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自由中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文中对国民党当局有所非议，触及到了蒋介石的偏安小王朝的痛处。台湾当局竟下达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逆施虽因故未得逞，却给刊物同仁以极大压力，后来作为权宜之计，不得不发表为政府讲好话的《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
这次风波使胡适很生气，他写了一封信给《自由中国》主编雷震，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没有接受胡适的辞职，"决议请求胡先生继续领导"。
不过胡适没有吸取教训，不改其书生本色。1956年10月蒋介石七十寿辰时，蒋事前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伪装愿意"虚怀纳言"。胡适听说这样，作为"诤友"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鼓动雷震在《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当真专门给蒋介石提示问题。雷震亲自撰写社论《寿总统蒋公》，提出选拔人才、实行内阁制、军队国家化等建议。
胡适作为发行人当然要亲自操刀以示忠心，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与"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胡适在文章里提倡："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这期"祝寿专号"乃"不识相"地言人所不敢言，发表了一些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在台湾连印七次而引起轰动，令蒋介石及其"军方"、"党方"和"团方"十分不满。事实上，蒋介石老早就对《自由中国》怀恨在心，趁这个机会正好可以大做文章，他指使御用报刊展开对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中国》灵魂人物的围剿，对胡适和《自由中国》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自由中国》就这样被加上种种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为共产党"统战工作铺路"等等，胡适的祝寿文章叫蒋做"三无总统"，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被说成企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胡适和《自由中国》被台湾当局批成了"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九号"《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祸害台湾的"毒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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