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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 》 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大碰撞 》
第14节：经济学界集体失语(2)
马国川 Ma Guochuan
赵晓特意表示，他与郎没有任何个人过节。“我的好朋友易宪容是郎的好朋友，其《公司治理结构》一书由易译出，并首先送我。我对郎的研究能力很佩服，并欣赏其敢于揭露问题的勇气。但我个人秉持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原则，不会因郎的研究水平高而简单地对他的任何分析说‘是’与‘否’。除非我自信自己已经过独立思考……从学术自由严格的立场出发，他的同行亦有选择‘学术沉默’的自由。因此，郎甚至没有理由要求同行回应。”
赵晓在论坛里说，希望郎咸平的研究和讨论能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不要演变成“政治”问题、“划线”问题、“表态”问题。如果从学术问题变质为全民讨伐，那既是对郎学术研究的讽刺，也标志着中国人思维的再次退化。
他认为，郎咸平所提问题的本质，是提出了中国民营化过程中的“程序合理”问题。但需注意的是，这个“程序合理”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程序合理”大不相同，“事实上任何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承认，后者要复杂得多。”
不管怎么说，郎顾之争已经超脱个人之间恩怨的纠缠，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这正是郎咸平所希望的。
当赵晓在北京回应郎咸平的同时，上海的《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两位学者对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不同意见。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认为，郎咸平对国资、国企、国有股的一系列发问，都是经济学者们很关心的问题，但他指出，郎的做法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进入市场范畴，这是不严谨的，是对企业的一种不负责任。张军表示，郎做的是一种“案例分析”，是在有限的数据基础上作分析、推测，从而提出猜测和假说。“这种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深入企业内部去论证。”张军认为，郎咸平并未真正进入企业，因此，研究的结论不够成熟，还停留在猜测层面，不应该“急于求成”地公诸于众。同时，张军指出，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
另外一位学者是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名誉院长、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汪康懋。汪康懋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自费留美，他在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和英国STRATHCLYDE大学先后取得了金融管理学硕士和金融与会计学博士学位，并获高级财务会计师证书和中国法律文凭。汪是最早几个进入华尔街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之一。汪康懋作为中国旅美金融协会的创始人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初创时期的两届理事，他积极参与国内经济改革，并策划每年举行邀有国内改革决策者参加的研讨会，同国内改革决策者和学者交流。汪康懋是追随厉以宁呼吁股份制的倡导者，他不遗余力地在国外倡导中国企业走股份制道路，力陈股份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适应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以股份制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相结合的新思路。
汪康懋明确表示，“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他指责郎咸平的做法显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有失偏颇的。他认为，郎咸平对我国企业家的定位——职业经理人——并将其比喻为企业“保姆”的说法是错的，“比如张瑞敏等，这一批人应被视为‘创业者’，而非‘职业经理人’。”他认为，张瑞敏等“创业者”靠实力和本事调用各种资源，做的是把“茅草房”变成“高楼大厦”的工作；而职业经理人则是企业做强后聘用的人。汪康懋建议，在产权处理上，企业完全可以采用“股权奖励”的方法，这既能达到激励企业家斗志的目的，也防止了流失情况的发生，而郎这种会伤害到企业家的做法是不对的。
后来，汪康懋还在《新民周刊》撰文《郎咸平，你不厚道》。文章说：“近期郎咸平高调把矛头对准张瑞敏、李东生等优秀民营企业家，断定他们侵吞国有资产。我作为具有郎所缺乏的10多年商界经验(其中7年任CEO)的国际学者，并做了连续3年我国1300家上市企业大样本实证研究，感到有社会责任反驳郎的观点，以正视听。我了解现在国资委管辖的160多家大型国企绝对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总裁每几年一轮换，即使企业已上市(如中石油等)，也未受领过任何股份。”
汪康懋说：“郎的攻击性语言、教父式的目中无人，凡此种种，我看不到郎咸平的学术严谨。我送给郎咸平10个字：做人要厚道，有话好好说。不要亢奋，不要走极端。最后我想说明一点，国家的一系列财经政策，如稳定汇率、海外上市、大规模发行外债、出售土地使用权、保值储蓄、住宅商品化、建立股市、A股B股分设、基本面分析、证监会银监会国资委的成立，这些都不是郎咸平提出来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的金融学者已为国家创造10万亿财富，这就是我们金融学者的学术良心和民族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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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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