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 》 感動世界的三位女性傳記   》 第15節：第二篇 奉獻的快樂--居裏夫人傳(7)      海倫·凱勒 Helen Keller

　　"我走進去的時候，彼艾爾·居裏正站在一扇對着陽臺的落地窗前。雖然那時候他已經35歲，我卻覺得他很年輕。他那富於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頎長身材的灑脫風度，給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顯遲緩而且審慎的言談，他的質樸，他那既莊重而又活潑的微笑，引人信任。我們開始談話，不久就很投緣。談話的題目是一些科學問題，我樂於徵詢他對這些問題的意見。"
　　這是瑪麗後來用單純而且略帶羞澀的語句，描寫他們在1894年年初第一次會面的情形。事情起於一個波蘭人。他叫科瓦爾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學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國，瑪麗以前在斯茨初基同這位夫人相識。這是他們的蜜月旅行，也是科學旅行。科瓦爾斯基先生在巴黎舉行幾次講座，並且參加物理學會的集會。他一到巴黎就打電話叫瑪麗，並且友善地詢問她的近況如何。這個女學生對他訴說她目前的憂慮，全國工業促進協會約請她研究各種鋼鐵的磁性。她已經在李普曼教授的實驗室裏開始研究。但是她必須分析各種礦物，並且收集各種金屬的樣品。
　　這要用一種復雜的設備，而那個實驗室已經太滿，容不下她的設備。瑪麗不知道怎麽辦，約瑟夫·科瓦爾斯基考慮了一會，對她說："我有一個主意，我認識一個很有才能的學者，他在婁蒙路理化學校工作，也許他那裏能有一間供他支配的房間。無論如何，他至少可以給你出個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後到我們傢裏來喝茶。我請這個年青人來，你也許知道他的名字，他叫彼艾爾·居裏。"
　　這是平靜的一晚，一個法國物理學家和一個波蘭女物理學家彼此接近。
　　彼艾爾·居裏有一種很特殊的魅力，這種力量來自他的莊嚴和溫雅的灑脫風度。他的身材頗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時，穿在身上寬大了些，可是顯得很合適，無疑地，他頗有天然的優雅。他的手很長，很敏感。他那粗硬的鬍須使他端正而且很少變化的臉顯得長一點；他的臉很好看，因為他的眼睛很溫和，眼神深沉、鎮靜，不滯於物，真是無可比擬。
　　雖然這個人總是沉默寡言，從來不高聲說話，卻不能不使人註意到他所表現的才智和個性。在卓越的智力並不總是與道德價值結合在一起的文明中，彼艾爾·居裏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現人性的典範，他既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又是一個高尚的人。
　　他們的談話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彼艾爾·居裏和瑪麗·斯可羅多夫斯基兩個人之間的科學對話。瑪麗尊敬地問彼艾爾一些問題，聽取他的意見；他也敘述他的計劃，描述那使他驚奇的結晶學的現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規律。這個物理學家想到，用術語和復雜公式對一個女子談自己喜歡的工作，而看見這個可愛的青年女子興奮起來，能夠瞭解，甚至於還正確、敏銳地討論某些細節，這是何等稀奇這是何等快樂啊！
　　他看瑪麗的頭髮，看她那飽滿的前額，看她那為實驗室中的各種酸和傢務工作而受到損傷的手。她的嫻雅使他着迷，而她的毫不做作使她更加動人。他想起了主人對這個女子的介紹："她在上火車到巴黎來之前工作了好幾年，她沒有錢，她獨自在一個頂樓住着。"
　　於是他問斯可羅多夫斯基小姐："你將永遠住在法國麽？"自己也不大明白為什麽會這樣問。
　　瑪麗的臉上罩上了一層陰影，用她那悅耳的聲音回答說："當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學位，就回華沙。我願意在秋天回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夠。將來我要在波蘭當教師，設法使自己有點用處。波蘭人沒有權利拋棄自己的祖國。"
　　科瓦爾斯基夫婦加入談話，話鋒就轉嚮俄國壓迫所造成的痛苦情況。這三個離鄉背井的人追懷故土，交換他們的親朋的消息。彼艾爾·居裏驚訝地聽着瑪麗談她的愛國責任，因為他本人，是個一心衹想物理學的物理學家，他想象不出這個具有特殊天賦的青年女子，怎麽會想到科學以外的事？怎麽會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他願意再和她見面。
　　他是一個天才的法國學者，雖然在國內幾乎默默無聞，但是已經深為國外同行所推重。他1859年5月15日生在巴黎的居維埃路，是歐仁·居裏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醫生。這一傢原籍阿爾薩西亞，是新教徒，傳過幾代之後，成為知識分子和學者。彼艾爾的父親為了生活不得不行醫，但是他極熱心科學研究，做過巴黎博物館實驗室裏的助手，而且寫過一些關於結核接種的著作。
　　彼艾爾·居裏16歲就是理科業士，18歲是理科學士，19歲就被任命為巴黎大學理學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當了5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剋一起做研究工作，雅剋也是一個學士，也在索爾本當助手。不久這兩個青年物理學家就宣佈發現一種重要的現象"壓電效應"，而且他們的實驗工作使他們發明了一種有許多用處的新儀器，叫做壓電石英靜電計，能把微量的電流，精確地測出來。
　　幾個月過去了，隨着彼此的尊崇、欽慕和信任的增長，友誼增加了，親密的程度加深了。彼艾爾·居裏已經成為這個極聰明、極穎悟的波蘭女子的俘虜。他服從她，聽從她的勸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勵得擺脫了自己的懶散，寫出了有關磁性的著作，並且交出了一篇極好的博士論文。不過，瑪麗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做夢也沒想到，這個學者會說出那句决定性的話。
　　有一晚，他們又聚會在佛揚替納路的屋子裏，這也許是第十次了。那時正是6月，將近黃昏時候，天氣很好。桌子上，在瑪麗預備不久應考用的數學書籍旁邊，有一瓶白雛菊花，這是彼艾爾和瑪麗一起出去散步時采回來的。
　　彼艾爾談到將來，他請求瑪麗作他的妻子，但他的請求沒有得到許可。對瑪麗來說，嫁給一個法國人，永遠離開自己的傢，放棄愛國活動，拋棄波蘭，在斯可羅多夫斯基小姐看來，這簡直是一種可怕的叛國行為。她不能這樣做，也不應該這樣做！她已經出色地通過了考試，現在應該回華沙，至少去過夏天，也許永遠不再離開。她答應與這個青年學者保持友誼--這已經不能使他滿意了。讓他的失望中，她上了火車。
　　但他的心跟着她走了，他願意到瑞士去見她，因為她的父親到瑞士去接她，要同她一起在那裏過幾個星期。或者是到波蘭--他嫉妒的波蘭去見她，然而這辦不到！於是，他由遠處繼續寫信請求她。在夏天幾個月裏，無論瑪麗在什麽地方--在剋瑞塔茲、勒姆堡、剋拉科夫、華沙，總有一些字跡很拙而且很孩子氣的信，寫在便宜的信紙上，發信地址是理化學校，送到她那裏去，試着說服她，引她回法國，告訴她彼艾爾·居裏在等她。
　　10月了，彼艾爾·居裏心裏滿懷幸福，因為瑪麗已如約回到巴黎。人們在索爾本的課堂和李普曼的實驗室裏又看見了她。不過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國的最後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區了。布羅妮亞在沙透敦路39號開設了一個診所，給瑪麗一間與診病室接連的房子。因為德盧斯基一傢住在拉維壘特路，布羅妮亞衹白天到這裏來，瑪麗可以安靜地工作。
　　在這所陰暗而且有點鬱悶的房子裏，彼艾爾重複提出他那柔情脈脈的要求，他的倔強並不下於瑪麗，衹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來的妻子有同樣的信念，衹是更加完整，更加純潔，毫無混雜成分，科學是他的唯一目標。這位學者傾心瑪麗是受到愛情的驅使，同時也是出於更加高尚的需要。
　　瑪麗對布羅妮亞談到她的遲疑，談到彼艾爾對她提出的自己移居國外的建議。彼艾爾知道這個青年女子對德盧斯基說到他了，就試圖從這方面發動新的攻勢。他遇見過布羅妮亞幾次，就自己去找她，爭取到了布羅妮亞的全面支持。他請她和瑪麗到梭鎮他的父母傢裏去，居裏大夫的夫人把布羅妮亞引到一旁，用懇切動人的語調請她在她的妹妹跟前出力成全。
　　這個固執的波蘭女子最後答應，還須再過十個月才能和他結婚。這時，瑪麗寫信給她的朋友卡霽雅，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訴她："等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你的瑪妮亞已改姓了。我將與去年我在華沙對你談到的那個人結婚，從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覺得很難過，但是有什麽辦法呢？命運註定我們彼此很深地依戀着，註定我們不能分開。"
　　彼艾爾到瑪麗的住所去接她，他們須在盧森堡車站乘車到梭鎮，他們的父母都在那裏等他們。他們在燦爛的陽光之下，坐在公共馬車的頂層上，走過聖米雪爾大道。
　　走過索爾本的時候，在大學理學院門口，瑪麗把她的伴侶的胳膊握得更緊一點，且看到他的眼神是那麽明亮，那麽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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