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大班”（taipan）这个词的来源，还得要从上个世纪初上海的十里洋场说起。英文中原无这样一个词，正如英文中原无coolie（苦力）这个词一样。它们都是早期来上海的西方人根据中文发音创造的新词。可以说是专有名词，也可以说是术语，研究殖民文化的术语。我想如果放到今天的文化语境，大班是否会被译作”买办”或是“外资主管”，苦力会否被译作“劳工”或“搬运工”呢？似乎不管怎么译，都不如“大班”和“苦力”这样，体现出这些音译新词中透露出来的时代气息和文化背景。当外资主管被译作“大班”，我们便看到了对这种出现在二十世纪初上海新人物的两个认识角度：中国人的角度和西方人的角度。色彩是中性的。夹杂着惊异和鄙薄的陌生感；也夹杂着得意与自嘲的傲然感，前者是中国的，后者是西方的。不过，无论中国人和西方人说到”大班”这个词时各自有何言外之意，有一层意义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大班即是身在中国的、成功的西方商人。他们包括洋行董事、高级职员、股票经纪、当然更少不了工厂老板、银行总裁等等。 哈恩姐妹的朋友弗雷兹夫人便是这样一位大班太太。这位夫人在芝加哥时是她们二姐罗丝的朋友，一位失意的离婚女子，她来上海嫁了位有钱的股票经纪切斯特·弗雷兹。公关活动能力惊人的她，不久就成了上海大班太太们的首脑人物。 “大多来此地的美国访客都手持一封给弗雷兹夫人的介绍信” ，因为她是上海外国人社交界的中心人物。在《太阳的脚步》中，她的名字化成了玛西娅。艾米丽这样描写她的出场： 玛西娅身着一套晚装，闪闪发光的裙裾拖在脏兮兮的地板上。在派对里，她的微笑随着她茶杯上的热气洋溢始终。玛西娅很得意她能聚集这么多中国名流，把他们向哈恩姐妹展示。她也为自己能与这么多本地名流自如交往而得意。“我来此地之前，”她喜滋滋地说，“没人试图与中国人社交。这些头脑简单、自鸣得意、傲慢自大的外国人想要装得好像还呆在他们英格兰或法兰西老家似的。而那些亲切可爱的中国人也照样旁若无人地过他们自己的日子，如此优雅，如此安逸……你会发现他们才是真正会生活的人。” 弗雷兹夫人有钱，也有艺术情趣，放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她这种人物就是一位文艺沙龙女主人。而事实上，弗雷兹夫人也把上海当成了十八世纪的巴黎，把自己当作文艺沙龙女主人，她每星期天晚上都开派对、搞舞会，“那是上海惟一能将西方人和中国人融为一场的派对。”弗雷兹夫人甚至还发起搞了一个艺术组织，名叫国际艺术剧院。政府将之简称为IAT。这位精力旺盛的大班太太不遗余力，吁请城中名媛贵妇赞助她的剧院。所以，当艾米丽初到上海，作客她家时，就发现： 玛西娅在家里无时无处都在打电话，我一辈子没见过那么长的电话分机拉线。她为这个俱乐部慷慨解囊，殚精竭力，所耗费的体力财力，都够组织和指挥一场小型战役了。由于俱乐部理事会大多由美国人组成，美国女人对这个俱乐部比她们的欧洲姐妹更为踊跃。不过，她也获得了许多中国时髦女子的支持，参加俱乐部的还有法国女人、荷兰女人和俄罗斯女人。IAT组识音乐会、讲座和讨论会，还安排演出。她的音乐会是如此的成功，连俄国人和德国人都一起来参加。而辩论会的讲题则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包括像《中国的生育控制》这样的讲题（三名天主教神父担任嘉宾。效果轰动）。演出的效果也棒极了，特别是那场由全中国班演出的《太太珍泉》（lady Precious Stream） 哈恩姐妹到达当天出席的派对，便是弗雷兹夫人著名的周末派对之一。它是中式晚餐会，大家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吃中餐，当晚出席者还有“一位法国伯爵和他的意大利妻子，一位入了法国藉的波兰人，一位中国海关官员。”饭桌上，大家知道哈恩姐妹刚从美国来，便向她们打听美国的新闻，他们的另一谈资是中日纷争。 三十年年后，艾米丽这样描述这次聚餐： 我对主人的举止有点恼怒，她那样隆重其事地安排，在我看来实在小题大作得可笑，怎么！我暗自嘀咕，我们又不搞什么庆典，不就是吃一顿饭吗？女主人跟那位老板，一本正经地就菜单而作着冗长而令人不耐（对我来说）的讨论。我越来越烦，越来越饿。真不明白这些人对一顿饭怎么会有这么多话可说。好半天之后，菜单终于下达。我的恼怒又继续了好一会，第一盘菜才终于来了。是一道肉片青菜汤。我试了一口，好吃极了。我惊异地等着其他人发出赞词，但没人这么做。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次周末派对上，她们被介绍给爱里斯·维克多·沙逊爵士。此人是当时上海最有势力的大班，也是当时最富有的英国人之一。 “他是很特别的一位商人，又爽快又风趣。”半个多世纪后，艾米丽对她的传记作者肯恩这样谈到他。维克多爵士出身于巴格达的一个犹太英国人家庭。他很有女人缘。这也许是因为他极富活力，兴趣广泛。他是个游泳好手，网球和高尔夫球也打得很好，此外，他还喜欢跳舞、看戏和赌马。不过，他最大的爱好还是摄影。尤爱人像摄影。三十年代上海社交界许多最美丽的中国女人都曾充当他的模特儿，在他的影集里留下裸照。人们都说他是个”猎艳高手”。事实上，尽管他地位显赫，名声却不佳。围着他转的人尽管众多，但似乎各有所图。“有些人觊觎他的钱财，有些人倚仗他的势力，” 不利他的传闻很多，其中之一是：1931年他将他的生意从孟买转到上海，是为了逃英国政府的税。有的人憎厌他则只因他是犹太人，而且爱跟中国人交往。1937年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艾米丽写了这样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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