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定神闲地“手刃数人”，除了实力还要有背景；挥金如土，漫游名山大川，求贤访道，除了财富还要有体力。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江南一行，增长了见识，留下了不少名篇，也耗费了不少的钱财。等到他重新回到洞庭湖为吴指南迁葬时，已经到了必须向人借贷的窘境。没有雄厚的资金，自然无法继续“携妓游东山”的倜傥生活，也无法继续他游侠济困的事业，甚至连炼丹的工作也会因为资金的困乏而停止，唯一能够继续进行的豪举，似乎只有狂饮了。
资金散尽的李太白，在安州安陆寿山（今属湖北）休养喘息了一段时间。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他曾这样宣扬自己：“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李太白确实有仙风道骨、天人之貌，但这与“不屈己、不干人”无关，后者只与财富与地位相伴相随。事实上，这封书信也可以算做干谒之文，只不过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又有传闻说他多次干谒当地官员未成，反而得罪安州刺史，以致“谤言忽生，终口攒毁”。既然“干人”无望，隐居养望在寿山的李白，无路可去，无法可想，为了继续他的狂饮生涯，只好“屈己”去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
李太白是如何叙述这件事情的呢？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解释道：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看到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大肆夸饰云梦泽之雄伟壮观，于是亲自跑到楚国来瞻仰一番。而家在安陆的“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有整整三个年头了。既然这里用的词语是“憩迹”，也就是暂时休息隐居，可见在内心深处，他也认为这桩婚姻不足对外人道也。许相公是唐高宗时期曾经拜相的许圉师，虽然许家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成为他家的女婿，在冷眼人看来，依然有阿谀攀附之嫌。事实上，唐人对上门女婿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近人陈鹏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唐时）权贵之家，往往以女招赘士人，而士之未达者，亦多乐于就赘，藉为趋附之梯”（《中国婚姻史稿》）。
李白有没有把许家当作阶梯的想法，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可以肯定的是，许家在仕途上没能够对李太白提供丝毫的帮助；还可以肯定的是李太白的内心很痛苦，难免会有受伤害的感觉，因为唐人往往把上门女婿称之为赘婿，赘者，多余之物也，自然会遭人轻视。写这封信时，李白以为憩息三年已经够长久了，他没有想到还会有七年的憩息光阴在等待着他。倘若他预知自己需要苦熬漫长的十年，说不定他会丧失勇气。当一切都成为过去之后，李白在给从侄的赠序中用八个字总结了这十年的生活，即“酒隐安陆，蹉跎十年”。蹉跎的十年，留给诗人最深的印象只有酒。在写给妻子的《赠内》诗中，他半是赧愧半是愤激地刻画了自己酩酊大醉的生活：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
“太常妻”是《后汉书》中的典故。周泽在担任太常卿的时候，曾主持祭祀，因为犯病，暂住于斋宫中。其妻前去探望，周泽以为她有其它想法，干犯了斋戒，勃然大怒，将其关押到监狱。拘泥迂腐的后汉人也觉得周泽过于滑稽，因此创作了一首诗来嘲弄他：“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
此时的李太白仰人鼻息，“造谒无路”，唯一的自由是可以结交一些隐居的朋友，游览周围的山水。据说李白曾经去襄阳拜见隐居在鹿门山的孟浩然，后来还写过一首《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 徒此揖清芬。
当他见到孟浩然时，这位名动天下的隐士已经进入了暮年。年少之时，孟浩然就弃轩冕而不仕，在达官贵人的车马冠服与高人隐士的松风白云之间，选择了后者。李白曾拜访过韩朝宗，希望得到他的荐引，并大力称赞说：“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但韩朝宗不为所动。韩朝宗曾想推荐孟浩然入朝为官。约定动身的那天，孟浩然正与友人畅饮，旁人提醒他该出发了，孟浩然却斥责说：“既然已经饮酒了，哪里还顾得上出仕那件事呢?”看来，李太白喜爱与景仰孟浩然，不仅是因为孟浩然卧松云而固隐，更主要是孟浩然也常常在皓月当空的清宵，把酒临风，所谓“醉月频中圣”，原来还是同道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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