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幽王被杀是申侯与犬戎合谋之作，周平王是申侯的外甥，所以申侯实为外甥弑君夺位。许国与申国同姓，也参与立平王，也应是同谋。对申侯和周平王而言，犬戎是友非敌，平王东迁根本不是什么"避犬戎"，而是申侯、犬戎、周平王之间分脏的结果。所以说，如果一定要说等到王室为避犬戎而"被迫"迁都之时，也就意味着周天子及其所辖诸侯国开始分裂，不能共同抗击外敌侵略了。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的带兵护送下东迁洛邑（现在的洛阳）。稍后，携王在虢公的支持下也称王，形成对立分裂之势。
二，平王东迁并非不得己，我的估计，极有可能还有这几个诸侯国的要求。公元前771年说到底是一场内乱，战争随着幽王之死和犬戎的西归而告结束，虽然给首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与损失，但犬戎的目的并不是要灭你周国，而是为了掠财。再说毕竟那是王室经营了数百年之久的基地，比起雒邑那块新的处女地，谁更适合做都城，一眼便了。
三，平王东迁与当时的东迁潮有关。前面讲过，幽王继位之初，即发生了川竭山崩的天灾，在当时的天命观念下，这便是"天不吊周"。因而，包括周的贵族在内，人们想想方设法逃避这场大灾难。这个时候，以郑国的东迁最为典型。
本来，郑国是在现在的陕西华县一带，这里是属于周王畿之内。郑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桓王之弟，时任周司徒的郑桓公。这是一个深得民心的重臣，连他都因为"王室多故"，而心生逃避之念。
史载，他向太史伯阳父请教"其何所可以逃死"，伯阳父指点他设法逃往中原的济、洛、河、颖一带，这一带就是虢国和郐国辖地。于是郑桓公便听从伯阳父的指点，"乃东寄孥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国语·郑语》和《史记》都记载有这件事。不过，郑桓公的东迁逃命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郑国的百姓，因而，两年后，发生了犬戎之祸，郑桓公与幽王一同在骊山被犬戎所杀，而他国内的百姓却躲过了战乱。
郑国东迁后，在现在的河南新郑建都，当时的新郑可谓是一块新的土地，有待开发。《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大夫子产回忆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可见其开发之艰难。
除郑国以外，杨宽先生还通过对周原考古发现的窖藏特点的研究，指出，这些窖藏都是原先居住在周原的大小贵族为了临时避难而埋藏的。与郑桓公类似的是另一个周卿士皇父，这是一个为非作恶的大臣，他为了把搜括来的财贿保护好，也在中原地区建立新的城市，《诗经·十月之交》一诗就讽刺了他的做法。可见，在当时的情势下，周贵族的大量东迁，势必带动平民百姓的东迁，东迁成了当时的一个大趋势。
杨宽先生说得好，周贵族与平民的东迁，一方面加剧了周王室的崩溃，另一方面也催动了中原的开发。平王东迁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进行的。说到底，平王东迁还是申侯等贵族为了能够进一步控制天子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他们并没有去思考复国，更多的是想着自己的利益。平王东迁对诸如郑武公在内的几个热心诸侯无疑带来了不少好处。郑国早就迁到了中原，让天子随之东迁，有利于控制天子；秦穆公本就是幽王之世内乱的最大受益者，东迁后，王室丢下的土地，后来都成了秦国的属地，故穆公何乐不为？晋卫等国同样出于这种心态，而积极派兵保护。自王室东迁之后，即公元前770年至前707年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周王室就主要依靠晋、郑两国的支持和保护。《左传》所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其实质应该反过来说，是"王室是依"。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平王东迁之后，王室会衰落得那么快呢？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另一部分诸侯对幽王之死和平王的即位与东迁心有怀疑，甚至不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幽王罪不当死，平王继位不正，周平王的合法性甚至都受到诸侯的质疑。
自此以后，莫怪诸侯对王室不恭，实应是这场内乱所导致的恶果所致。《诗经》"王风"中有一首《扬之水》，写的就是被周平王派遣到申、甫、许等国驻守的周兵，不满与怨思："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甫、许）"，士兵们埋怨，为什么申、甫、许国的人不来和我们一起站岗放哨呢？名义上是防止楚国入侵周之门户，实际是替平王的母家当看门狗。
这就是东迁的内幕。东迁的最大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了周王室国力的进一步衰微，从此以后，王室再也无力西顾，以至于后来王室大臣出差来到周之故都，见到禾黍离离，不禁悲从中来，不可自禁。不仅王室从此一蹶不振，就连此后的周天子从此都要受制于人，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实际上沦落到还不如一个诸侯国君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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