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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我是农民 》
棣花·社员(4)
贾平凹 Gu Pingao
收麦天里，农家说龙口夺食，那是能把人肠子头挣出来的日子，没黑没明地干活儿，稍一立在那儿就打盹。我常是在大片的麦田割麦时，一人一溜往前割。你不能拉下，你脑子麻木，身子僵硬，你只是机械挥镰、拢麦，一步一步往前走；你要想解脱，你就用镰往手背上砍。那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砍伤了手，我倒在麦捆上，血从手上往下流，我却趴在那瞌睡了。邻村有人就是倒在麦田里瞌睡，大张着口，蛇从口里钻进去而死的。我瞌睡在那里，队长让我回家去歇歇，回来我头疼的毛病就犯了。我那时经常害病，不是肚子疼就是头疼，太
阳穴处老留着拔过火罐的红痕，额头上也常被针挑破做放血疗法。在家睡过一天，我给队长说头还疼，出不了工，实际上我却打我的小算盘，躲避着村人，和弟弟去邻村的地里拾麦。拾麦就是在收割后的地里捡拾遗落的麦穗，或者用小笤帚连土带沙扫地头上的麦粒。当然，拾麦人一半是拾一半是偷。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手那么一捋，极快地捋过一把麦粒。我的怀里揣着一把剪刀，能潜入地中“嚓嚓嚓”地剪麦穗。少不了被看守人发现，那就得扔掉篓子兔子一般地逃跑。那一年我丢失过两个篓子，跌伤过膝盖，但我和弟弟一共拾到30斤麦子，这些麦子单独磨成面后，母亲给我们烙过一张很大的饼。那时，农民，几乎没有不偷盗的。就在这个夏天，本家族出了五服的六婶娘是个小脚，扎着裤腿，穿那么一双粽子般大的鞋，她看见别人播麦时故意让麦粒溜进鞋壳，然后走回家把麦粒倒出，她鞋里装不下多少麦粒，就将麦粒塞进裤子里，结果塞得过多，裤管下坠得厉害而被发现了。六婶娘脸皮薄，回家后羞愧得喝了老鼠药。但老鼠药过时了，她没有死去，只昏昏沉沉睡了一天。村里人知道了倒同情她，去对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们都是没抓住的贼，你是被抓住的好人，当农民哪能不厚脸皮？！”迷糊叔的家在村口，出门几十米就是麦田，他半夜起来小便，忽然觉得手痒痒的，便去麦田里把白天割倒的麦子抱了那么一大捆。天亮了，李过秤发现麦田麦堆有了异样——他是负责分粮分菜分柴火过秤的，我们就叫他“李过秤”——他告诉了队长，队长就顺着一路遗落的麦穗寻找，寻找到了迷糊叔家。迷糊叔面不改色心不跳，指着日头起咒，但麦子却从他家楼顶上的一副空棺材里搜了出来。迷糊叔把一捆麦子又抱回麦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说：“是我拿的？我害了夜游症了，生产队的麦子我怎么就拿回来啦？！”
妇女队长是不会生育的，她风风火火，敢说敢为，得罪过一些妇女，背地里都骂她是“绝死鬼”。她也有心让自己生出孩子来，想尽了一切法儿，终未成功。乡里的风俗，新婚的夫妇在八月中秋的夜里，家人偷偷地在其被窝里塞一个南瓜或包谷茄子，来年就可抱上娃娃。忽一日，是中秋节的前一天，那个窝嘴的说话一声高一声低的前院婆婆对安民说：“你们怎么不给六婶的炕上塞些东西呢？真让她当‘绝死鬼’吗？”安民将这事告诉了我们七八个同伙，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好像六婶生育不生育与我们有极大的关系。于是，晚上吃过家里烙的垫有核桃仁的饼，就云集于村头，决定去偷生产队的南瓜、包谷棒子、茄子给六婶塞炕了。如果是给自己偷着吃，我们做贼心虚；这回是为了六婶生育，我们胆大妄为，竟各人怀抱了摘来的南瓜、包谷棒子、茄子、萝卜、莲花白还有葫芦去了她家，在那土炕上堆了一大堆。这件事第二天村人就知道了，开始议论这是一场阴谋，是窝嘴婆婆和妇女队长合谋要侵占生产队的财物；并且说头天晚上我们离开后，有人看见窝嘴婆婆从妇女队长家抱走了两个南瓜。于是，我好懊丧，想那些东西他们足足能吃几天的。后来，妇女队长什么也没有生出来，她家的檐笸上倒晒出了那么多的南瓜子。
秋后收获了红薯，牛头岭就空闲了，我们就开始整天地去捞红薯。捞红薯是在收获过的地里，用锄头挖寻着遗散的红薯，我是捞得最多的人。一般的经验，站在一处地方，齐齐地挖寻过去会捞到红薯的，但我嫌那样费劲，拿着锄头满地跑，这儿挖一下，那儿挖一下。出奇的是，凡是我挖过的地方，没有不捞得着的。同伙们都眼红，问我怎么知道哪儿有红薯，我说不上来，嘴上却得意：我眼睛能透过地看的！前些年里我回了一趟故乡，和我当年的同伙们喝酒，大家还说起我捞红薯的本领，啧啧不已。他们仅知道我捞红薯，但谁也不知道在那些日子里，每晚上我和弟弟出去偷生产队的红薯蔓。真是贼不打3年后自招，我告诉他们在偷红薯蔓时是在半夜，在门卷窝里灌了水，开门就不响，然后月色苍茫中潜入生产队的红薯地里，用镰刀去砍红薯蔓根儿，一口气砍那么几行，极快地装在背篓里幽灵一般地进村进院。那阵儿心里怦怦地跳着，自己在前边小跑，老觉得身后有人也小跑着撵来，回头看看，却并无人，就疑心有鬼。有一次背篓突然被拉住了，怎么也迈不开步，咔嚓扯了裤管，回来身子像筛了糠一样地抖。母亲是知道我们的行为的，她没有反对，只是担心我撞见了鬼。乡下的鬼很多，据窝嘴婆婆讲，她夜里路过牛头岭下，听见坟上两个人在吵嘴，一听声就是雷老汉和贾家的七爷。雷老汉和七爷都是死了的人，坟埋得很近，他们的鬼魂吵没吵架我是不知道的，但他们生前为了砍河堤上一棵树而打闹过一场，是一对仇人。所以，母亲为我叫了“魂”，但第二天，我去那地畔查看，原来地畔上有一个小树桩，树桩上还挂着我裤子上的一块布。我这么说着，我的同伙都笑起来，说他们都有过晚上去偷红薯蔓喂猪的经历，甚至到包谷地里偷摘套种的黄豆叶，有时连黄豆杆子一起拔回来，就剁着豆叶和还未饱满的豆荚一块喂猪。大家说着往昔的偷窃行径，是那样地轻松和快活，也令我平衡了长久以来每想起就觉得自己丑恶的心理。说实话，毛主席那时实行公社化，他的用意或许要让农民过富裕日子，最后达到共产主义，但农民是并不爱公社的。记得我小时候吃食堂，家家不准存私粮，不准有锅。我们家人口多，正愁得没吃没烧，当然是欢呼雀跃。但离我家不远的二姨家却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她家殷实，她就把所有的粮食磨了面，突击着变法儿吃，吃不完，烙了饼晚上送到我家，最后吃干吃净了入公共食堂。食堂先是吃得特别好，后来什么都没有了就喝能照见人影的稀包谷糁汤，喝得肚皮发亮，喝得出了人命，食堂制也就垮台了。公社化是集体劳动，人人都在偷懒，都在磨洋工，都在混工分，集体的利益犹如一头牛，每个农户手里都拿着小刀和小炒勺，一点一点割着牛肉去炒。一年四季，生产队的农活总是干不完的，庄稼却长得黄瘦稀薄。我们给牛割草，并不是想着牛爱吃什么，而是想方设法要增加草的分量，就拔而不割，拔出的草连根带泥，又常常故意浸水。各家尿窖中的粪水是定期收缴泼往生产队地里的，一担粪水8分钱，轮到收谁家的粪水了，头一夜这户人家必是往尿窖里灌水，把草木灰倒进去搅成黑色。特定的体制使人的私欲未能扼制反倒极度膨胀，大家都在哄着，大家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说破。“人民公社万岁”的标语写得满村的墙上都是，农民却认作那是在墙上写字哩，写的内容从来不在心上引起感觉，犹如小孩子看见人民币也只认做是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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