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两个世界的碰撞
外夷入见，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
——乾隆朝《上谕档》
待附庸国之礼，与待独立国之礼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死也不奉敕。
——乔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历史很是久长，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曾经远抵罗马帝国；盛唐时期，丝绸之路更是空前繁荣，大唐帝国还专门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公元十三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远游中国，甚至曾经留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身边供职；随后，不断有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来到北京，以其学识和为人深得朝廷赏识，被尊为“西儒”，利玛窦在中国居留了二十一年，最后客死北京，葬在阜城门，是第一个被恩准葬在中国国都的外国人；此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西方国家早期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是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利玛窦的《中国布道记》。十四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极言中国之富庶，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中国布道记》是利玛窦的意大利文日记，由法国耶酥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整理出版于一六一五年。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利玛窦的日记则带有纪实性质，大致是可信的。利玛窦在《中国布道记》里写道：“北京十分富饶，大部分物品是从外面运来的，但尽管富饶，除不需节约的富人，生活还是很艰难的。”金尼阁在《致读者》序中评价说：“迄今写中国的作者有两类，一类多凭想象虚构，一类多凭耳闻，不假思索予以发表。”
可以肯定的是，一直到明代后期，中国上下对西方世界、甚至欧洲的地理位置还一无所知，直到利玛窦向明万历皇帝贡献了一副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中国人才知道地球是圆的，才知道万里之外还有一个欧罗巴洲。清朝康熙皇帝对此说是赞同的，他曾经评论道：“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北极之高度所以万变而不得其著落。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遗憾的是，康熙之后，随着中西关系的变化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近代世界观的萌芽也随之被扼杀，甚至出现了倒退。乾隆朝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这样评价西洋的地理学说：“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妄。”嘉庆朝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仍然坚持“天圆地方”的说法：“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并且坚持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实这个时候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已经远远处在了落后的位置，只是中国的统治者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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