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里再传达：
“某人文章不可发！”
传到境外成笑话：
“某人此刻已被抓！”
这个小姚啊，可能以为自己写的还是笑话，可是对于我和我的一些老师、同事来说，这种事发生过何止一次两次啊。我问一些外地媒体，为什么总是转载我在北京发过的文章，答曰：北京发过了，说明上面认为你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再发就安全了，再说多给你一次稿费，你有啥不乐意的呢？我02年到韩国开会，遇到一位中国老师，紧握我的手向我祝贺：“孔老师你逃出来啦？钱理群老师出来了吗？”我说我们啥时候“进去过”啊？直到上个礼拜，还有西安的一位朋友问我：“余杰、摩罗到底判了几年啊？”这些传闻跟上面讲的“娱记”视角不同，一些娱记是惟恐天下不乱，这些朋友是担心天下大乱，然而消息同样都不准确。其实很多娱记也是有社会良心和正义感的，只是不知道如何看待和处理信息来源而已。我这次出差，遇到一位年轻的都市报记者，很喜欢读我的文章，但他直言不讳地批评我为什么开办“天价写作班”，为什么不面向打工子弟。我首先感谢他率直的批评，但是问他，你采访过谁？是学生还是老师？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你怎么激动之下就给忘记啦？去北京不方便，那也起码动脑子想一想，那些人会做那样的事情吗？那些不负责任的新闻，你一看标题，就应该明白，主语、定语都是可疑的。任何讲座都不能短时间提高写作能力，此事倒是暴露出了我们的许多年轻的记者，无论写作能力、采访能力、特别是对事物的判断能力，都有待深深自省啊。人家主办者辛辛苦苦办个好事，本来就够操心烦恼的，那些老师不过是挂个名去讲讲课，助人为乐而已，更应该帮忙的本来是媒体。可是你们为什么看任何事情都要怀着阴暗的心理，非要把王菲的女儿说成兔唇而后快呢？
中国的大报相对来说，还是真实可信负责任的，缺点在于不够及时，语言不够活泼。中国的小报的优点是灵活迅捷，但往往不可信，幸好他们勇于犯错误也勇于纠正错误。所以我们要大报小报结合来看，正面反面结合来听，才能像阿庆嫂说的：“这茶吃到这会儿，刚吃出点味儿来。”
说到这次去西安，心情是很愉快的。首要的原因还是俺那个庸俗的心理——吃了几顿陕西风味。我除了第一故乡哈尔滨和第二故乡北京以外，去的最多的城市就是十三朝古都西安了，已经去过十次以上，东线、西线、北线的景点都多次游览过，兵马俑的万人坑和杨玉环洗澡的一人坑都看过四五回了。陕西有历史、有文化、有美食、有美人，有土有洋、有庄有谐，有贾平凹，还有贾三包子。贾平凹去年写的《秦腔》送了我一本，我高度评价，但是没写书评——既然没空表扬，也就不鸡蛋里挑骨头非把人往阴暗里挤兑。今年去西安，在饭馆里看见老贾又胡乱题了些个字，这次没有反感，而是想，西安真好啊，北京作家就不敢这么乱写。要是王蒙写个“大妈家常菜”，王朔写个“吃你没商量”，刘心武写个“秦可卿小炒肉”，那媒体还不把他们拍成煎饼？而西北人民很像东北人民，多是与人为善，表面粗豪内里温情的。那天上午几位西安的媒体朋友陪我去见某大书店的领导，出租司机半路停车，到路边去买东西，我们想他是去买烟吧，司机幽默地说：“我不是去买刀。”车子开到了地方，我们下了车，司机忽然说：“钱不用给了。”接着这个小伙子也下车，跑到车尾，脱下白色背心，铺在后盖上说：“孔老师，你一上车我就认出你了。给我签个名吧，这是我刚才买的笔。”我们都很感动，我像阿Q画圆似的抖抖地签了名。大街上一个光膀子的小伙子跟几个大汉在写字，场面很传奇，一些路人围拢过来，我们就赶紧散了。
怀着跟这件事有关的心情，我在做电视节目时，真诚地用陕西话吹捧陕西观众说：“陕西人民就是有文化，一开口就是秦砖汉瓦，随便拉一个到北京去，不是副教授，就是评论家！”胡说胡说，偏差偏差，天下写字人，本来是一家，美人画成张飞，张飞改成福娃，最后涂个黑扇面，皆大欢喜笑哈哈——断肠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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