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把人与自然看成了一个相生相依，和谐相处的整体。他主张农耕与林木的砍伐以及鱼类的捕捞都要适时适度，才能不可胜用。老百姓的生活因之才有保障。否则，若违农时，必歉收，粮食不够吃；若乱砍滥伐，林木就会减少；若不受限制地捕鱼，鱼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必须把握好这个度才行。
而把握好了这个度，老百姓“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章句上）自然生态问题其实也是人文生态问题。保护好了自然生态，人文生态才有保障；破坏了自然生态，人文生存就相应也破坏了。
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的索取有度，“爱物”其实就是“仁民”“亲亲”。
“今思足以及禽兽”（梁惠王章句上），保护动物，不滥杀，适度牧养，也是一种“爱物”。孟子可能是最早明确提出保护动物的先贤圣哲。
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人心性善的培养结合起来看，是孟子“爱物”思想的独特之处。
他以牛山（今山东临淄南）上树木的变化为例，说明遭破坏，是由于人心变坏的缘故。本来，牛山上的树木很茂盛，但由于是在齐国都城的郊区，因而不断被砍伐，越来越稀少了；本来，树木只要根在，还可以长出新枝芽来，又有雨露的不断滋润，新的树枝生长起来也很快。但成群的牛羊又来那里放牧，刚刚生长的嫩芽都被啃吃光了。如今，牛山上再也见不到茂盛的树林了，那里只有一片荒山秃岭。久而久之，人们看惯了荒山秃岭，还以为牛山上不曾长过茂盛的树林。这是山之过呢？还是山的本性？
问题在人心！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章句上）仁爱之心本来都是有的，但一次又一次遭受伤害之后，就荡然无存了。犹如林木，天天被斧头砍伐，它如何能够保持茂盛呢？孟子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爱护生态，必先爱护人心；爱护人心是治本，爱护生态是治标，二者以爱护人心为最。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章句上）养物必先养心，养心才能养物。
“爱物”思想无疑是孟子“贵民”和“性善”思想的精髓之一，不只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后世，尤其具有极其深远的警策作用。
自古以来，长江流域洪灾频繁，在很大程度上是上游森林破坏的恶果。人总与水争地，焉能不遭受报应？正像著名学者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今则承平二百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捍水，成阡陌。治庐舍其中，于是平地无遗利；且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于是山地无遗利。平地无遗利，则不受水，水必与人争地，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五六矣；山无余利，则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剷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下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
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是先不“仁民”，还是后不“爱物”，酿成的悲剧？
而这样的悲剧并不只发生在中国。
美国著名学者乔治·珀金斯·马什在《人与自然》一书中阐述了破坏森林的恶果：
巨大的森林已经从山坡和山脊上消失；树下腐叶和枯枝堆积形成的植物质土壤，在树林边缘形成的锯齿形高山带草原土壤以及高地四周已被冲刷无遗；由于为古运河供水的水槽和水库已遭破坏，或是因为出水的泉眼干涸，曾因灌溉而致肥沃的草地被废弃而荒芜；历史上的歌谣里有名的河流变成了涓涓细流，装点和保护小水道堤岸的柳树也已消失，小溪不再终年有水，因为流入老河道的涓细小流在进入低地之前不是由于夏天的干旱而蒸发得精光就是被干裂的土地吸收殆尽；小河的河床变成了宽宽的卵石和砾石滩，因而不必涉水而过，冬季里则是急流咆哮；通航江河的入口受阻于沙滩，往日商务繁忙的河口港湾被河流挟带的泥沙淤积变浅；港湾底部上升，致使流入它的河流的水流速度变慢，把千里浅海和肥沃的低地变成了不能耕种的瘴气重重的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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