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来，她大概是指一个爸爸和三个妈妈这种说法听上去太不像话。可是，不高兴的不应该是我“亲妈”么？想到二表姐当年自以为懂事的样子，真让我发笑。我有“三个妈妈”这件事，除了其中的周南以外，真和我爸没什么关系。主要的原因是在我2岁到9岁这段时间里，我父母在接五连六的政治运动旋风中挣扎着找北，哪里还顾得上他们的孩子？这样一想，忽然又觉得这件事不那么好笑了。
奶奶家边上小学
1971年1月我开始上小学了，就在爷爷奶奶住家那个区的第二小学。第一天上学，送我的是“亲妈”周南和妹妹晓兰。不知是因为爸爸妈妈不在北京耽误了我上学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七岁半才开始上一年级，记得那之前我已经能看书写字了。可还是给妹妹留下了话柄，日后说我是大龄入学儿童。
可能是因为我个子长得高，或是样子长得精神，第一天上学，我们班的老师在操场上把小朋友们列了队，突然把我叫到队前去喊口令。我那一嗓子科学院幼儿园台柱子的“稍息，立正！”之后，当场就被任命为第二小学一排三班的班长。几天之后，我妈妈春节假满，回山西临汾“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她的“再教育”去了。
我仍然跟爷爷奶奶住着。这以后的两年里，爷爷奶奶是我的唯一监护人。从此之后到他们去世，在我心里，他们的家一直也是我的家。爷爷奶奶叫我“大妹儿”、叫我妹妹“小妹儿”。因为他们整日里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着我们，搞得邻里的人们也都跟着“大----漠”、“消----磨”地叫我们。很多年以后，他们永远离去了，家里也就没人这么叫我们了，可是，爷爷奶奶的邻居还没有改掉他们的习惯。2006年秋天，我去爷爷奶奶的老住宅探望现在住在那儿的大姑妈，刚走到楼下，迎面走过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突然指着我和妹妹惊喜地叫：“哟，这不是大漠和消磨吗！”我仔细一看，又经她自我介绍，才发现原来是我家邻居孔局长的女儿，就是老在楼道里打羽毛球的那位。20年不见，她的父亲和我们的爷爷奶奶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当年爷爷奶奶对我们的爱称还继续流传着。
回来说我爷爷奶奶，也就是陈铭德和邓季惺，自从1966年被迫搬出南长街上自己的房子后，就被安排住进了坐落在北京东城的一幢属于国务院的单元楼。楼里住的尽是民主党派人士、统战对象和他们的家属。当时我爷爷奶奶是政协委员，另外，爷爷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奶奶是民主建国委员会委员，所以也属“民主党派”和统战对象。住在同一幢楼里的还有许多前国民党爱国将领和他们的家眷，其他党派人士，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女们。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统战对象”的具体定义是什么，但是回想起来，他们在70年代的居住条件比一般市民要好很多。楼里有电梯，开电梯的刘叔监管送信发报，楼下有一个锅炉房专供这幢楼的暖气，楼前有一圈地用来给“小汽车”倒车用。每家的厨房都有管道煤气，还有热水器。厕所里有浴缸和抽水马桶。
爷爷奶奶家的生活是有一些残留贵族气息的，比如说，下午午休起来，爷爷有亲自张罗下午茶的习惯，或茶或咖啡，外加小点心。我最喜欢的是爷爷做的红茶，加柠檬，加方糖。想来那时柠檬是不容易买到的，偶然有了，就切成片放糖淹在瓶子里，喝茶时挟出一小片。不加柠檬的时候，就往红茶里加一点牛奶，也很香醇。间或会以咖啡代茶，想必是爷爷奶奶的海外朋友送的。不过我还是更偏爱爷爷那一款红茶。现在我闭上眼，还能看到爷爷为大家布置茶点时的样子，永远那么温和细致，他的周到和客气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为大家端杯加糖的一举一动之中。另外，他整个人都透着一种对生活中小小雅趣的欣赏和满足。或许小小雅趣的背后还有一声低低长长的无奈叹气吧，只有跟他惺惺惜惺惺的人们才能听得出来。
我们家里有个留声机，却只有两张唱片，想是其它的都被抄家时抄走了。甚至还有一台那个年代绝无仅有的电视机。然而，却没有什么电视节目。记得1971年的时候，电视里连“样板戏”都没有，除了偶然演一次《地道战》，平时不是没有信号，就是光放字幕——毛主席语录。我就那么盯着半懂不懂的黑白字幕看，不但从那时起就养成了爱看电视的坏习惯，而且居然看出了眼睛斜视的毛病，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有了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海港》、《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一共八个“样板戏”，演什么看什么，百看不厌。可是等到“文革”结束后，文艺百花齐放了，在大彩电里看别人都叫好的《穆桂英》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受不了京剧的那通“咚咚锵”。那之后就再也不看京戏了，现代的、古代的都不爱看。真是奇怪。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