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正值狱中开王志案见张差年轻力壮，并无疯癫迹象，便对他突击审讯，对他说：“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张差望着边上的饭菜，低头不语，少顷，答道：“不敢说。”王志要随从人员退去，张差这才招供。他供出了内中的隐情：他的舅舅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带来一个不知名的老太监，对他说：“事成，与你几亩地种，够你受用。”然后就跟随老太监来到京城，住在一个大宅子里，另一个老太监说：“你先撞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随即给我一根枣木棍，领我到厚载门进入内宫，来到慈庆宫，打到
一个老公(老太监)，老公人多，遂被缚。
从张差的供词可知，他并非“疯癫闯宫”，而是受宫中太监收买，闯宫梃击的。这是重大线索。王志案立即报告皇上：“太子之势，危如累卵”，“臣看此犯，不颠不疯”，“中多疑似情节，臣不敢信，亦不敢言”。所谓“不敢信”“不敢言”的，居然是宫中太监策划的阴谋。
只要把这些太监逮捕审讯，幕后主使人即可现形。万历皇帝考虑得更为复杂，既然牵连到太监，追查下去，便是他们的主子。这无论如何是宫闱丑闻，必须淡化处理，因此他对于王志的报告不予理睬。
但是，王志审讯的情况早已流传出去，举朝官员顿时议论纷纷。
署理大理寺事务的王士昌以司法主管的身份向皇上递上奏疏，指出张差竟然手持木棍突入宫禁，如入无人之境，“已可寒心”。他批评皇上对王志的报告不予理睬的做法，惊叹：
“有此人情乎?”显然是在指责皇上对太子的安危麻木不仁，太不近人情。
王志、王士昌的议论，反映了外廷大臣对“梃击案”的关注，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郑贵妃及其兄弟郑国泰身上。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不敢直犯其锋。这种局面很快被敢于披逆鳞的陆大受、何士晋打破了。
户部官员陆大受对于此案审理中的疑点——提出疑问：张差已招供有太监策应，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公布于众?那个作为联络点的大宅院，为什么不指明座落何处?他还含沙射影地暗示“戚畹凶锋”，暗指外戚郑国泰(郑贵妃的兄弟)，意在引而不发。果然，郑国泰按捺不住，跳了出来，写了一个揭帖给皇上，极力为自己洗刷：“倾储何谋?主使何事?阴养死士何为?”陆大受根本没有提到“倾储”、“主使”，他不打自招，欲盖弥彰。
机敏的工科给事中何士晋抓住郑国泰辩词中的破绽，质问郑国泰：陆大受并没有直指郑国泰“主谋”，何故“心虚胆战”?既然如此心虚，人们便不能不怀疑郑国泰了。他步步紧逼，质问郑国泰：“谁谓其倾陷?谁谓其主使?谁谓其阴养死士?谁谓其灭门绝户?又谁无踪影?谁系鬼妖?种种不祥之语，自捏自造，若辩若供，不几于欲盖弥彰耶?”何士晋这种逻辑严密的推理，把郑国泰“若辩若供”的丑态暴露无遗。然后进一步向皇上指出，既然郑国泰如此汲汲于自我申辩，干脆把张差招供的太监庞保、刘成蓟亲戚马三道、李守才一干人等，交给三法司审讯，谁是主谋，谁是助恶，必将水落石出。
何士晋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条分缕析，层层剥离，字字句句直逼郑国泰，使他无地容身，不由人们不信郑国泰与此案有千丝万缕的牵连。舆论普遍认为，梃击案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与先前一系列围绕皇太子的阴谋，若即若离，或许就是诸多环节中的一环，亦未可知。正如《明史·王志传》所说：“东宫(皇太子)虽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顾未得事端……(张)差被执，举朝惊骇。”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右侍郎张问达与有关衙门官员会审张差。张差招供：太监庞保与刘成商量，叫李守才、马三道对张差说：“打上官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太监称皇太子为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庞保、刘成恰恰就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人们不能不怀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人。
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想把案情向郑贵妃方向发展，他一直保持沉默。到了五月二十六日，迫于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他不得不表明态度，一方面说“梃击案”不仅“震惊皇太子”，而且“吓朕恐惧，身心不安”；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给张差定性为“疯癫奸徒，蓄谋叵测”。言外之意，这是一桩疯子闯宫的偶然事件，再三强调“毋得株连无辜”，希望此案不了了之。事情并不像皇帝想象的那么简单。看到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的官员，无不谴责外戚郑国泰有“专擅”之嫌；郑贵妃当然也难辞其咎，惶惶不可终日，哭诉于皇上。皇上要她去向皇太子表明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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