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延续了两千年的"秦汉模式"到19世纪中叶却再也无力维持下去--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之下，中华文明被迫作出"第二次的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唐德刚称之为"历史三峡"。这是一个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瓶颈期"，它是社会僵化和"淤塞"造成的，冲出瓶颈的过程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历史学上叫做"转型"。在这段历史的瓶颈期里，我们原来两千年不变的"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间"动如脱兔"，几乎是十年一变，用李鸿章的话说，我中华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则不幸（抑或有幸？）生于这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更令人痛苦的是，这一次转型不是自发、渐进的，而是被迫的、骤然发生的。按照唐德刚的预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需要两百年，到2040年左右。（同上第6页、第439页、第449页。）当然，如果历史出现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及其令中华民族承载的苦难还会延长下去。穷则变，变则通，一旦变通了，我们就将再度获得一个新的稳定的制度"定型"，并开启中华民族下一个强盛周期。（同上第5-7页、第31-35页。）
唐德刚将中国秦汉以后确立下来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称为"汉族中心主义"，而将西方中世纪以后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现代性称为"欧洲中心主义"，它包括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等基本精神和"社会强于国家"的基本结构。（同上第36-40页。）"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了2000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1842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不断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 同上第40页。）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从最初的科技、军事改进，到政治改革乃至政治革命，最后到"文化革命"，每一阶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进步，更准确地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作出更多、更大的让步，期间当然也涌动过各种各样的逆流。不过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都是过渡性，而且我们在每一个过渡性阶段上的努力都必然地以悲剧性失败而结束，这也就是我国百多年来出现了那么多"失败英雄"的根源。然而，这种阶段性失败中却蕴涵有明显的进步性，从而成为推动下一阶段发展的基本动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将历史向前推动。（同上第417页。）就这个意义而言，这种历史上的"必然"又往往受到"偶然"的很大左右。例如，我们现代看"戊戌变法"，知道它是"必然"要失败的。然而同样是失败，"全部"失败与"局部"失败、维新失败于"百日"与失败于"十年"……这些都不是"必然"而是"偶然"的，但它们对下一阶段的历史变迁造成的影响却是截然不同的。（同上第293页。）于是，个别历史人物在这些关键接点上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半世纪以来，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就像是一场接力赛；各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人物，如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胡（适）周（鲁迅）等则犹如接力跑选手那样，从前一个选手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向前领跑。而"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则正是羁绊这些领跑健将的一股股逆流。
但是，制度转型--尤其是在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背负了两千年"超稳定秩序"历史包袱的古老大帝国--决非一人一代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只能是缓慢的、累积的、分阶段的"渐变"。其过程很可能是迂回曲折的，而且还需要人的智慧与天时地利"机运"的高度契合。历史早已证明了"一次革命论"的谬误，在这个排山倒海的文明转型的汹涌波涛里，少数个体英雄--如上述的康有为、孙中山等--终究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同上第200页。）近现代以来，我们最常见的思维习惯是后一代接力的选手责怪上一代没跑好，一路追溯上去，结果便是彻底否定我们自身的历史。其实，只要明白了"历史三峡"的阶段性和艰巨性，我们大可不必对历史采取如此激进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态度。（同上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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