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 打死不做上海男人——上海男人怎麽了？   》 “土雞生的蛋洋雞孵的雞”      秦林 Qin Lin

　　說到對外國人的謙恭，人們自然地又會聯想到“崇洋”二字。這麽一挂勾，似乎就可以給上海的男人下一個定論：既排外又崇洋。然而上海男人的崇洋與渾身充滿奴性的崇洋又截然不同。奴性的崇洋屬於那些一輩子都找不着自己的性格支點的人的生存形態，對於這種人，不要太多的闡述，一個“奴”字就夠說明一切了。而上海男人身上反映出來的崇洋從文化角度而言卻恰恰是延續了上海這座城市歷史的慣性。　　是的，當我們審視上海這座城市的歷史軌跡時，自然而然地會聯想起她開埠時的背景；想起她的背景時又不得不將她與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扯到了一起。客觀地說，如果沒有《南京條約》，上海就沒有外灘的洋房，也就沒有成群結隊的洋人到上海來傳導西方文化，也就沒有現代的上海人所自詡的“土雞生的蛋洋雞孵的雞”之說。如此一來，上海男人與“洋”字的任何瓜葛（當然也包括崇洋）都是順理成章的事，國人儘管可以聲討上海男人的種種缺陷，但在批判崇洋時，還必須給上海男人予適度的寬容。　　當然，對於“土雞生的蛋洋雞孵的雞”之說，上海男人並不是每個人心裏都是愉悅的。畢竟這句話真實地寫證了外國人霸權上海給上海帶來的歷史滄桑。我很欣賞登琨豔說過的一段話：“城市的迷人常常是因為她曾經豐富的歷史，不論她是摧殘或滄桑。如果說我真的喜歡上海，實在是因為她有獨特的歷史。那段歷史對我們的祖先是悲、是傷，時間過去了，她的傷痕記憶已經成為她豐富美麗的一部分，甚至是她的全部。而今天她再度風華璀璨，也因為那段歷史的傷痕，增強她的可讀性，衹是人們健忘，衹看見她美麗的外表，而我的建築本位眼睛，卻常看見她的歷史，她像部史詩般的立體小說。”（①登琨豔：《上海歷史的繾綣與哀怨》）我想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的話，那麽登琨豔的這段話算是對上海既璀璨又充滿傷痕的歷史的最好表白。上海的獨特性全部反映在這段繾綣與哀怨兼具的表白中。哀怨自然始自於《南京條約》。　　《條約》中的《五口通商章程》中規定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但由於海域和地理位置的因素，洋人們更看重上海——這座人口衆多卻是一盤散沙的新興城邦。上海口岸於是便逐漸成為世界資本主義輸往中國大陸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的最大窗口，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更是這個窗口中最廉價的“就地取材”的勞務資源。而與此同時，當年在上海稍有些地位的人紛紛嚮洋人攀親，於是又有了上海人與洋人“共同製造”的混血兒一族。混血兒在國人眼中是要受譏笑的，惟有上海人會引以自榮。為什麽？原因有二：一是他們大都是貴族或準貴族的後裔；二是上海一開埠就被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裏生長起來的人身為中國人，但無論是社會形態還是接受的教育的培養基，都直接受到西方先進思想的熏陶，以至“上海人族”成為中國國土中獨一無二的、多重性格組合而成的“半土不洋”的“部落”。對於形成這種“部落”的歷史根基，有多少新生代的上海人不但不為其哀怨，反為“土雞生的蛋洋雞孵的雞”的“美名”而沾沾自喜呢？　　其實與“洋”字關係甚密的本來也不是上海之獨有。比如福建、廣東二省，與海外關係的密度遠在上海之上，所以福建、廣東也“崇洋”。但在上海人眼裏，福建、廣東的“洋氣”與上海相比卻差一大截，理由不由分說：福建、廣東的“洋”或多或少地攙有“偷渡”之類的歪門邪道意味，而上海人的“洋”是從自己身上發出來的，是“陽光大道”的，是值得張揚的，是可以居高臨下地“滬眼看人低”的。　　當然，上海人有理由為自己的“洋”而驕傲，衹是別傲不到點子上。比如若逢得不同地域的男人們在一起誇自己的城市，上海男人大抵會“大拇哥”一翹，曰：我們上海有外灘，有浦東——那多“洋氣”呀，誰會不說這就是中國的威尼斯、中國的紐約、中國的巴黎？這時要逢上福建、廣東的男人，他們自然也會竪起他們的“大拇哥”，曰：我們有陳嘉庚、李嘉誠、林少良、王永慶等數不勝數的掙洋錢、做民族事的“洋男人”。而上海男人“全民皆洋”究竟“洋”了什麽呢？是“洋”了西裝領帶，還是“洋”了紳士風度，或是“洋”了投資理念？不錯，外灘地處上海，她是上海的標識，是什麽標識呢？還不是“土雞生的蛋洋雞孵的雞”的標識嗎？　　上海的男人無疑不會為“土雞生的蛋洋雞孵的雞”而氣餒，因為他們已經又有了新“洋味”的驕傲資本。浦東的崛起就是例證。然而人們在浦東來來往往的人流中又可以清晰地分出這樣兩類人：一類是土裏土氣的外地款爺，一類是氣度非凡的上海工薪族。上班族平素裏不把款爺放在眼裏——這也衹有上海才能成為普遍現象。原因還出在上海人對土裏土氣的外地人有一種本能的抵觸。在上海，“土”是很要命的，人一旦“土”了，即使再富裕又能怎樣？有多少財産屬於你，你也還是鳥槍放大炮的老土一個，別看 “阿拉上海寧”，每月衹是領着薪水，日子過得雖清貧，但穿着十幾二十元的着裝走在街上，那也透着一種你們外地的“老土”所不具有的洋氣呀！　　儘管上海男人自詡“土雞生的蛋洋雞孵的雞”，但他們心裏無疑是脆弱的，自詡的目的無非是對外來詬病者的一種守衛。在這種守衛的同時，他們“也感覺到了自身的陋習，憬悟到了自己的窩囊，卻不知輓什麽風，捧什麽水，將自己洗滌。”（①餘秋雨：《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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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西苑出版社
序：呼喚真品文化批判在國人怨忿聲裏簇起的東方之都發端於清末民初的“文詬”
三四十年代“海派男人”浮出水面上海男人何以成為衆矢之的土著人與移民矛盾的形成
“上海男人”在外地人心中的分量你用什麽招呼外地朋友“海派”版本的排外
國人為什麽愛“爆”上海男人的笑何必與“全國人民”“為敵”當小氣已成慣性
瑣碎難以長大志有一種虛偽叫“驚豔”“土雞生的蛋洋雞孵的雞”
審視“上海紳士”啥叫“新上海男人”“走樣的贊語”是褒還是貶
絶非空穴來風說你“中性”你別急怕什麽莫過於怕老
講衛生講到潔癖無畏的“嘴仗”“小資”者“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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