽尊敬地问彼艾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他着迷，而她的毫不做作使她更加动人。他想起了主人对这个女子的介绍："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于是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我愿意在秋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祖国。"
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锋就转向俄国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情况。这三个离乡背井的人追怀故土，交换他们的亲朋的消息。彼艾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因为他本人，是个一心只想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他是一个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他1859年5月15日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是欧仁·居里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彼艾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彼艾尔·居里16岁就是理科业士，18岁是理科学士，19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5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雅克也是一个学士，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彼艾尔·居里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不过，玛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学者会说出那句决定性的话。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是6月，将近黄昏时候，天气很好。桌子上，在玛丽预备不久应考用的数学书籍旁边，有一瓶白雏菊花，这是彼艾尔和玛丽一起出去散步时采回来的。
彼艾尔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他的请求没有得到许可。对玛丽来说，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让他的失望中，她上了火车。
但他的心跟着她走了，他愿意到瑞士去见她，因为她的父亲到瑞士去接她，要同她一起在那里过几个星期。或者是到波兰--他嫉妒的波兰去见她，然而这办不到！于是，他由远处继续写信请求她。在夏天几个月里，无论玛丽在什么地方--在克瑞塔兹、勒姆堡、克拉科夫、华沙，总有一些字迹很拙而且很孩子气的信，写在便宜的信纸上，发信地址是理化学校，送到她那里去，试着说服她，引她回法国，告诉她彼艾尔·居里在等她。
10月了，彼艾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因为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人们在索尔本的课堂和李普曼的实验室里又看见了她。不过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国的最后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区了。布罗妮亚在沙透敦路39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给玛丽一间与诊病室接连的房子。因为德卢斯基一家住在拉维垒特路，布罗妮亚只白天到这里来，玛丽可以安静地工作。
在这所阴暗而且有点郁闷的房子里，彼艾尔重复提出他那柔情脉脉的要求，他的倔强并不下于玛丽，只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来的妻子有同样的信念，只是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混杂成分，科学是他的唯一目标。这位学者倾心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同时也是出于更加高尚的需要。
玛丽对布罗妮亚谈到她的迟疑，谈到彼艾尔对她提出的自己移居国外的建议。彼艾尔知道这个青年女子对德卢斯基说到他了，就试图从这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他遇见过布罗妮亚几次，就自己去找她，争取到了布罗妮亚的全面支持。他请她和玛丽到梭镇他的父母家里去，居里大夫的夫人把布罗妮亚引到一旁，用恳切动人的语调请她在她的妹妹跟前出力成全。
这个固执的波兰女子最后答应，还须再过十个月才能和他结婚。这时，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霁雅，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她："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玛妮亚已改姓了。我将与去年我在华沙对你谈到的那个人结婚，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命运注定我们彼此很深地依恋着，注定我们不能分开。"
彼艾尔到玛丽的住所去接她，他们须在卢森堡车站乘车到梭镇，他们的父母都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走过圣米雪尔大道。
走过索尔本的时候，在大学理学院门口，玛丽把她的伴侣的胳膊握得更紧一点，且看到他的眼神是那么明亮，那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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