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 》 北京的前世今生 》
第15节：老北京交通(2)
Feng Dabiao
那时, 用驴驮物在城内亦不多见。有的是郊区农民骑驴进城时带些东西。早年, 倒是有用驴驮石板、缸盖、桑椹、柿子等, 在街头叫卖的。
驴车 驴车有营业与自用之分。营业驴车又有站口儿及跑趟子之别。站口儿车系备一人或一家雇用; 跑趟子车则与今日公共汽车的性质差不多。
清光绪年间丁立诚著的《王风》一书中, 载有"站口儿"一则, 说:"京师之御者, 自备驴车, 日至通衢大道, 憩于胡同口, 以待过客赁坐, 有定处, 都人谓之站口儿。"简单地说, 这种车就是在一定的处所, 等候雇用的包趟车( 或一送,或来回)。有人前来雇车, 车夫首先问明是几个座, 即几个人乘坐( 这种车虽系包趟, 仍有按人计价之意); 在哪儿上车,坐这种车的人( 如老人、病人、妇女等),往往在家等着, 由别人至站口儿雇车到家, 而乘客的家又有远近之别, 车夫问清这些情况, 以计价多少。如果雇主需来回乘车, 还要询明需耽误多少时间( 这里亦含有按时计价之意)。雇主乘车后,如有戚友搭坐, 或超过预定时间, 均须加价。
跑趟子又名"跑海"或趟子车。这种车全系敞车。夏季用竹竿四根, 支布作棚, 以蔽阳光。一车可载十数人。在天桥至永定门, 东四牌楼至朝阳门, 西直门至海淀等路线上都有这种车。乘车人先到者可坐前辕, 两腿下垂, 较舒适且安全。后至者, 则要进入车厢内, 须盘膝而坐, 有不惯者, 殊以为苦。最后来者, 只能坐在车尾, 有时因颠簸( 旧石路凸凹不平, 俗称"湍涡") 而附地。好在驴车不甚高, 车尾又坡下, 距地不过尺余, 摔下亦伤不着, 仅惹得同车人一场大笑而已。
趟子车由某处至某处, 均有定价,每次只几文铜钱, 后来涨至铜元二三枚。御者在行车前高喊:"到某某处去, 上车就走, 不用等!"但一俟乘客上车, 非等至车上客满不肯走, 御者高喊, 谓之"让座儿"; 乘客在车上坐等车走, 谓之"等座儿"。
清末, 城内住户已没有自用驴车,仅粮店等处备有驴车, 以为外出送货之用。此外, 郊区农民尚备有驴车。他们常于天色未明之时, 驾车进城, 用铁锹挖取地面黑土, 遇有人畜粪便, 亦随走随捡,充当肥料。民国以后, 此种驴车亦逐渐绝迹。
另外, 在大街上还时有一些卖农产品( 如倭瓜、冬瓜、白菜、白薯等) 的驴车。有时, 在迎神赛会上也可见到载运演员的敞篷驴车。
骡车 北京地方昔年皆以驴驾车,后渐用骡驾, 但仅为商民试用, 讲排场的多不肯乘坐, 仍用驴驾。至于用马驾的仅太监乘车, 商民亦不屑乘坐。以后,驴马车日渐稀少, 骡车又成为普遍的代步工具。骡车也可分为营业和自用的两种。
营业骡车只有站口儿一项, 故骡车畅行后, 跑趟子的驴车仍照旧营业。营业骡车成本较高, 有自赶及雇人代赶之别。起初多系自赶, 等收入渐丰积有余资再拴一辆, 雇人执鞭, 盈亏均由车主担负。自用骡车有大鞍小鞍之别。
马 马能远行, 都市内原非必要。但有的场合则必须使用, 清朝政府规定,满族京官无论文武, 均乘马。故在早年,乘马进入东华门西华门之官员甚多, 后因官员们日益图享安逸, 渐渐改乘车轿。
至乾隆十五年（1750 年）间, 朝廷又明旨规定:"文大臣年过六旬, 实不能乘马者, 照常坐轿, 其余者禁止。"这大概是为了保存满族尚武之精神。但清末此制又渐渐松弛, 仅武职出门有骑马的。我曾在步军统领衙门左近, 看见武职官员带领一群仆人骑马蜂拥而来。前清又有"前引"、"后从"的制度, 即官员出门时,无论以何种工具代步, 均有仆从骑马前驱后随, 俗称"顶马"、"跟骡"。
马车 清末, 马车由津、沪流传至北
京, 且日益盛行。有马车出租之车; 亦
有官僚富商自备之车。车的式样, 有带
顶及敞篷两种。袁世凯当国时, 对外交
官所用车的式样及马匹数量, 还有特别
规定。
那时, 民间结婚、送丧, 亦雇用马车。前者车上扎红绿二色彩绸, 车之四周遮有红底乡花窗帘; 后者则扎蓝白二色彩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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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上海三联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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