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初年，锦衣卫职权又开始缩小，改为“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明史·刑法志》），即把矛头专门指向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民间宗教团体。
然而，在这之前，明成祖夺取帝位时，为镇压反对派，在锦衣卫中增设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为害更烈。
并且明成祖还建了与锦衣卫相同性质的东厂。东厂始于明成祖，一开始就是从收买建文帝身边的宦官、刺探消息起家的机构，其特务性质更为明显，所以正式建立后即专以宦官负责，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
在明成祖眼里，锦衣卫到底是外官，终不如内官可靠。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出过大力，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增设东厂，设立于北京东安门北。职掌与锦衣卫相同，其属官、隶役均由锦衣卫官卒中选任，再收罗一些地痞流氓做爪牙。所不同的是：皇帝指派亲信宦官做东厂的提督，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担任，称“督主”；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这样，厂权高于卫权，宦官又直接控制厂权，使宦官拥有随意逮捕、刑讯、杀戮臣民的特权，从而加速了宦官专政的进程。
那时，每月初一，东厂派出成百上千隶役到各官府及锦衣卫去听会审大狱、考掠重犯，叫“听记”；或去各官府、各城门缉访，叫“坐记”。东厂隶役听到什么秘密上报，叫“打事件”，要及时报告隶役长——裆头，再由东厂督主直转报皇帝。连民间琐事、夫妻口角也得连夜报进宫去，弄得朝野内外“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东厂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督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为加强特务统治又增设西厂，设于旧灰厂，人员比东厂多一倍，以宦官汪直为提督。汪直利用西厂“屡兴大狱”，建立五个月，“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明史·商辂传》）。特务活动范围已不限于京师，“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明史·汪直传》），民间斗鸡骂狗，也在缉拿之列。汪直专权六年，“冤死者相属”，公卿慑服。西厂特务侦缉各地，引起朝野反对，后被迫撤销。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又恢复西厂，刘瑾倒台后又被撤销。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