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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四捲·第七章 延安整風
劉鳳舞 Liu Fengwu
日偽對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拍手稱快。汪精衛在南京開了慶祝大會，他說：“蔣介石盲目抗戰數年，衹做了皖南事變一件大好事！”偽國民政府宣傳部發表談話說：“救國必須和平，和平必須反共”，並呼籲重慶方面“明智之士”能同汪偽“同立於統一領導、統一國策之下，共同奮鬥，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實現”。可見，皖南事變是日、偽、蔣勾結，共同反共的鐵證。
蘇聯政府對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十分不滿。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對國民黨駐蘇大使邵力子說：“蘇聯人决不做可使敵人快心的事。請問大使閣下，日本人對此高興否？請轉告貴國政府勿做敵人快心之事。”崔可夫在重慶嚮何應欽、白崇禧提出質問：“是否在和新四軍的衝突中使用了蘇聯提供的武器？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殺自己的士兵和軍官呢？”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對蔣介石說：“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着滅亡。”
美國總統特使居裏在重慶對蔣介石說：“美國在國共糾紛未獲解决前，無法大量援助中國，中美之經濟財政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英國發表評論說：“解散皖南新四軍事件，衹有日本最為興奮。”
局勢發展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之外。蔣介石在國內外一片責難聲中和英、美、3國政府的外交壓力下，突然發現，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異常孤立和被動的境地。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重建新四軍，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委，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新四軍軍部即在蘇北????城成立。全軍7個師1個獨立旅，9萬餘人。第一師由蘇北指揮部所屬部隊編成，師長粟裕，政委劉炎；第二師師長張雲逸兼，政委鄭位三，副師長羅炳輝；第三師由八路軍第五縱隊編成，師長兼政委黃剋誠；第四師由八路軍第四縱隊編成，師長兼政委彭雪楓；第五師由豫鄂挺進縱隊編成，師長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師由江南指揮部所屬部隊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編成，師長兼政委譚震林；第七師由無為遊擊縱隊、第三支隊挺進團、皖南突圍部隊編成，師長張鼎丞、政委曾希聖；獨立旅旅長梁興初，政委羅華生。
同時，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談話，提出關於解决時局的12條辦法：
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並宣佈自己是完全錯了。
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3人。
第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當新四軍軍長。
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
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
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
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綫。
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
第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
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毛澤東又說：“如能實行以上12條，則事態自然平復，我們共産黨和全國人民，必不過為己甚。否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反動派必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我們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須他們也珍重合作。老實說，我說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我們讓步的階段已完結了。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為前途着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這是他們自己性命交關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後的忠告。如若他們怙惡不悛，繼續胡闹，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拋到茅厠裏去，那就悔之無及了。”
蔣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保證說：“以後亦絶無剿共的軍事。”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破産。
中共中央對皖南事變作了檢查總結，作出《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决定》，指出：
三年以來，項英、袁國平對於中央的指示，一貫地陽奉陰違，一切遷就國民黨，反對嚮北發展與嚮敵後發展，反對擴大新四軍。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其自己的機會主義路綫。……此次皖南部隊北移，本可避免損失，乃項、袁先則猶豫動搖，繼而自尋絶路，投入蔣介石反共軍之包圍羅網，……由於項、袁領導錯誤，事先既少精神上之準備，臨時復無機動作戰之指揮與决心，遂至陷於失敗，此次失敗，乃項、袁一貫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非尋常偶然的戰鬥失敗可比。
皖南事變不能不使毛澤東深思，實踐證明，革命力量的發展，與客觀條件有關，但主要取决於正確路綫，取决於正確路綫的貫徹執行，黨內存在的“左”右傾錯誤，影響了革命的發展。項英、袁國平領導的新四軍，部隊力量的發展比八路軍慢得多，八路軍發展了5倍，新四軍纔發展1倍，項英不聽從中央指示，最後在皖南事變中，投入蔣介石的羅網。在黨內，王明的機會主義錯誤還沒有徹底清除，共産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錯誤指揮，通過王明等人還在起作用。王明在1940年3月公然再版了他在1930年11月寫的《兩條路綫》（再版時改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剋而鬥爭》）的小册子，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還在毒害一些人。抗戰以來，黨吸收了70萬新黨員，他們大部分出身於農民和小資産階級，雖然有革命熱情和願意接受教育的願望，但其中不少人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非無産階級思想帶到黨內，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這常常成為不正之風滋長和蔓延的條件。為瞭解决這方面的問題，毛澤東考慮有必要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演講，為整風運動作了思想動員和理論準備。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黨的歷史，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問題。
毛澤東在9月10日的發言中，詳細分析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及其根源，指出，過去黨內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綫和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這些主觀主義者自稱為“國際路綫”，穿上馬剋思主義的外衣，是假馬剋思主義。
會議確認在土地革命後期，王明、博古等人領導黨的中央所犯的“左”傾錯誤是“路綫錯誤”，一些受王明影響而犯過錯誤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評，但王明卻千方百計地推卸責任，拒不承認錯誤。
毛澤東4次找王明談話，任弼時、王稼祥參加了前兩次談話，陳雲和康生參加了後兩次談話。他們同毛澤東一起對王明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並希望王明檢查和改正自己的錯誤。
毛澤東在同王明談話中，批評了王明以下幾個問題上的錯誤：
（1）在形勢估計問題上表現盲目樂觀。
（2）在國共關係問題上，忽視在統一戰綫下的獨立性與鬥爭性。
（3）在軍事策略問題上，王明助長了反對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方針。
（4）在組織問題上，王明在擔任中共長江局書記時，常用個人名義打帶有指示性通電給中央與前總，擅自用中央名義發表許多文件。
王明沒有接受毛澤東對他的批評。他解釋說，他的路綫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王明在10月12日突然宣佈有病，從此便長期不參加中央會議和整風運動。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王明有以下路綫錯誤：
（1）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從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開始了，從“九一八”以後則發展為路綫錯誤。
（2）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的組成，王明負有重要責任。
（3）王明到蘇聯後，雖然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上和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有不同看法，但在形勢的分析和政治路綫上是完全同意的，並且一直給予了很大的支持。
（4）抗日戰爭期間，王明在負責中共長江局工作期間，在組織上鬧獨立性的錯誤。
中共中央成立了高級學習組，主要任務是研究馬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以剋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錯誤思想。
全黨整風從1942年初開始。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了題為《整頓黨的作風》的講演，嚮全黨發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的號召。
2月8日，毛澤東又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的演說。爾後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學習委員會”作為整風運動的領導機關。
整風運動共分發動、學風學習、黨風學習、文風學習，總結黨的歷史經驗5個階段，歷時3年多，至1945年夏纔結束。毛澤東提出，整風運動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個方針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有根本的區別。毛澤東是用解决黨內矛盾的方法，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和弄清思想路綫是非的方法，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達到團结同志的目的。“左”傾機會主義是用解决敵我矛盾的方法，對待黨內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那是宗派主義的表現。
1942年5月，毛澤東又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革命文藝的根本方向，革命文藝的創作理論和文藝批評的標準，對文藝界進行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整頓。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着重檢討了陝甘寧邊區黨的歷史，批評了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下陝北黨內一些同志所犯的錯誤，特別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對鬧獨立性和官僚主義等傾嚮，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了黨的領導，對邊區政府工作、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進行了討論。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演說，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方針，號召開展全邊的軍民大生産運動，把大生産運動當作鞏固根據地的重要措施。毛澤東要求黨政工作人員在財政問題上，應以90％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産，然後以10％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稅收。他說凡是不註重研究生産，不用主要精力幫助農民解决“救民私糧”，衹顧嚮農民要“救國公糧”的，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就不是好領導者。凡是不註意生産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
當時，日偽軍對根據地的“掃蕩”、國民黨對根據地的封鎖，再加上連續遭到水、旱、蟲等自然災害，根據地幾乎到了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紙、沒有菜，戰士無鞋襪，工作人員鼕天無被蓋的境地，人民群衆的生活很貧苦。
1942年8月的一天，陝甘寧邊區政府小禮堂召開由各縣縣長參加的徵糧會議，天下着大雨，突然一聲巨雷，把禮堂的一根木柱子劈斷，有一位縣長當場被雷電觸死。這件事很快傳出去了，有個別群衆說：“為什麽雷沒有劈毛主席？”
話傳到毛澤東的耳裏，毛澤東沒有追問是誰說的，更不準別人去抓什麽“反革命”，而衹是嚮幹部瞭解說這話的原因。通過瞭解纔知道，政府下達的徵糧任務太重，群衆有意見，便藉“雷劈”發泄不滿情緒。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指示有關部門將徵收20萬擔公糧的任務，減至16萬擔。毛澤東這樣處理和解决問題，使黨群關係更加親近了，毛澤東在群衆中的威信更高了。
毛澤東發動部隊，機關、學校開荒種地。他召集延安的各單位負責人開會，非常簡單明確地說：“國民黨不發軍餉了，我們怎麽辦？等着餓死嗎？我想大傢都不會同意的。解散回傢嗎？我想大傢也不會同意。那麽怎麽辦呢？衹有大傢動手，開荒種地，解决睏難。”
衆人贊同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當場表示，他自己也參加開荒種地。多數人認為，毛澤東的工作太忙，不必參加開荒。有人提出為毛澤東代耕，毛澤東說：
“我一定參加開荒。地點就選在我門口。衹開一畝地，不多也不少。我還能自己動手，堅决不要人代耕。”
毛澤東果然在自己門前選了一塊空地。他白天工作一會，去那裏勞動一會，夜間還要通宵工作，沒過多久，他根據少年在傢種田的經驗，認為差不多了，讓人認真丈量，果是一畝多地。他在那裏種了蔬菜和莊稼，長得很好。
中央其他領導人都親自參加大生産運動。王震率領八路軍359旅，開赴荊棘叢生、野狼成群的南泥灣，開荒26萬畝，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平川稻穀香，遍地是牛羊的“陝北江南”。全旅的經濟、物資不僅能全部自給，而且達到了“耕一餘一”，嚮政府交了1萬石公糧。
在大生産運動中農民積極參加“變工隊”、“紮工隊”，提高了勞動生産率。到1942年底，全邊區共開荒180萬畝，增産細糧47萬石。學校、機關、部隊做到糧食、經費自給或半自給。與此同時，邊區的工業、手工業也有了很大發展。全邊區有62個公營工廠，職工近4000人，年産土布10萬匹，這些工廠不僅能煉油、煉鐵，而且能修理機械、製造軍火。全邊區的公糧任務，由1942年的16萬擔，到1945年減至12萬擔。群衆增加了生産，又減輕了負擔，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毛澤東總結了大生産運動的經驗，題了八個大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1943年3月16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决定》。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3人組成，毛澤東任中央書記處主席。主席有最後决定之權。中央成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王稼祥任副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任命毛澤東為中央黨校校長，彭真為副校長，任命劉少奇為中央研究局局長，楊尚昆為副局長。
毛澤東身居顯位，能夠保持着謙虛謹慎的作風。他說：“群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嚮下的决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共産黨員要傾聽人民群衆的意見，要聯繫人民群衆，而不要脫離人民群衆，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决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
王明曾在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開學典禮作《學習毛澤東》的演講，說：“青年幹部學校既然以毛澤東同志的光輝名字來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實，就是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生平事業和理論。”“毛澤東同志則如鶴立雞群一樣英勇堅决地繼續革命工作。”王明又說，要從5個方面學習毛澤東，即學習毛澤東始終一貫忠於革命的精神，勤於學習的精神，勇於創造的精神，長於工作的精神，善於團结的精神，王明把他的《學習毛澤東》的講演稿拿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說：
“我的理論一點也不好，不要發表。”
毛澤東在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何凱豐的信中說：“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衹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作體係去鼓吹，因為我的體係還沒有成熟。”
毛澤東在寫給延安大學校長、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的信中說：“把我那篇講話配在馬、恩、列、斯……之林，覺得不稱，我的話是不能這樣配的。”
1943年4月，中共中央開始普遍的審查幹部。在審查幹部運動中曾一度出現了偏差，對敵情作了過分的估計。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長、情報部長康生，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搶救失足者》報告，搞起“逼、供、信”的過火鬥爭，在10多天內便弄出大批冤假錯案來，還在報紙上公佈了一個所謂的大特務案，案件中的“主犯”已判死刑，即將槍斃。
毛澤東很快發現了錯誤，即批評道：“簡直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特務如麻，鬧得人人自危。我們黨的歷史上，在王明、張國燾錯誤路綫下，搞審幹肅反，傷害了很多好同志。特別是隨便殺人，殺戒一開就難以收住，錯殺了很多好同志，有血的教訓。衹要有人在，錯了好糾正；人殺了，頭是不能再長出來的，真正的特務也一個不殺。”
延安行政學院被審查的人很多，他們不服，說道：“毛主席、周副主席知道了，一定會給我們平反。”不少人寫信給毛澤東申訴，說他們不是特務，不是國民黨，不是三青團，但挨了整，被戴上特務、國民黨、三青團的帽子，要求黨給他們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毛澤東看了申訴信，親自到行政學院，在教職員工和學員大會上講話，說：“在審幹中傷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這像洗澡，為了消毒，在水裏放些灰錳氧，但放多了燒壞了皮膚，這很快會好的。有些好同志被錯戴了帽子，我們黨是實事求是的，帽子戴錯了就要把它摘下來，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就叫做實事求是。”
毛澤東提出，審幹運動必須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反對逼供信，重證據，不重口供的原則，中共中央又發出一係列甄別平反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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