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从6岁开始就随任内阁中书的父亲在北京居住，只是因为父亲俸银有限，只好租赁房屋，年年搬家，年幼的龚自珍在京城的仁匠胡同、潘家河、门楼胡同和城外斜街都曾居住过。后来祖父去世，龚自珍和父亲一道回到老家杭州。再往后的日子，龚自珍随做官的父亲间歇往返于浙江与北京之间。
"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龚自珍独自一人在北京的交际活动是从27岁开始的。在丞相胡同住下后，意气风发的龚自珍主动结交了京城的众多学者官宦。那段时间里，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东阁大学士王鼎和魏源与他来往最为密切，他虽然还是人微言轻的士子，却对清廷的现实投以最关切的目光。龚自珍在丞相胡同里写下了《东南罢番身舶议》和《西域置行省议》这两篇最具远见卓识的力作。文中指出的问题在半个世纪后一一得到验证。
1826年，龚自珍开始在上斜街这所宅子里居住。那年他34岁，在回杭州探望家人后，带着妻儿重回京城继续做他的从七品小官。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那风酥雨腻的江南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但在这儿他度过了一生当中目标明确、日渐成熟的五年。他仿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的风格撰写的《御试安边绥远疏》这篇改革力作，虽然在朝野引起轰动，但文章里牵涉到太多实权派，它们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因此龚自珍本人也始终没有进入当权者的视野。
虽未入翰林，却已得到同进士出身的龚自珍终于有了科名，可以从容在京师定居，1831年，龚自珍将上斜街的这所宅院卖给了广东巨富番禺人潘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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