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类 論語別裁   》 衛靈公第十五      南懷瑾 Na Huaijin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人遂行。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子周遊列國到了衛國,衛靈公就嚮孔子請教軍事作戰的事。孔子並不是不懂,但提問題的是衛靈公這個人,孔子就不答復他。孔子希望他不要發動戰爭。對侵略的戰爭,孔子是反對的。所以孔子說對於俎豆之事——俎豆就是行大禮的祭器,以現在的觀念講,代表禮樂文化的真精神——我還懂;軍事學我還沒學過,對不起,我不懂。第二天就離開衛國,到了陳國,結果餓飯,糧食斷了,還帶了一大批學生。絶糧的種因就在這裏。
  跟着他的學生,因此病得躺下,起不來的很多。這時子路很不高興,頗有怨言,臉色很難看,跑去對孔子說,老師你天天講道德、學問,講了半天,結果怎樣?現在同學們都快餓死了。君子!君子竟然窮得這麽倒楣?孔子說,君子才能夠守窮,換句話說,要看什麽人才有資格窮,衹有君子纔有受窮的資格,雖然處在貧睏中,還是能夠信仰堅定,不動搖。如果是小人,則相反,一窮了什麽事情都可以幹了。受不了窮就不算君子。
  講到窮與不窮,也是很妙的,有些境界是須要修養才能達到的,這也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點之一。古代歷史上這類的人很多。像明朝一位名士(一時記不起名字來了,很抱歉。)是大畫傢,詩文也非常好,窮得不得了,第二天沒有米下鍋了,頭天晚上還坐在樹下賞月吟詩。太太嘮叨他:“明天沒有米,還作詩!”他看看天上的月亮說:“時間距明天早晨還有好幾個時辰哩!明天的事明天管,現在還是看月亮吧,風景太好了。”這是文人的修養,但是這種文人修養的胸襟、器度,又談何容易,總而言之,一個人要在心理上構成一個中心思想,自己要有個境界。假使內在沒有一個東西,人生是相當空虛的。有事情做,忙的時候不覺得,如果一個人把事放下來,處在清靈當中,就要受不了啦!這個窮還不衹是指經濟環境窮,人到了窮途末路,上了年紀,萬事俱空,兒女離開了身邊,老伴也去了,冷清清一個人,的確不好受。這個時候,必須自己有自己天地中“性天風月”,自己有自己的修養纔行。有了這個境界,才能做到“君子固窮”。
  又說一貫
  下面等於註解了上面一段。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在講上論時,孔子對曾參所說的那一段“一以貫之”,我們曾經花了很長的時間,討論了三、四個小時。現在這四個字,不加以申論了。這一段是孔子對子貢講的。在文字上先解决“識”這個字的意義,是“志”,也是“記”的意思;“記下來”,“記得”的意思。我們提出來研究的,一再說孔門所講的學問不是知識,再三強調學問是作人做事;文學、科學、哲學等等纔是知識。從孔子這裏的話,也可證明我們這個觀念是對的。
  他告訴子貢說,你以為我的學問,是從多方面的學習而記聞來的嗎?(後世所謂“博聞強記”這衹是知識。)子貢說,對呀!我們認為你是這樣來的,難道我們的觀念錯了?孔子則說,我的學問是得到一個東西,懂了以後,一通百通。孔子這個話是事實,這個東西,這個“一”是很難解釋的,不容易講出來的。過去我們已經討論了很多,宋儒解釋為“靜”,要在靜中養其端倪。所以後來打坐,儒傢、道傢、佛傢都是這樣,靜坐中間慢慢涵養,而以明心見性為宗旨標的。什麽是明心見性?像上午剛有人問起,什麽是佛?我告訴他,佛衹是一個代號,實際上就是人性的本源。儒傢講善與惡,是人性作用的兩個現象。作用不是善就是惡,不是好的就是壞的。那個能使你善,能使你惡的,不屬於善、惡範圍中的東西,如果我們找到了,就是它,佛傢叫作佛,道傢叫作道,儒傢叫作仁。用什麽方法去找?儒、釋、道三傢都是從所謂打坐着手,在靜中慢慢體認,回轉來找自己本性的那個東西,就叫作“一”。老子也叫它作“一”。再討論下去就很多了,就屬於純粹的哲學範圍了。
  這裏孔子就說自己的學問不是靠知識來的。這是一個大問題。要研究什麽是孔子的學問,這個地方就是中心了。我們講來講去,講死了也沒有辦法說出來的。舉一個例子來說,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什麽是學?普通的知識,一天天纍積起來,每天知識纍積增加起來就是學。為道呢?是損,要丟掉,到最後連“丟掉”都要丟掉;到了空靈自在的境界,這還不夠。連空靈自在都要丟掉。最後到了無,真正人性的本源就自然發現了。
  孔子這裏就是說,不要以為我的學問是“益”,一點點纍積起來的知識,而是找到了這個“一”,豁然貫通,什麽都懂了。的的確確有“一”這麽個東西。從我們的經驗,知道“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就是要增加人生的經驗,其實這還是不夠的,必須加一句“交萬個友”,還要交一萬個朋友,各色人等都接觸了,這樣學問就差不多了。由學問中再超脫、升華,可以達到“本源自性”的地步了。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孔子告訴子路,他說子由啊!時代變了。德是用,道是體。現在的人,知道由道的基本,起德業作用的很少了。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一般人說儒傢的人反對道傢,說道傢所提倡的“無為而治”,就是讓當領袖的,萬事都不要管,交給幾個部下去管就是。這樣解釋道傢的“無為”,是錯誤的。實際上道傢的“無為”,也就是“無不為”,以道傢的精神做事作人,做到外表看來不着痕跡,不費周章。譬如蓋一棟屋子,就在最初,把這棟房子將來可能發生的毛病,都逐次彌補好了。所以在蓋完了以後,看起來輕而易舉,不費什麽,而事實上把可能發生的漏洞,事先都彌補了,沒有了,這就叫“無為”。換句話說,說是現在已經看到,某一件事在將來某一個時候可能發生問題,而現在先把問題解决了,不再出毛病,這就是道傢的“無為而治”,這是很難做到的。並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叫做“無為”。
  孔子在這裏也提到,無為而治,使天下大治是不容易的,衹有上古時代的堯舜纔做到。怎樣無為?對自己恭敬嚴肅,正南面而已矣。中國古禮,當皇帝,坐國傢領導人的位置,一定是坐北嚮南。這裏的意思是自己道德修正好,以這個風氣,影響部下一層一層的負責。
  使節的信條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這個“行”,包括兩種意義,一個是指行為;一個是指古代“行人之言”的行,也就是外交工作。大傢都知道蘇武的故事,他當時的出使,便是行。後來,他回到漢朝,封的官是典屬國,等於是現在的僑務委員會的委員長,或外交部司長,管理附屬的國傢。所以很多人替蘇武不平,認為漢朝待人並不厚,蘇武那麽辛苦,那麽忠毅,回來衹封這個官,太小了。古代的“行人”就是派出去辦外交的專使、大使。
  這位在上論中學幹祿的子張老兄,這時正在作行人,辦外交的事,請教孔子要怎樣辦外交。孔子告訴了他千古名言。中國文化中的這位聖人實在是了不起,他對官式外交和國民外交的原則早已說了。我們現在的國民外交更普遍,但待人接物的原則,古今如一。第一,對人絶對誠懇,不要玩手段,正直坦率,這是最高的禮貌。第二,和不同文化、不同風俗習慣的人相處,不要表現得太關心,過分的關心,也許被認為干涉他們的自由,他們沒有互相關心的習慣,反而感到麻煩。這不是說外國人不對,我們纔對,這是文化基礎不同。瞭解這一點,和任何一國人的交往都差不多。這裏孔子告訴子張,言語要“忠信”。忠,就是直心;信,講出的話一定兌現。行為態度上要“篤敬”,忠厚而誠敬。做到了這樣,就是野蠻的人也可和他往來。“蠻貊”在中國古代,是指邊疆的落後地區。
  講到邊疆,問題又來了,中國的安定,先看邊疆。試看幾百年來所發生的問題,都是邊疆問題,邊疆影響了國防問題。我曾在邊疆做過事,發現還是我們漢人壞,有知識,聰明而欺負人。所以邊疆人恨漢人,並不完全因為邊疆人野蠻,而漢人沒有做到“言忠信,行篤敬”。例如在西南各特別地區,漢人用幾根縫衣服的針,換人傢十幾張牛皮;有的還其他們財物、女人。這種人實在不是人,太狠心了。所以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子孫,對邊疆問題多多留意,“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這句話的“雖”字很重要,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就是自己的鄰居,本州本裏都走不通。在態度上,站就規規矩矩站在那裏,隨時好像面對長輩那樣恭敬;坐在車上,就規規矩矩坐,身心修養,做到言行一致,就可以擔當行人的任務了。子張聽了孔子這些話,就寫在衣服的衣帶上,準備隨時警惕自己,加以註意。
  從這裏開始,編排方式略有變化,看起來一條一條,都是為人處世的道理,但同上論的第五篇互相呼應,便很切實。
  下面就提到兩個人: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捲而懷之。
  矢就是拉弓射箭的箭。史魚是衛國的大夫。孔子說他非常直,不管在哪種環境之下,不論國傢社會混亂或者安定,他的行為、言談,像射出去的箭一樣,都是直的,不轉彎的。在現在的社會上,仍然有很多這一類的人,但他們處世是落落寡合的,常會受到打擊,遭遇種種痛苦。可是這種人天生個性就是走直道,直到不管什麽環境,平時也好,亂世也好,邦有道也好,邦無道也好,他的言行永遠像一支箭一樣。同時“矢”字也代表了尖銳的意思。有些人心腸非常好,做朋友好極了,因為他能說直話,可是有時候嘴巴太厲害,說的話如割人的肉一樣,使人受不了。但我們要瞭解他心地是善良的,出發點是善意的。當然這就牽涉到修養問題,尤其領導人有這樣的部下,往往很難受的,因此做領導人的要有涵容的胸襟。有時碰到這種講直話的人,一次、二次、三次能夠接受,到了四、五、六次實在受不了。但是這一類人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幹部,就必須放過他的尖銳直言,先要有準備哈哈大笑的容量,否則就不行。
  孔子接着就說蘧伯玉(前面再三提到蘧伯玉,稱贊他的行誼。)這個人了不起,國傢社會有道時,出來做事,擔當大任務,但在邦無道,國傢社會紊亂的時候,他就捲而懷之,不發牢騷,也沒有什麽怨言。他認為時代轉變如無法輓回時,可以把自己像一幅畫一樣,捲起來懷之,收藏起來,就不說話了,沒有表現了。
  這兩個人,也是典型的對照。一種人是無論什麽時間,什麽地區,都寧可直道而行,不轉彎,這是幹部中很好的。一種是像蘧伯玉這樣的人,比較纔具大,而且有一個基本修養,本身的名利心很淡泊,如孟子說的“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個話我們都曉得講,但等到真窮,真睏難的時候,退下來“捲而懷之”,“獨善其身”,往往心有不甘,這是很難的基本修養。
  下面引伸這個道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這是講為人處世的道理很難。孔子說:一個人可以和他講直話,但自己怕得罪人,不像史魚一樣肯對他講直話,這就對不起人,是不對的。是自己的朋友,如看到他發生錯誤,寧可下一個警告,乃至他現在因此對自己不諒解都可以,自己還認他是朋友,他可以怨恨我,等到他失敗了,會想到自己的話是對的,那就對得起人。所以在可以講話的情形下,而不和他講話,是對不起人,不應該的。有時候有些人,無法和他講直話,如果對他講直話,不但浪費,而且得罪人。所以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應說的時候直說。既不失人,也不失言。這個道理使我們想到歷史上範睢見秦昭王的故事。
  秦昭王嚮他請教一次,兩次,他都不說話,使推薦他的人很難堪。範睢說我提出來的計劃,貢獻出來,可以使秦國馬上富強,國際間稱霸,可是秦昭王心不在焉,沒有專心一意來聽我的計劃,所以不能講。推薦的人後來再嚮秦王報告。因此第三次見面,秦昭王推掉了一切公事,摒退了左右的人,單獨和範睢見面,很客氣的求教。範睢一篇話就把秦昭王說動了,立即發表他當首相。在戰國的時候,這一類的事情很多,這就說明了“說難”。
  從人生經驗中知道,朋友之間這樣,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間也是這樣,正在對方不如意的時候,去提出問題來談,當然倒楣,這是時機不對。我們看到許多年輕朋友,做人傢的幹部,在長官那裏碰了大釘。回來,一肚子牢騷。其實那個長官今天也許有件別的事情,心裏正在煩,做幹部的跑進去,報告不相幹的事,乃至與他心裏的事有關連,就正好觸上了黴頭。所謂:“薄言往訴,逢彼之怒。”所以人與人之間,人與事之間,說話真難。這是要有許多人生經驗纍積起來,纔會瞭解的。學校裏同學之間相處,社會上同事之間相處,經常會碰到這種事情,說的不是時候,結果意見相左了。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我們慣用“殺身成仁”這句話,就是出在《論語》這一篇,是孔子說的。這個仁在這裏我們不作解釋了,從上論一直講下來,都是說“仁”是孔門學問的中心。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中心思想,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許多宗教傢,有時碰到與他的信仰抵觸的事,他寧可捨掉性命,所謂以身殉道。為衛道而死的,宗教徒中特別多,歷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這個觀念,寧可犧牲,絶不為了生命而妨礙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信仰,寧可殺身以成仁。反面的意思,當然不會為了生命的安全,而去做違背仁義的事了。這就關係到個人的修養以及生命價值的看法了。
  長安居大不易
  講到這裏,孔子就提出在用的方面的一個問題。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也是兩句名言,我們常常引用的,就是出自《論語》這個地方,孔子說的話。孔子告訴子貢,一個做手工或工藝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應該先把工具準備好。那麽為仁是用什麽工具呢?住在這個國傢,想對這個國傢有所貢獻,必須結交上流社會,乃至政壇上的大員,政府的中堅;和這個國傢社會上各種賢達的人,都要交成朋友。換句話說,就是要先瞭解這個國傢的內情,有了良好的關係,然後才能得到有所貢獻的機會,完成仁的目的。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再從相反的角度看,歷史上多半把孔子描寫得像塑像那麽呆板可怕,並不是溫、良、恭、儉、讓。如果照那個樣子,而今日孔子是我的老師,我一定對他遠離一點,怕跟他對面講話。那是我們的歷史在我們心理上,所塑造成一個下意識的形態。
  現在由這句話看起來,好像孔子很厲害,他曉得利用關係。他說,要到某一國傢去,達到某一個目的,先要和這個國傢的上流社會,政府首長的關係,都搞得非常好,同時把社會關係搞好,然後纔可以有所作為,達到仁的境界。孔子這些地方,看起來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厲害!事實上任何人,任何時代,都是如此。但最重要的一點,這裏是為仁,目的是做到仁,在救人。
  最近大專學生中興起一股歪風,喜歡講謀略學,研究鬼𠔌子等學說。我常對他們說少缺德,那些年輕人給鬼𠔌子迷住了幹什麽?對於謀略,應該學,不應該用。因為用謀略有如玩刀,玩得不好,一定傷害自己,衹有高度道德的人,高度智慧的人,纔會善於利用。我們前面也曾引用過西方宗教革命傢馬丁·路德說的:“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但一般人往往把馬丁·路德的話,衹用了上半截,講究“不擇手段”,忘記了下面的“完成最高道德”。馬丁·路德是為了完成最高道德,所以起來宗教革命,推翻舊的宗教,興起新的宗教——現在的基督教。而現在的人,衹講不擇手段,忘了要完成最高道德。
  這裏孔子是因為子貢問為仁,他纔這樣告訴子貢,如果是別人問為仁,孔子就不會這樣講了。我們從歷史上看到,子貢的確做了很多事情,夠得上是一個大政治傢、大外交傢、大經濟傢和工商業巨子,所以他這樣告訴子貢。換句話說,孔子本身周遊列國,見七十二位國君,也是這樣做的,像衛國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的運氣不好,始終上不了臺,大傢怕他。他如果不擇手段,則可以很輕易拿到政權,但是他講仁,始終守着最高的道德原則。他告訴子貢的,也是這樣。
  再看歷史上成名的,尤其唐代士大夫的風氣,那時儘管是考試取士,但不像清朝考功名的規定,而是要先靠有名氣的前輩栽培,就如韓愈的上書之類。有些人經常寫了文章,等在門口遞上去,一等到自己的文章被上面看中了之後,就起步了。像白居易在首都長安的時候,最初很落魄,詩文雖好,沒有出路——沒有人保薦——連考試都沒有辦法參加。後來白居易去看一位老前輩顧況,將自己的作品給他看,這位老前輩接見了白居易,先不看作品,問他:你住在長安啊?長安居大不易!這句有名的話,代表一個國傢的首都,生活高,消費大,他對白居易講這話,包含有教訓意思。但看到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首詩,非常欣賞,認為這個年輕人,有資格住在長安。於是為白居易嚮中央保薦,參加了考試,然後一帆風順。再看李白上韓朝宗的信,都是年輕人靠前輩提拔的例子。所以在唐代以後,前輩專門提拔後輩,為國傢取士。
  現在講到這種文化的精神,我們老一輩的人應該留意後輩青年,培養他們,提拔出來,等他們有了功業、學問和表現,自己坐在一邊,好像在欣賞自己灌溉出來的花,心滿意足,該多高興。這種情形,歷史上非常多,也充分表露自古以來我們老一輩文人的風範。這些史實都說明了孔子這裏告訴子質的話,任何一個時代都是如此。
  所以現在有許多留學生,自美國回來,大談其美國的政情,我常常叫他們少做土包子,我說你住在加州或別處,生活衹限於大學文化圈中,別說衹住了六年,就是住了六十年也沒有用。你要瞭解美國,你和華盛頓那些政治首要,是不是朋友?你知道這個時代張儀式的基辛格腦子裏,是要生雞,還是要生蛋?基辛格的影子都沒見過,和我一樣衹看到報紙上的照片,這樣就懂美國了嗎?等於外國人到我們中國來,晃蕩三年然後回去,就說懂了中國,但他知道我們今天在這裏做了些什麽?連影子都不知。所以真要懂天下事,要“事其大夫之賢者”。前幾年,我就和一位美國教授說,你們美國到處出了錢,幫助人傢,又在到處挨駡,就因美國的議員們,都不是秀纔,又不出門去懂天下事,不到東方來看,當然不懂天下事。有的來臺灣看過,回去就不同了。這些秀纔要出門纔懂天下事的,就是這個道理。這幾句書我們引而伸之,擴而充之,大傢一生受用無窮,就是任何一件事,不能孤陋寡聞,多交遊,多瞭解,處處都是學問。
  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我們讀這段書,不要被文字把自己騙得死死的。漢儒搞訓詁學——小學,尤其對四書五經的研究,對一個字的寫法、來源、涵義等等,寫上十多萬字,加之討論研究,認為這是學問。在國傢太平的時候,拿學位、拿功名的就是這些人,這樣讀書也真不容易。吳稚暉先生駡宋儒理學家“酸得連狗都不喜歡吃的”。例如什麽叫“為邦”?就是如何好好地建國。古書並不難讀,千萬不要被騙住了。
  夏歷與過年
  孔子告訴顔回,國傢政治要幹得好,就必須“行夏之時”。
  這個“時”,就是指的歷法。講到歷法,感慨很多了:現在我們所用的“夏歷”,就是在夏朝時候創立的歷法。在上古史上,中國的天文非常發達,這是中國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世界科學史上也是很有名的。談到科學,天文是第一位,世界科學的發展,最早是先發展天文,如要瞭解天文,必先研究數學。恰恰這兩門科學,中國的天文發展得最早;數學也是最早發展的,尤其發展到像《易經》的數理哲學,實在是精深幽遠。可是到了我們這一代最慘了。我們中國的童了軍,參加世界童軍露營,到了晚上還不知道用星星辨方向,外國人覺得很驚愕。
  我們過去每一代都很註重歷法,衹要多看歷史上的史實便知道了。像清兵入關,明朝亡國了,很多人還是不投降,歷史上對這種行為,就叫作“不奉正朔”。什麽叫正朔?就是歷法為中心的朝代名號。歷代的皇帝,對歷法修整過很多次,到清朝康熙手裏,又經過大整理。這個康麻子皇帝實在了不起,他通西藏文,通梵文,而且還通西班牙文。總之,無學不窺,在那時他就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利瑪竇以後的意大利人南懷仁來中國,康熙跟他學天文、學數學,幾乎沒有一門學問不會的。他十幾歲上臺當皇帝,六十年的天下,奠定清朝三百年的基礎,頭腦之聰明,學問之淵博,無以復加。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創造一個事業,是要真學問的。康熙的學問真是了不起,到他手裏,中國的歷法,已經加入了西洋的觀念和方法,與中國的綜合起來,是很好的。
  我們中國的歷法,大傢都喜歡用陰歷,過正月要拜年,就是夏歷的遺風。殷商的正月建醜——以十二月作正月。周朝的正月建子,以十一月作正月。夏朝的正月建寅——就是我們慣用的陰歷正月。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過的陰歷年,這就是“夏之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過的也是陰歷年,越南、朝鮮、緬甸、東南亞各國,統統是我們的文化,幾千年來他們都是過陰歷年。
  講到這裏非常感慨,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將來歷史不知怎樣演變。我們推翻清朝,成立民國,實行過陽歷年以後,有人寫了一副對聯,傳說是湖南的名士葉德輝寫的,這副對聯說:“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講文化,牽涉到這些地方要註意,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都是不相幹的地方,但往往關係到國傢的命運,也是國傢大事最重要的地方。這副對聯代表了這個時代,“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就看過年這件事,我們這個時代,幾十年來沒協調、合作,老百姓內心對這政策始終不能適應配合。不要說民心——老百姓心理,關起門來講,我們今天在座的這些老古董,憑良心想一想,自己喜歡過陽歷年還是陰歷年?老實說,都喜歡過陰歷年。可是我們偏偏過兩個年,加上現代過聖誕節的風氣,等於過三個年,內心自己在過陰歷年,外在偏偏過一個陽歷年,這就代表這個時代,“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搞歷史文化,這些地方要特別註意。
  還有,到了夏天,為什麽要把時鐘撥快一個小時呢?衹要規定一下,夏天到了,提前一個小時辦公,早一個小時下班,早一小時熄燈,很簡單的事嘛。可是卻像小孩子一樣,在鐘面上撥快一個小時,就算對了,這是很奇怪的事。此風乃是美國來的。再研究美國是怎麽來的呢?原來是一個工廠的小孩子開始撥着玩,後來工人看到跟着起哄。美國文化沒有深厚的基礎,是喜歡鬧着玩的;結果美國玩,我們跟着當正經辦了。說是為了日光節約,實行夏令時間辦公,原來八點上班,十二點下班,改為七點上班,十一點下班,不就成了嗎?其實這些是小事情,但問題卻很大,往往很多大事,即是因為小的地方沒註意到,而使事情變得不成話。等於一棟房子,看見一個小洞,最初以為不重要,慢慢的,整棟房子,垮就垮在這個小洞上。
  這裏講“行夏之時”,現在我們究竟采用哪個歷法還是一個問題。如孔子的誕辰,訂為陽歷年的九月二十八日等等,究竟對不對?通不通?都是問題。如果講中國文化,除非中國不強盛,永遠如此,我們沒有話講。如果中國強盛起來,非把它變過來不可。這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民族自尊觀念,這是一個文化問題。拿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歷史來比較,中國的文化的確具有世界性的標準。可是現在外國人把它拋棄了,不去說他,我們自己絶對不能拋棄,千萬要註意,不可自造悲劇。所以我們今天談到對自己國傢文化的認識,怎樣去復興文化,非常感慨,問題很多,也很難。為自己的國傢,為自己的民族,為下一代,都要註意瞭解這些問題,還是要多讀書。這是我們老祖宗,幾千年纍積起來的智慧結晶。
  孔子主張要“行夏之時”,在孔子的研究,夏歷對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土地空間上,是最合理的歷法。合理在什麽地方?這個問題很深了,要研究天文學和《易經》的陰陽學。譬如《易經》裏的八卦,就是說明這個世界上時空的學問,包括了天文、地理、人事。有一個學生,到澳洲去做事,帶了一個中國羅盤去。到了澳洲,他寫信來問,這個中國文化的東西,到了南半球該怎麽用?我考慮了以後,告訴他反過來用。結果來信說,反過來用非常對。而我本身沒去過南半球親身經歷,後來再考慮,認為地球像西瓜一樣是圓的,雖然在南半球,南北的方向還是和中國的一樣,所以寫信要他在國內一樣用。他回信說,根據實地經驗還是反過來用對。現在這個問題,暫時擱在這裏,沒有作最後的决定,不過我的結論,應該兩個方向都可以運用,看怎樣用而已。這以後有機會研究《易經》的時候再講。以上主要在說明我們的歷法是自夏朝來的,自夏禹以後一直到現在。夏歷為什麽又叫陰歷呢?因為每月的十五日,以月亮自東方出來時是圓的那一天作標準,月亮名太陰,所以叫陰歷。那麽我們的歷法,照不照太陽歷?事實上我們一樣,五天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個候一節。一年十二個月,七十二個候,二十四個氣節。什麽氣節種什麽農作物,是呆定的,這是用太陽歷法的規律。民間最普通的算命、看風水、選日子等等,也都是用太陽歷的法則。換句話說,我們幾千年的歷史,都是用陰陽合歷。所以說,幾千年前,我們的天文水準,就已經進步得很高了。但是這六七十年來,我們的大學裏有過天文係沒有,過去中大有過天文係。現在這麽多大學沒有一個天文係,在教育文化上講起來是非常遺憾的。過去有個高平子先生,還可以將西方的天文學與中國的天文學配合起來講,所以當時我告訴學生們趕快跟他學,再不跟他學,要絶傳了。無奈這些學生不成器,學了幾次以後,沒有這個科學頭腦,沒有學下去,前幾年高先生也過世了。我實在擔心中國文化會斷絶。現在不要說沒有天文係,有了天文係,又有誰能夠真正懂得中國自己的天文?中國天文有自己的一套係統。這都是講起文化來,很悲哀、很可憐的事情。我常說,國傢民族的文化如果斷絶了,將會永無翻身的日子。
  時空問題
  上面是孔子“行夏之時”這句話引發起來,對自己文化的感慨。孔子告訴顔回,第一要行夏朝的歷法,第二要乘殷之輅。這是說,過去交通並不發達,到了殷商的時候,交通慢慢發達。乘殷商之輅,就是要發展交通的意思。
  講到這個,就是中國文化的交通發展史,又要講到《易經》了。不但中國,人類文化開始,一條江,一座山,就阻礙了交通。慢慢發明用木頭渡過江,江的阻礙沒有了;後來幾千年發展下來,海洋的阻礙沒有了;到了航空事業發達以後,空間阻礙沒有了。現在接下來,幾十年以後,太空問題來了,外太空的問題來了。我們自己這個國傢民族,一方面講科學,一方面我們對外太空的東西,還沒有基礎。將來外太空的政治問題,又是大問題。這就看見人類的悲哀,問題由小而大:由山川的阻礙,變成海洋的阻礙;海洋的阻礙剋服了,有空間的阻礙;由空間的阻礙,外太空星際問題來了。這一方面的知識,我們還沒有。最近一個學生送來幾本太空問題的書,認為的確有外太空的世界,有人類、有生命,說得很有道理。不過,在世界科學領域,又是一派,是主張地球中心還有人類。其實,這些上天入地的雜學,中國古人早就討論過了,衹是大傢少研究而已。現在孔子就講,時間問題,天文用夏的歷法;空間問題,交通發展,要用殷商的車子;衣冠文物的完成,用周朝人文的文化;音樂則水準更高了,用虞舜時代的樂風最好了,對於當時鄭國的音樂——靡靡之音要遏止,要遠小人。用計謀、用手段的人多了,國傢社會就很危險。
  這一段孔子的思想,很合於時代,而且包容萬象,並不限製於那一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政治精神,後來並不一定要效法古人。古人某一地區,某一時代的精華拿來,用這些綜合起來,就是一個大文化中新時代的文化的係統。假如孔子生在今日,也許說,采用歐洲人的民主精神,用中國人的人治制度,如何、如何,又是一套了。由此一點,可以說文化是集中人類文化思想的大成,要取其所長,捨其所短。為邦的道理,就是如此,不是呆板的。這一段有一個精神,就是孔子對於為政,並不是墨守成規,不是落伍保守,而是註意文化歷史的發展,采用每個時代的精華而來的。為什麽要這樣呢?
  我們這就要回轉來讀讀自己的歷史,(但不是大專高中的課本,那衹是認識了一點點歷史,至少要讀《綱鑒易知錄》。這本書現在大學裏拿來研究,我們感覺是一個笑話,在我們讀書的時候,是十二三歲時就讀了。老實說這些都還衹是中國史的大綱而已,所以大傢可以買一本來當小說看,一天衹要讀三頁,三四年下來,就有用處。)懂了歷史,在擔當重要大事的時候,就受用無窮。看了這些書,就知道每一個時代,都是根據前朝的演變發展而來的。其實國父的三民主義,也是根據歷史演變而來的思想,這是大傢很清楚的。因此,下面接着兩句就是: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的編排,把這兩句話擺在這裏,正好作本文的小結論。從事政治、個人作人,都要以這兩句話作根據,隨時隨地要有深慮遠見,不要眼光短視,否則很快就會有憂患到來。小而言之,個人是如此,大而言之,國傢的前途也是如此。
  英雄無奈是多情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這句話在上論中已經提到過,這裏又再提到。這是說明什麽呢?過去都說,孔子講這句話,是為了衛君而感慨的,因為衛靈公這個了不起的人,迷於一個美麗的妃子南子,所以他雖然尊重孔子,而不能接受孔子的意見。因此孔子對他感慨:“算了吧!我沒有看到世界上有人,好德如好色一樣!”這個話,如果我們到後面連起來討論,發揮起來,會有很多很多歷史上的典故,可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治!大體上都是從政的人,自己搞壞了事業,因此連帶拖纍了女人,背上“禍水”的壞名。例如清代詩人吳梅村的名作《圓圓麯》,有關吳三桂與陳圓圓的名句,如“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真是話裏有話,說明女人不一定就是禍水,恐怕男人自成險山。我們仔細看孔子這一節話,他並沒有說女色不好,衹是人們沒有把好德的心思擺正,像好色那樣專心一致追求到底而已。他也不過藉題發揮聊當牢騷而已,他老人傢何嘗不懂,人世間就是這麽回事,但是不要走偏路啊,瞭解之後既不必因此而憤慨,也不必要去學壞。
  上面這個“色”字的意義,在上論中已經分析得很清楚,現在不再重複。簡單的說,人類追求真理學問的决心,永遠是比不上對物欲的傾好。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大傢最熟悉的人——魯男子柳下惠——他姓展,名獲,字禽,食邑於柳下,謚號惠,是魯國的大夫。其實像柳下惠這樣坐懷不亂的人,世界上也多的是,不過古人取其賢者為標榜。有唱反調的,像年輕人說,什麽柳下惠?那衹是性無能!或者說,那是陰陽人,沒有開刀。這類怪論可多啦!柳下惠的見色不動心,還衹是他私德的一面,他真的好處是俠義,是一個濟睏扶危的人。孔子這裏是在駡臧文仲,就是上論中提到,那個養玳瑁的魯國大夫,說他是個不稱職的人,“竊位”就是俗語說“占住毛坑不拉屎”的人,在高官大位上,不曉得提拔青年,也不曉得提拔賢人,明知道柳下惠是個賢人,而沒有起用他。
  關於古人如何培養後進的事,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現在再說宋代二王——王旦、王曾的事跡作為參考。宋真宗時代,寇準與王旦同過事,但寇準常在真宗面前攻擊王旦,結果,都受王旦的包涵。後來寇準罷相,轉托別人求王旦,想要“使相”的位置。王旦大為驚愕說:國傢將相的位置,哪裏可以隨便要求?我不接受私人的請托。因此寇準對王旦不滿意。不久之後,寇準又發表中樞要職,內閣大員,叩見真宗的時候說:“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告訴他,他的職位,都是出於王旦的極力保薦。寇準纔知道個中實情,非常慚愧。真宗也常說:“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王曾,比王旦是後進,但到宋仁宗時期,他也擔任首輔的職位了。有一度在王旦休假期間,王曾因政見不合,被罷官了。王旦知道了便說:“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後來王曾在中央政府執政,平常很少說話,也不輕易說笑,任何人不敢嚮他私下求事。他提拔別人,也不使人知道。那時候,范仲淹還是後舉新進的人物。有一次范仲淹對他說:“明揚大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就是說公開提拔起的人才,這是首相的當然責任。你什麽都很好,衹是不肯說明提拔了些什麽人,未免有點欠缺。王曾便對他說:“恩欲歸己,怨將誰歸耶?”這是說:若是使受提拔的人,私底下對我都是感恩圖報,那麽,那些沒有得到好處的人們的怨恨,又叫誰去承擔呢!所謂國傢大臣,不能衹接受別人的歌功頌德,同時也有藏垢納污的容量容德纔行。衹要多讀歷史,便可懂得其中的道理。我們有時處理一件事情,不需要考慮,歷史上前人的經驗,已經早有這些事例了,讀書的好處就在此。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這點很重要,也很難。躬就是反躬自問,自厚並不是對自己厚道,而是對自己要求嚴格;對於別人錯了的,責備人傢時,不要像對自己那麽嚴肅。這樣處世作人,對長官也好,對同事也好,對部下也好,怨恨就少了。相反的,一個社會風氣,到了亂的時候,往往是對別人要求重,對自己要求輕;要求別人特別嚴格,原諒自己輕而易舉。所以孔孟之道,都是教我們反身而誠,責備人傢要以寬厚存心,要求自己要以嚴格檢點。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這一段文字乍讀之下,有點莫名其妙,把幾個相同的句子堆在一起,因此青年讀了這個古文,便要打倒它。其實一點都不必打倒,翻成白話,就很容易瞭解。孔子說,一個不說“怎麽樣?怎麽樣?”的人,我真不曉得他該怎麽辦了。意思是,對任何事情,都不用腦筋,不曉得提問題。當一件事情來了,應該想到怎麽辦?去加以研究。若衹是糊裏糊塗的過,就真不曉得這樣的人該怎麽辦了。當然,如果完全照字面翻白話,這個白話也不能讀的。意思懂了以後,就知道孔子這幾句話是說一個人處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頭腦,要富有研究性。做科學家要提問題,哲學家要提問題,處理公文,拿到手上真正用心處理,也要“如之何?如之何?”究竟這個內容對不對?有沒有虛報?實在這樣嗎?尤其像執法的人,更要雞蛋裏挑骨頭,看有沒有冤枉的?有沒有放縱的?這幾句話就是這樣。文字很簡單,問題很深刻。
  精神失落的病態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社會到了亂的時候,就容易犯這個毛病。大傢在一起,講起話來,沒什麽內容,無正事可談,談閑話,講些不相幹的話,沒有真正的人生觀,現今社會上這一類的人不少,娛樂場所更多了。大傢如此,社會精神已經癱瘓,沒有文化精神了。可是更嚴重的是“好行小慧”,喜歡使用小聰明,厲害得很,目前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全世界到處都是“好行小慧”,盛行使用小聰明,孔子衹有搖頭了:“難矣哉!”嘆口氣,到了這個樣子,還有什麽辦法可以輓救?在明末清初,顧亭林就引用這兩句話批評明末的社會風氣,他說南方的知識分子“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北方的知識分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現在的一般青年,進入社會之後,慢慢地就染上這個習性。不是無所用心,他們所用的心,就是孔子這句話“好行小慧”,使小聰明,沒有從大學問、大聰明上着眼。這是時代的悲哀,社會的病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這是對上面幾段話的引伸。孔子說,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要重視自己人生的責任,註意義、禮、孫、信四個字。本質上要有義。這裏的義,一是孟子的觀念——義者宜也,也就是適宜,合宜。二是傳統的仁義——人格標準。三是指“詞章之學”、“記聞之學”之外的“義理之學”。——現代所謂哲學的、科學的也是義理之學,都是探討人生最高道理——真理。“君子義以為質”的“義”,同時也就是義理的義,用它作為本質。表達在外面的行為是禮,有高度文化修養的行為。孫就是遜,態度上非常謙虛,不自滿,不驕傲。對人對事,處處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人。具備了這四個條件,就是君子之行,也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合於一個模範人格的標準,絶不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可比。如果做不到這樣,專在小聰明上玩弄,那就完了。
  反求諸己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這句話的意義,《論語》中已多次提到。孔子教人的中心,都在這個思想,他說衹怕自己無能,沒有真纔實學,不怕人傢不瞭解自己。換句話說,衹要要求自己,充實自己。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這是一個大問題。司馬遷寫《史記》,在《伯夷列傳》中,特別引用孔子的這句話。孔子說,一個君子人,最大的毛病,是怕死了以後,歷史上無名,沒沒無聞,與草木同朽。但是歷史留名,談何容易?我們研究歷史哲學時,常問同學們,腦子裏能記得幾個皇帝的名字?一個人當了皇帝,就現實來說,那已經很夠了吧!死了以後,不必多久,連名字都被別人忘了,人生的價值又何在?歷代有那麽多宰相,民間又記得幾個?歷代有許多狀元,我們知道了幾個?而他們對於歷史、對於國傢社會貢獻了什麽?老百姓知道的少數歷史人物,還是靠小說捧出來的,其他大多數的,有誰知道?所以,後世留名,談何容易!孔子、釋迦牟尼、耶穌留了名。在功業上的歷史人物,文天祥、嶽飛,也是少數;至於其他功業上的歷史人物,又有幾人知道?從這裏看人生,多渺小!在目前很短暫的一段當中去爭名,上臺去鏡頭上亮一下,有什麽用?
  伊藤博文的話不錯,求名當求萬世名。人誰不好名?看好在哪裏。一個人真想求名,衹有一途——對社會真有貢獻。要歷史留名實在太不容易,可是三代以後,未有不好名者,所以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但好名看什麽名。遺臭萬年也是名,但有什麽用?真的大名,要對歷史有貢獻,就太難了。求利之道也是一樣,幾十年來,看到那麽多朋友,發那樣大的財,最後怎樣?豈待下文分解。所以名利之道要看通的。真瞭解了人生,確定自己究竟走哪條路纔是最重要的,不然就一生很其實,很本分,該做什麽就做什麽,不過分的企求。一個真正的君子,都是要求自己,學問也好,一切事業也好,衹問自己,具備了多少?充實了多少?努力了多少?一切成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依賴別人,不要因人成事。在內省的修養方面,衹問自己應對人如何,而不要求別人對你如何。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這些都是講君子、知識分子的學問標準。要做到一個君子,必須矜而不爭。“矜”是內心的傲,(驕傲是兩回事。前面說過,沒有真本事,看不起別人,是驕;有真本事而自視很高,是傲。)傲要傲在骨子裏,外面對人不必傲,內在有氣節,窮死餓死可以,絶不低頭,這是矜。“群”則是敬業樂群,彼此相處融洽,但不營私,不走營私的路,走的大公之路。對於人的觀察,不要聽了對方一句話說對了,就認為他統統對了;也不要因為對方某一點不好,而因此不聽他的好意見。
  上面這些話,都地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句話為中心,而引伸出來的。
  多為別人想一想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問孔子,人生修養的道理能不能用一句話來概括?為人處世的道理不要說得那樣多,衹要有一個重點,終身都可以照此目標去做的,孔子就講出這個恕道。後世提到孔子教學的精神,每每說儒傢忠恕之道。後人研究它所包括的內容,恕道就是推己及人,替自己想也替人傢想。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任何事情要客觀,想到我所要的,他也是要的。有人對於一件事情的處理,常會有對人不痛快、不滿意的地方。說老實話,假如是自己去處理,不見得比對方好,問題在於我們人類的心理,有一個自然的要求,都是要求別人能夠很圓滿;要求朋友、部下或長官,都希望他沒有缺點,樣樣都好。但是不要忘了,對方也是一個人,既然是人就有缺點。再從心理學上研究,這樣希望別人好,是絶對的自私,因為所要求對方的圓滿無缺點,是以自己的看法和需要為基礎。我認為對方的不對處,實際上衹是因為違反了我的看法,根據自己的需要或行為産生的觀念,纔會覺得對方是不對的。社會上都是如此要求別人,尤其是宗教圈子裏更嚴重,政治圈子裏也不外此例。一個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或佛教徒,對領導人——牧師、神父或法師們的要求,都很嚴格。因為宗教徒忘記了領導人也是一個人,而認為牧師、神父、法師就是神。這個心理好不好?好。但是要求別人太高了。從這個例子,就可知恕道之難。後人解釋恕道,把這個恕字分開來,解作“如”“心”。就是合於我的心,我的心所要的,別人也要;我所想占的利益,別人也想占。我們分一點利益出來給別人,這就是恕;覺得別人不對,原諒他一點,也就是恕。恕道對子貢來說,尤其重要。因為他才華很高,孔門弟子中,子貢在事功上的表現,不但生意做得好,是工商業的巨子,他在外交、政治方面也都是傑出之才。才高的人,很容易犯不能饒恕別人的毛病,看到別人的錯誤會難以容忍。所以孔子對子貢講這個話,更有深切的意義。他答復子貢說,有一句話可以終身行之而有益,但很難做到的,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恕道的註解。
  問題又來了,在上論《公冶長》篇中,我們看到子貢說過:“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也已經提出他的推己及人之恕道。他說過“我不希望別人給我的;同樣的,我也不想轉加給別人。”可見他早已在實行恕道。可是在這裏孔子卻說,子貢啊!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現在孔子反而教子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與子貢的前言,又有什麽差別?難道孔子老是擺權威,衹有他的對,學生的話對了也是錯嗎?其實不然,子貢所提出的話,和孔子現在答的,從表面上看,似乎衹有文字上的不同,其意義是一樣的。事實上,大有立足點的不同。
  子貢是說,我所不想別人加給我那些不合理的,我也同樣的不想加到別人身上。這是以我為中心,我受到了妨害之後,纔想到不要同樣地找別人的麻煩。現在孔子說的,衹要我自己發現不要的,便不要再施給別人。根本上在嚴格要求自身的淨化,不要靠比較以後纔想到別人。這一點要特別註意。
  其次,如果把這兩節連起來講,正好互作闡發,那便是“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便是孔子教授法的機鋒銳利,等於後世禪門中一個故事:唐末詩僧貫休作了兩句很得意的詩:“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他拿給一位禪門的老和尚看,老和尚反問他:“如何是此心呢?”貫休反而答不出來了。老和尚便笑說:“無人知此心。”這段孔子與子貢的對話,便同此一樣雋永有味,值得深思反省。
  站在書呆子的立場,專門研究自己的人生,我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八個字做不到,隨時隨地我們會犯違背這八個字的錯誤。尤其在年輕一輩的團體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前天就有一個正在服兵役的學生回來說,他三支牙刷,六條短褲,都被“摸”跑了。事實上自己根本有這些東西,可是就喜歡把別人的“摸”來,“摸”到了心裏覺得很痛快。這種行為說他是“偷”嗎?不見得這麽嚴重。前天我們的樓梯口的一副門簾不見了。辦事的人說被偷了,我說算了,一定是被年輕人“摸”去了。說他有意偷嗎?他沒這個意思。說他沒有偷嗎?年輕人有這種心理,摸來很好玩,很有味道,還在那裏稱英雄。東西被人“摸”跑了,心裏一定會不高興,可是自己有機會,也會“摸”人傢的。過團體生活的時候,有的人洗了手,本來要在自己的毛巾上擦幹淨,看見旁邊挂了一條,順手擦在別人的毛巾上。為什麽會有這樣一個思想行為出來呢?這是小事,不能做到“己不所欲,勿施於人。”對於大的事,做到我所不要、所不願承受的事,也不讓別人承受,就太偉大了,這個人不是人,是聖人了。太難了!可是作人的存心,必須要嚮這個方向修養。能不能做到,另當別論。
  這八個字的修養,要做到很難很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時也就是“己所欲,施於人。”後來佛傢思想傳到中國,翻譯為“布施”。施字上加一個“布”字,就是普遍的意思。佛傢的布施和儒傢這個恕道思想一樣,所謂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就是布施的精神。人生兩樣最難捨,一是財,一是命。衹要有利於人世,把自己的生命財産都施出來,就是施。這太難了,雖然做不到,也應心嚮往之。
  毀與譽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說,我對於人,毀譽都不計較,即如說那個人說某人好,那個人說某人壞,很難據以定論。我的體驗,不要輕易攻訐人,也不要輕易恭維人。人很容易上恭維的當。但是我總覺得恭維人比較對,衹要不過分的恭維。對於自己要看清楚,沒有人不遭遇毀的,而且毀遭遇到很多,即使任何一個宗教傢,都不能避免毀。像耶穌被釘十字架而死,就是因為被人毀。而且越偉大的人物,被毀得越多,所以說“謗隨名高”。一個人名氣越大,後面毀謗就跟着來了。
  曹操還沒有壯大起來的時候,初與袁紹作戰,情勢岌岌可危,他的部下沒有信心,認為會打敗仗,很多人都和袁紹有聯絡,腳踏兩邊船,以便萬一情勢不對時,可以倒過袁紹那邊去。他們往來的書信資料,曹操都派人查到,掌握在手裏,後來仗打下來勝利了,曹操立刻把這些資料全部毀了,看都不看,問更不問。有人對曹操說,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應該追究,曹操說,跟我的人,誰不是為了家庭兒女,想找一點前途出路的?在當時是勝是敗,連我自己都沒把握,現在又何必追究他們?我自己信念都動搖,怎能要求他們?如果追究下去,牽連太廣了,到最後找不到一個忠貞的人,不必去追問了。這也是曹操反用恕道,故意作到能夠寬容人。其次古人的句子:“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人與人相見,三兩句話就說起別人來了,這是通常的事,沒有什麽了不起。不過,如果作為一個單位主管,領導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與修養,不隨便說人,也不隨便相信別人批評人的話,所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個攻訐人的人,他們之間一定有意見相左,兩人間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這種情形,作主管的,就要把舵掌穩了,否則就沒有辦法帶領部下的。另外一些會說人傢好話的人,中間也常有問題。李宗吾在他諷世之作的《厚黑學》裏,綜合社會上的一般心理,有“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辦事二妙法”,所謂“補鍋法”、“鋸箭法”,都是指出人類最壞的做法。有些人最會恭維人,但是他的恭維也有作用的。
  近代以來,大傢都很崇拜曾國藩。其實,他當時所遭遇的環境,毀與譽都是同時並進的。因此他有贈沅浦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詩:“左列鐘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這是說他們當時的處境,左邊放了一大堆褒揚令、奬狀。右邊便有許多難聽而攻擊性的傳單。世間的是非誰又完全弄得清楚呢!多了這一頭,一定會少了那一邊,加減乘除,算不清那些帳。你衹要翻開《莊子》書中那段屠羊說(人名)的故事一看,人生處世的態度,就應該有屠羊說的胸襟纔對,所謂“萬事浮雲過太虛”。
  孔子這裏說,聽了誰毀人,誰譽人,自己不要立下斷語;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有人攻訐自己或恭維自己,都不去管。假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厲害,這中間一定有個原因。過分的言詞,無論是毀是譽,其中一定有原因,有問題。所以毀譽不是衡量人的絶對標準,聽的人必須要清楚。孔子說到這裏,不禁感嘆:“現在這些人啊!”他感嘆了這一句,下面沒有講下去,而包含了許多意思。然後他講另外一句話:“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周這三代的古人,不聽這些毀譽,人取直道,心直口快。走直道是很難的,假使不走直道,隨毀譽而變動,則不能作人;做主管的也不能帶人。所以這一點,作人、做事、對自己的修養和與人的相處都很重要。
  《莊子》也曾經說過:“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真的大聖人,毀譽不能動搖。全世界的人恭維他,不會動心;稱譽對他並沒有增加勸勉鼓勵的作用;本來要作好人,再恭維他也還是作好人。全世界要毀謗他,也絶不因毀而沮喪,還是要照樣做。這就是毀譽不驚,甚而到全世界的毀譽都不管的程度,這是聖人境界、大丈夫氣概。
  據歷史上記載,有一個人就有這股傻勁,王安石就有這種書呆子的氣魄。王安石這個人,過去歷史上有人說他不好,也有人說他是大政治傢,這都很難定論。但是王安石有幾點是了不起的,意志的堅定,是一般人所不能。他有過“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不足法,聖賢不足師”的倔勁。沒有把古聖賢放在眼裏,自己就是當代的聖賢,可見這種人的氣象,倔強得多厲害。相反的,說他是魔道呢?但也難下斷語。他一輩子穿的都是破舊衣服,乃至他當宰相時候,皇帝都看到他領口上有虱子。眼睛又近視,吃菜衹看到面前的一盤,生活那麽樸素,可是意志之戇,戇得不得了。他對毀譽動都不動,表面上的確不動,實際上內心還是動的。所以這一段可以作為我們的座右銘,能夠做到毀譽都不動心,這種修養是很難的。
  出入無車少馬騎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藉人乘之。今亡已夫!
  這是孔子對於時代文化在演變中的一個感嘆。他當時研究中國上古文化,就說恐怕以後研究更睏難了,史料都喪失了。他還很幸運看到古代歷史殘缺的資料。舉一例說,古代有馬的人,藉給別人騎,現代對於這一點資料都很難找到了。所以今後對於上古史,無法研究。因此孔子當時把中國的歷史,暫時斬斷了,整理《書經》時便從唐堯開始,事實上堯以前還有史實的。如果照舊的方式研究,堯以前就有兩百萬年的歷史了,至少至少有一百多萬年。自伏羲、神農下來,從黃帝開始到現在是五千多年,從堯、舜開始到現在是三千多年,中華民族究竟上面已經有多少年歷史,這很難講。
  不過最近從外國翻譯過來的關於外太空科學的新書,已懷疑的確有外太空人,證明人類不是由猿猴進化而來;而且證明人類文化歷史至少有一百多萬年。這些資料反而證明中國古代的傳說都對了,可惜西方人的研究,都不懂中國這方面的資料。而我們自己的學者,恨不得把自己國傢民族的歷史越縮短越好。我們拿舊史來讀,就曉得有一百多萬年。從伏羲畫八卦到黃帝這一段,到底有多少年,還不知道,至少有好幾萬年。孔子刪歷史,從唐堯作斷代的開始,是因有資料可查的,所以纔從堯開始,可是後人對於這一部分資料還懷疑不信。現在這幾十年來,我們學說上犯一個“疑古”的毛病,把自己文化都破壞了。最近全世界的學說,和我們以前一樣“崇古”了,這又看到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了不起。現在外太空科學、星際科學的新發現,很多地方值得註意的。講到這一段,孔子說從殘缺的史料中“有馬者,藉人乘之。”可見古代社會,彼此之間的互助精神非常好。換句話說,自己有車子,鄰居要用,儘管去用,這是說以前社會的厚道。這是孔子隨便舉例,不是說以後的人就沒有這種厚道了,這意思主要是說,這一點殘缺的文字,他還看到了,但當時一般人對上古時代的研究,資料就不夠了。如此而已。並不是孔子沒有馬騎,嚮朋友藉不到,便生氣了。
  小忍與大謀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這兩句話很明白清楚,就是說個人的修養。巧言的內涵,也可以說包括了吹牛,喜歡說大話,亂恭維,說空話。巧言是很好聽的,使人聽得進去,聽的人中了毒、上了圈套還不知道,這種巧言是最會攪亂正規的道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有兩個意義,一個是人要忍耐、凡事要忍耐、包容一點,如果一點小事不能容忍,脾氣一來,壞了大事。許多大事失敗,常常都由於小地方搞壞的。一個意思是,作事要有忍勁,狠得下來,有决斷,有時候碰到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要决斷,堅忍下來,才能成事,否則不當機立斷,以後就會很麻煩,姑息養姦,也是小不忍。這個“忍”可以作這兩面的解釋。
  這兩句話連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一個思想言論,如果認為是小小的事情,無所謂,濫慈悲,濫仁愛,往往誤了大事。我們看孔子自己的作為就知道,他在魯國當司寇的時候,雖衹幹了三個月,但上臺第一件事就是殺少正卯,就是因為他言偽而辯,可以亂正。現在有一派反孔子的人說,孔子殺少正卯是為了自私,因為少正卯思想、學問比他好,學生比他多,他吃醋了,把少正卯殺掉。這些論調,初聽似乎很有趣,事實上少正卯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孔子的學生也常常跑去聽他講,當時被他誘惑去了的也很多,所以指孔子為了報復而殺少正卯。這一點我們要註意的,天下寫歪文章的人,筆鋒都很厲害,很吸引人,有煽動性;而正派的文章,不易吸引人,好東西寫成文章不吸引人;但那些歪纔對於正派的東西卻寫不出來,這也是怪事情。寫煽動性文章的,都是少正卯這一類的人,這類人不一定站得起來,可是他的文章會鼓動社會風氣,乃至影響整個社會。所以人的講話、文章,如本身沒有道德基本修養,便成為巧言亂德。對於這種事,孔子認為一定要處理,否則成為姑息養姦,也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
  我們對“小不忍,則亂大謀”作了這兩種解釋,姑且可以這樣分開來運用:處事的時候,“忍”字可作“决斷”用;對人的時候,“忍”應該作“忍耐”、“包容”的意思來用。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這是從毀譽的問題講下來,一直講到這裏,孔子又說,大傢都討厭這個人,不要隨便相信,必須自己加以考察判斷;大傢都公認為好,都愛好他,也不要受蒙蔽,一定要自己再觀察他。如果我們以這兩句話,來印證個人的經歷,對於小的事情,每人都很多,有些學者、文人,學問都很高,但也最容易受情感的蒙蔽,容易情感衝動,於是在觀察方面、判斷方面,往往會錯誤。這兩句話,擴充起來,可以引證很多歷史的事實。
  現在我們退回來講個人修養方面,作一個領導人,對於自己的幹部,不要完全受別人的影響,自己要觀察得清楚,如王莽,當時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沒有篡位以前,上下左右,沒有一個人不說他好,後來哪曉得一變而成這樣壞。讀這一則歷史,就是很好的證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這是上面這幾段中的主幹思想——人的問題。一切人事、一切歷史,都是人的問題。人才能夠弘揚道。所謂道,就是真理,這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呆板的,它不能弘揚人,須要人培養真理。這就是重點。所以孔子始終講的是人文的文化。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這是孔子對於過錯的看法:一個人有過錯不要緊,衹要能改,能改過就好了。如果有過錯而不肯改,這就是大過,真正的過錯了。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日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孔子提供自己的經驗,他說他自己曾經為了研究一個問題,因而整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覺,專門自己用思考去研究,結果發現沒有用,不如去求知。因為須要知識配合思想,所以要多讀書,多思想。
  上論也提到過:思而不學也不對,學而不思也不對。一個有天才、有思想的人,首先要註意多讀書、多求學。自己以為自己是天才,聰明了不起,如果多讀書以後,自己就會變得非常謙虛了。常常我們自以為是一個大發現,多讀了書以後,纔知道古人早就講過了,知道了,原來我們並沒有超越古人,而且古人比我們所知道的還更多得多。譬如唯物思想,中國文化裏早就有過,不過沒有這麽多,衹一點點原則,經過研究,知道是不能成立的。還有西方很多東西,我們以前都有過,可是都沒有加以發揮。現在年輕人搞思想,都想創作,可是就創造不了,所以知識與思想要配合起來。學問思想配合好了以後,接着孔子就說:
  幾人憂道不憂貧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我們大傢都習慣地會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原文就是孔子說的。說一個真正有學問,以天下國傢為己任的君子,衹憂道之不行,不考慮生活的問題;比如耕種田地,衹問耕耘不問收穫。好好的努力,生活總可以過得去,發財不一定。衹要努力求學問,有真學問不怕沒有前途、沒有位置,不怕埋沒。“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是很好的格言,人生的準則。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這是講到學問、修養在處事時的一些標準。有智慧,有眼光,看得準。譬如買股票吧,眼光看到了,買進來,賺了錢,可是又想貪多,這時候不能把握住自己,不知道煞車,最後還是賠本了。人生的一切大小事情,事業前途,作人處世,都是如此。
  眼光看得準,創業容易;在春風得意、該煞車的時候也能煞住,則是最高修養。可是在這個時候的人,總是不肯煞車的,衹顧嚮上面衝,結果得到的,必定會失掉。老子告訴我們的“功成、名遂、身退。”要做得恰到好處,至少先穩定這個階段。這樣好像是手段了,但手段與道德,差別在於內心:走恕道,替別人着想,多為人,少點私心,就是道德。如果智慧夠了看得準,“仁能守之”,也拿得穩,但是不“莊以莅之”,內心上沒有真正莊敬,口頭說為社會、為別人,人傢還是不服氣的。做到了“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莅之”這三點以後,外在的行為動作,還要處處守禮,有禮貌,有法度,有規矩。做到了這四點,作人、做事、從政、修養、事業,才能盡善盡美,否則總歸有問題。如果以這四點,觀察工商業的社會,也是一樣,不能違背。有些人赤手空拳,本事大得很,當時很發財,但有許多人“仁不能守之”,又看見他掉下去,衹這二十年中,就不知多少實例。
  器小易盈
  下面又轉入因人論事。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這段話有兩方面的意思。我們研究起來就感覺到這則名言的深度。如配合人生的經驗,一生用之不盡,受用無窮。頭一段“君子不可小知”的“小知”,以客觀而言,我們對偉大成功的人物,不能以小處來看他,等他有成就纔可以看出他的偉大;相反的,就是小人看不到大的成就,小地方就可以看出他的長處。以主觀而言:君子之大,有偉大的學問、深厚的修養、崇高的道德,看事情不看小處而註意大處。小人則不可太得志,如果給他大受,他受不了,小地方他就滿足了。
  這是兩種觀點的解釋,如果在人生體會上,我們看到過許多的聰明人,年紀輕輕一得志就完了,這就是“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有許多人有真的智慧,要看大節,在大節處能受,就是大根大器。記得古人有一首刻劃人生很清楚的詠鬆詩:“自少齊埋於小草,而今漸卻出蓬蒿。時人不識凌雲幹,直待凌雲始道高。”這首詩是講一棵松樹的幼苗,當小的時候,和一般的草一樣,都埋在那裏,誰也想不到,這一片小草裏的這株幼苗,幾十年、幾百年以後,會成為那麽高大的樹。但它在當時是慢慢的出頭,比小草衹高一點,當時的人也絶認不出,它將來會變成神木。一般人都等到這棵樹長大了,高得看來差不多挨到了天了,纔仰頭來贊嘆:“偉大啊!高呀!好!了不起!”人生也就是這樣,當平常在努力的時候,就是那麽可憐,沒人瞭解,等到成功以後,各個都叫好了。看透了人生,衹有自己去努力,到成功了,自然有人贊美、喊偉大。學問也好,事業也好,都是這樣。
  同樣的,另外有首詩:“雨後山中蔓草榮,沿溪漫𠔌可憐生。尋常豈藉栽培力,自得天機自長成。”這首詩也經常寫來勉勵學生。中國詩有些很難讀,字面上看來是描寫景物,一幅不相幹的圖畫,實際上含有很高的哲學道理。像這首詩說,下雨以後,山裏的草,很快的青青翠翠普遍長了起來,沿溪漫𠔌都是,緑成一片。這樣多普通的草,誰去種它?誰給它肥料?都是自得天機自長成的。我們人也是如此,像當年紅葉少棒隊,到日本比賽勝利了回來,大傢都捧他們。可是當年他們在臺東深山裏練習的時候,石塊當球,樹枝作棒,豈不是“沿溪漫𠔌可憐生”嗎?後來勝利凱旋遊行,大傢都認為是我們的光榮。他們的成功不就是“尋常豈藉栽培力,自得天機自長成”嗎?人生也是如此,對孩子們的教育也是如此,要使他受得艱難,要給他“自得天機自長成”的環境。父母的愛護過分了,恰恰是毀了他。我們看了這兩首詩,就可以瞭解小知大受的道理。偉大成就的人,都要從艱難困苦中站起來,不要被小聰明自誤,更不要短視。所以《論語》上記載聖人之言了不起的地方,像一具很好的古董放在面前,它不受時間、空間的影響,越看越美,從任何角度看,都覺得有新的發現。現在的工業産品就不一樣,初看很漂亮,多擺兩天就完了,很討厭了,非把它毀掉不可。古書就有這個道理,它的含義使我們多方面去發覺、體會。對這幾句書,我們有時不必一定說是哪方面看法,要在人生中多加體會纔對。
  燙手的山芋
  接着由為人處世,再講到政治的道理。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他說,一般人一提到仁義的事,那種懼怕的心理比怕水火還更厲害,水會淹死人,火會燒死人,所以人看到水火會怕。孔子說:我看見過人跳到水裏被淹死,跳到火裏被燒死。仁義沒有這樣可怕,真去做的話,不會被餓死的,真仁義還有好處的。可是人害怕,不肯去做,所以叫人做壞事很容易,叫人做好事反而怕。但沒有看見人因為做好事而死,沒有做好事的人,倒是死得更慘。
  上星其中,和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功名富貴也蠻高的老先生們談起,我說如果關起門來講,孔孟之道也好,仁也好,我們這個中華民族是可怕的。試問孔子為什麽老是講仁?不但孔子講仁,老子、莊子也講,可見我們這個民族不仁的太多,不孝的太多,所以他們纔講仁、講孝。等於西方文化,當年獨裁得太厲害,所以講民主、講自由。假使一個社會,民主太過了,自由太過了,你看他們還講不講自由民主?那時他不需要民主自由了。可見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很難弄的民族,就是不仁慈、不孝的太多,所以孔子教大傢要仁慈,要行孝。教育就是大衆思想的反映,這是事實。研究春秋戰國時代,權力之爭,父子、兄弟之間都不認,有什麽親情?有什麽愛?因此孔子講仁呀!孝呀!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好地方是了不起,關起門來反省,實在難弄。我們是這個民族的一分子,就更深深的瞭解,不好辦。這裏孔子是說一般人的心理,講到仁慈就怕得很,生怕吃虧,孔子就講了一句幽默話,說沒有看到誰跳過仁裏被燒死淹死的,這就是說一般人不肯行仁道,道理很會講,做起來很難。那麽要用什麽精神來做呢?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這句話又有幾個觀念。先解釋文字:當仁義所在的地方,都可以反對老師,老師錯了還是錯了,並不見得老師一定對。老師做得不仁,就不對。另一個觀點,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並不是專製教育。他這句話就是告訴學生,衹要認真理、認正義。真理對了,正義對了,就不要考慮我這個老師怎樣了。也等於西方哲學家亞裏斯多德說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是他當時與他的老師柏拉圖,發生了相左的意見,這種意見相左,並不是對老師不尊敬。真理所在,對於老師的意見,也沒有辦法同意的。這就是做學問的精神,把皇帝的意見都碰回去。不管是老師或皇帝,正義所在一定要爭,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必守的信條。但是有一點: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這個“不諒”不是不原諒,是說一個君子,要真正的誠敬而不能馬虎,不能隨便的違反了正義。接下來: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為人幹部,為人臣下的時候要敬,就是現在講的“負責任”,先真正能負了責任,然後再考慮到自己待遇、生活的問題。假使說為了待遇生活而擔任這個職務,那是另一觀念。一個知識分子做一件事,並不一定為了吃飯。一個人吃飯、生活的方式很多,所以要認識清楚,做事是為了責任問題。
  子曰:有教無類。
  這句話大傢都知道,不需要解釋,這是孔子的教育精神。他不分階級,不分地域,不分智愚,衹要肯受教,以人文文化為基礎,一律諄諄教誨。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可是有一點,思想目的不同,沒有辦法共同相謀。但並沒有說一定要排斥。沒有辦法互相討論計劃一件事,衹好各走各的路。
  花果枝葉
  子曰:辭,達而已矣!
  說話、文章都是辭。當然,寫文章要成為一個文學家很難,說話要訓練得擅於言詞,擅於演講也很難。雖然不要求太華麗,但是有一個主要的目的,那便是能夠真正表達自己的意思。在人生的經驗上,有許多人真愛說話,開口就是一大篇,可是講了半天,不知他講了些什麽。寫文章也是一樣,許多人面對稿子,心裏說“我要寫文章”,十分精神中七分在擔心寫不好,花了半天時間,兩行都寫不下來。其實不要管這些,心裏想到哪裏,就寫到哪裏,寫完以後,再增刪調整一下就好了。所以孔子說的“辭,達而已矣!”真正的好文章,是表達意思,好的文章不要“作”的,雕鑿起來就不行了。這一句同時呼應上論“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話,說明文辭不過是學問的枝末。
  下面是結尾了。這一篇開始是衛靈公嚮孔子問軍事,孔子不願答這個問題。下面結論,就是點出人文之道的重要。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師是古代很重要的文化官,管音樂藝術的大樂師。在春秋戰國時代,樂師與後來的太史令同樣重要,因為古代非常重視禮樂文化。這個名叫冕的大樂師來看孔子。古代的樂師,多半是瞎子,孔子出來接他,扶着他,快要上臺階時,告訴他這裏是臺階了。古代沒有桌子板凳,席地而坐,就是後世日本的榻榻米一樣。到了席位時,孔子又說這裏是席位了,請坐吧。等大傢坐下來,孔子就說某先生在你左邊,某先生在你對面,一一很嚕嗦的告訴他。
  等師冕走了,子張就問,老師,你待他的規矩這樣多,處處都要講一聲,待樂師之道,就要這樣嗎?孔子說,當然要這樣,我們不但是對他的官位要如此;對這樣眼睛看不見的人,在我們作人做事的態度上,都應該這樣接待他。
  從這一點,我們想到,很多偉大的教主們,常做這樣的事。佛經裏就有這樣一個故事:釋迦牟尼有一個弟子,眼睛看不見,但還是自己縫衣服,有一天他穿不起針綫來,就在那裏大聲叫,要求同學幫忙他穿一下針綫。但是他的同學,那一班羅漢們,都在打坐入定了,沒人理他。釋迦牟尼這位老師,就自己下來幫他穿好針綫,交給他手上,教他怎樣縫。這個學生一聽到聲音,纔知道是釋迦牟尼。他說,老師怎麽親自來?釋迦牟尼說,這是我應該做的。而且馬上對所有的弟子們上了一課說,人應該做的,就是這種事,為什麽不肯幫助殘廢的人、窮苦的人?訓了一頓話。
  所以我說《論語》是連貫的,這一篇由第一段,孔子不肯答復軍事的問題,一直講到作人處世,結論是要幫助殘廢孤苦的人。而且又以孔子接待大樂師的事,烘托出國傢的根本在禮樂。可見每篇的編輯、安排都是恰到好處。我們讀完全篇以後,再一想,餘味無窮,也代表了孔門的思想,孔子的精神——教人學問的道理究竟在什麽地方。
  另外還有一點關於這一段的附帶說明。就是我國古來的大音樂傢,差不多全是瞎子。像師曠為了要使自己的音樂素養更上層樓,他覺得眼睛外視容易使精神耗散,所以將自己的雙眼刺瞎,結果果然成為中國的一代音樂宗師。這個道理也就是中國道傢修持的理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也就是老子所說的“不見可欲,其心不亂”。因為一個人的精神及生理,都是靠食物來補充,但又由思想、九竅消耗。而補充的永遠比不上消耗的,所以人才有衰老、死亡。這些都是由大樂師的眼睛而引起的,暫且擱置,以後如有機會,再談這個理論的正確與否。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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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黨第十附錄:孔學新語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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