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的周邦彦比生前更为尴尬。生前的他无非是飘零不偶，被人遗忘在世间的角落而已；而死后的他却是上天入地，几无安宁之时。褒之者认为他是词坛巨擘，古往今来的集大成者，宋词七大家中的第一位，如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词至美成（周邦彦），乃有大宗，前收苏（东坡）、秦（观）之终，后开姜（夔）、史（达祖）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陈匪石《宋词举》也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国学大师王国维说他是“词中老杜（杜甫）”。
但宋末以来，对周邦彦的指责也十分尖刻。词评家张炎说周邦彦为情所役使，失去雅正的审美理想，其词品位不高，是社会道德风气浇薄的表现。清人刘熙载干脆说“美成（周邦彦）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情感芜杂低劣。还是那个国学大师王国维，又进一步延伸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欧阳修)、少游(秦观)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他认为欧阳修、秦观等人虽然也写艳词，天生媚骨，但本身气质高雅，不失高华之气，还是淑女；而周邦彦格调低俗，涂脂抹粉，卖弄风情，犹如娼妓。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最权威的文学史说，艳情与羁愁几乎占了周邦彦的《清真词》的全部内容，包括那些咏物或咏节令的词在内。这些作品既流露了他自己的生活情趣，也迎合那个腐朽王朝里纵情声色的士大夫们的胃口。由于内容的单薄与无聊，周邦彦就只能在艺术技巧上争胜。也就是说，周邦彦的艺术技巧虽然是超一流的，但内容很无聊，所以不值得去关注，也不能去关注，否则也就会陷入低级趣味之中了。这使我们这些普通读者非常熟悉张孝祥、张元干之类的大名，也对这样一个大人物相当陌生。
1. 旖旎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人。嘉祐三年，出生于一个诗礼簪缨之家。据说少年时期的他颇为聪明勤奋，《宋史·文苑传》说他“博涉百家之书”，所以很快成长为才富学赡的青年士子。而《杭州府志》则介绍说，年轻的周邦彦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他的博学，而是艺术方面的才华。他喜爱书法，真书、行书都很精通，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更让人瞠目的是周邦彦对音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他妙解音律，善自度曲，是北宋文人中继柳永之后最杰出的音乐家。
也许是文人的天性，早年的周邦彦生活较为放纵，几部有关宋代的史书对的记载都很简略，却一直认为他“性落魄不羁”，“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所推重”，足见他在家乡的处境很不好。不过周邦彦不甘寂寞，他在努力寻求脱颖而出的机会。宋神宗元丰二年，朝廷扩充太学，二十四岁的周邦彦通过考试被录取了。于是他欣然辞家远行，开始了游学和仕宦的新生活。四十多年后，他曾经写过一首《西平乐》，在序言中，他伤感地说：“元丰初，予以布衣西上，过天长道中。后四十馀年，辛丑正月，避贼复游故地。感叹岁月，偶成此词。”
稚柳苏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觉春赊。驼褐寒侵，正怜初日，轻阴抵死须遮。叹事逐孤鸿尽去，身与塘蒲共晚，争知向此，征途迢递，伫立尘沙。追念朱颜翠发，曾到处、故地使人嗟。 道连三楚，天低四野，乔木依前，临路欹斜。重慕想、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左右琴书自乐，松菊相依，何况风流鬓未华。多谢故人，亲驰郑驿，时倒融尊，劝此淹留，共过芳时，翻令倦客思家。
词前小序说词写于“辛丑正月”，辛丑年，当是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避贼”的“贼”，则指方腊。这时周邦彦已经快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了。他伫立在平坦的沙岸，眺望初春的景色，柳芽儿方冒出来，正披着一层轻柔的绿纱，那老枝上残留着雪袭霜欺的痕迹。初升的太阳把阳光释放出来，驱走了稍许寒意。秋去春来，自己转眼也与塘中的蒲苇一齐衰老枯黄。当初来到这里，自己正朱颜乌发，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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