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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 》 中国古都北京 》
百货汇聚
阎崇年 Yan Chongnian
大都是元代的商业中心。
大都城中，商业繁盛。城中人烟稠密，市集四布，各种市集有30多处。依照皇都“面朝背市”的设计原则，城市的商业闹市区在宫城以北、全城中心钟鼓楼一带。钟鼓楼西的积水潭，是繁忙的运河码头，南来的货船都在这里停泊。积水潭附近布满歌楼酒肆，是富商贵族寻欢作乐之地，也是官兵市民会聚买卖货物之所。钟鼓楼地区有缎子市、皮帽市、珠子市、鹅鸭市、铁器市、米面市和沙剌（珊瑚）市等。还有城西的羊角市，这里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和驴骡市等。
漕运、海运和驿站的畅通，促进了大都商业的繁荣。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因宋、金长期对峙，早已淤塞不通。且隋代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迂回转折，水陆联运，极为不便。元定鼎大都，开会通河，取直河道，使运河全程缩短400余公里。又开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疏通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所构成的都城漕运水系。于是，江南的粮食和货物可以经杭州水运直抵大都。京杭大运河的修通，对沟通南北经济，繁荣大都商业，都有着巨大的作用。海运与漕运，互为补充。海运由长江口刘家港入海放洋，运至直沽交卸。海运官船900余艘，分纲航运，多时运粮达330余万石，同时带来大量南方货物。海运和漕运之外，还有驿站。驿站有陆站和水站，在东北地区还有狗站，以狗拉爬犁。元代驿站有1400余处，四通八达，密如蛛网。驿站的设立，主要是为着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也有经济内涵，而贡使的往还，带来大量货物，也买回所需物品。这就促进了大都市场的繁荣。
大都不仅是国内商业中心，而且是国际商业市场。此时蒙古的四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尽管各汗国渐趋独立，但仍加强了东西方的商人往来和商品流通。
元朝的陆路贸易，以大都为中心，由三道通往西方。第一道，经咸海和黑海以北，穿过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上的撒莱。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第二道，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今伊朗境），至小亚细亚。第三道，经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至波斯。许多波斯、阿拉伯、外藩商人，往来大都贸易。
元朝的海路贸易，相当发达。海上通路，由杭州、苏州通日本，由泉州、广州等自南海，南达爪哇、苏门答腊，西通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外贸易进口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玳瑁、象牙、犀角、珊瑚和药物等，从广州、杭州、苏州等地，经驿站、漕运和海运，汇聚至大都。
商品交易，需要货币。元大都留下当时贸易货币的三个印记：“至大通宝”、“至正通宝”和“至元通行宝钞”。元代铸造的金属圆钱，钱币史专家认为只有两次：一次是至大三年（1310年）的“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另一次是至正十年（1350年）的“至大通宝”，但都很少，所以元代铸钱显得格外珍贵。发行于元代的纸币“至元通行宝钞”，是1959年在西藏萨迦寺内发现的，纵31厘米，横21.8厘米。这枚“至元通行宝钞”弥足珍贵。显然，元代大都的金属铸币与通行纸币，在当时促进商品流通、加快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特别是这枚“至元通行宝钞”，有极高的历史、文物、艺术和学术的价值。
四域富商大贾，八方奇珍异宝，车载舟运，齐集大都。据载：当时举凡“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文明门外满舶着南来的船只，顺承门外聚居着南方的商客，平则门外多留居西方的商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说，汗八里城住着许多商人和外国人，这座城像是一座大商场。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城市能运进这么多的宝货。每天运进的丝就有千车。汗八里城周围各城市的商民都要来到这里买卖货物。他赞叹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货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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