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撞乐团的主唱JoeStrummer坦言他们进入主流唱片公司CBS是为了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激起更多人的意识觉醒。这也是所有以巨星演唱会或专辑来推销社会议题的主要目的。事实证明不论是七○年代的"摇滚对抗种族主义"（RockAgainstRacism），还是八○年代的声援曼德拉演唱会，都大大让这些议题在主流媒体和年轻人之中获得注意，甚至让乐迷认同这些议题是进步或是"酷"的。
美国重要的异议政论刊物TheNation4曾质问九○年代著名政治乐队"讨伐体制"（RageAgainsttheMachine）成员、现为Audioslave吉他手的TomMorello，他如何一方面参与那些反对大企业的全球化斗争，一方面又身处主流唱片公司中？TomMorello的回答是："过去，'讨伐体制'因为在主流公司，而在全球散播了1500万张颠覆思想的唱片。而且，我们和唱片公司签约的唯一条件就是乐团在各方面都要拥有自主权，且明文记载于合约中。"
这或许是他们的幸运，可以保持商业机制和自主创作的平衡，但不是每个创作者都可以逃离这个两难困境。从六○年代的鲍伯·迪伦，到七○年代的"性手枪"、冲撞乐团，八○年代的许许多多重金属乐团，再到九○年代的"涅"（Nirvana）、"珍珠果酱"（PearlJam)和"电台司令"（Radiohead），这些乐团从只有理想的摇滚青年到拥有巨大名声和财富的明星都经历过彻底的混乱、自我怀疑，然后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出路，最后在摇滚史留下他们挣扎的痕迹，或者血迹。
７.
摇滚乐具有一个深刻的理想主义传统，而音乐人也的确在不断寻求各种方式来实践音乐的政治力量。
三○年代，我们看到民歌之父WoodyGuthrie、PeteSeeger和共产党的结合；六○年代，音乐人和学生运动或反战运动在彼此声援；八○年代的大型慈善演唱会为音乐与政治的结合塑造出了新界标。但这些演唱会除了唤醒民众意识和募款外，似乎无法直接达成特定社会目标的改造，也无法让这些价值在青年文化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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