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何"运用之妙"都得有运用的自由。宋承唐末五代之乱，最怕"骄兵悍将"，临阵才 授"锦囊妙计"，有"中御之患"。这是政治原因。
(二)兵家必知天地阴阳是个传统。古代军人要学式法，宋仁宗命杨惟德等撰"景ND344 三式"， "故当时壬遁之学最盛"，"自好奇家援以谈兵，遂有靖康时郭京之辈，以妖妄误国"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遁甲演义》提要)。这是属于迷信。
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个大问题。
军事上的教条主义还不仅仅是迷信兵书，知守法而不知用法，而是不懂"兵法"后面还有许 多支撑性的东西，以为用兵如博弈，纯属智力游戏。例如赵括之误就是如此。
观上所述二苏的《孙子》评论，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倾向，就是他们都认为"用兵"的关键 全在"治兵"，这种本事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苏洵说，治兵如御仆妾，贱丈夫亦能为，不 必有人教之。苏轼说，"挥舟于河，舟之逆顺，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这与其说是他 们比武人更重实践而轻书本，倒不如说是他们视政治的问题比单纯的军事问题更重要。如 苏轼说"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还有他盛赞的《何博士备论》，都是着眼于此。
自古"治兵"与"用兵"的矛盾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战国末，荀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 之 前。临武君所贵是战国时髦的孙、吴之术，而苟卿所贵是年代较早的"桓、文节制"和"汤 、武仁义"，根据是《司马法》。荀卿法古，固然保守，但也不是没有实际的考虑。他认为 "治兵"比"用兵"更重要，不懂"节制"的"用兵"是失其本统，只能对付"小敌"，不 能对付 "大敌"；觉得"兵法"还不如军队素质、御兵之术和制度性的东西来得可靠。例如齐国兵 法 最精，但"齐之技击"不敌"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敌"秦之锐士"。晋、 秦得益于制度先进，故能后来居上。
古代名将长于兵法者有之，但更多是善于御兵。如李广之宽，程不识之严，皆其著名者。 而比御兵更重要的是御将，这个问题宋人最关心。本来以唐末、五代的背景考虑，宋代的" 内紧外松"也自有其合理性。可惜的是，它也正吃了"历史合理性"的亏。
中国古代兵法的要义是能"忍"能"狠"，这是一位大人物讲过的(见章士钊《柳文指要》 所述 其"友人"的心得)。"忍"起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装孙子，钻裤裆，包羞忍耻。"狠 "起 来，则杀他个片甲不留，斩草除根，无遗寿幼，把一肚子的"鸟气"全释放出来。这对了解 中国政治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很重要。
古代兵家讲"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 ，毛泽东也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都是出于这两个字。《左传》有 "退舍求平"，《三国》有英雄诈降，《水浒》也有好汉在板子底下招供，推其源，也还是 这两个字的活用。中国近代史上有个叶名琛，守广州不利，兵败被俘，客死他乡，时人讥 为"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此话是否冤枉，我不知道，但四个"不"字确是犯了兵家大忌 。劣势战争，要打打不过，要拼拼不起，要和、要降、要走又吃亏丢面子，没一样好受。可 这样的难题，你还不能不选择。项羽兵败，刎死乌江，后人题咏，杜牧说"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主张逃，这是兵法；而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则是 气节。道德和技术冲突，各有评价标准，无法说哪个对。讲气节，你可以说"战死事小，失 节事大"，可军事学上最忌讳的就是一味拼命和死要面子，特别是拿别人的命换自己的面 子。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