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一次简单的促销活动，竟引起轩然大波。卢炳松回忆说："我去总部汇报，美国人吓一跳：'怎么卖个汽水也要到政治局？'"那时，汽水从丰台五里店的生产厂往城里运，运输车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被警察拦下，不让进城。
1983年又发生一件事，使十分严峻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有一个地方的卫生部门提出，"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他们的根据是，东北一个研究所给白鼠喂了可口可乐之后，白鼠十分兴奋。
卢炳松说，当时可口可乐就是他其在华外企的晴雨表。"中国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的电话就响个不停。其他企业都向可口可乐打探消息，比如你们是不是又挨批了？什么时候搞定通知我们。我们有个什么东西，不知道要不要往上送云云。"
对此，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也深有体会。他说，在经济上仍然限制重重的80年代，只要"挂"上了可口可乐的牌子，一举一动都必然会牵涉很多政治的因素。当时中美关系一紧张，我们开展新项目就可能面临阻碍。
卢炳松说，当时可口可乐公司内部分为两派：鹰派主张打官司，到国际法庭去仲裁，这一派在公司内部一度占上风。鸽派主张用软办法，因为即便赢了官司，以后也很难在中国市场上立足。当时，美国的很多高官都是可口可乐的顾问。董事局最后决定，还是用软办法，劝说中国领导人给可口可乐放行。
可口可乐公司从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了含咖啡因的资料，拿着这些资料去说服中国政府：茶所含咖啡因是同等浓度可乐的6倍，中国为什么不禁止喝茶，却不让喝可乐呢？此外，可口可乐还邀请中国官员到各国访问，并和当地官员座谈。这个过程对于可口可乐来说相当漫长，工厂闲置，公司一筹莫展。
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粮公司，请中粮帮忙，而这也符合中粮利益。
中粮直接负责协调此事的是糖酒杂品处。先是杂品处处长陈光给《新观察》写文章反驳，但杂志拒绝发表。他又写报告到部里，部里表示爱莫能助。一位副处长刘昌玺提议，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他把想法告诉中粮主管杂品处的副总经理朱晋昌，朱说："你敢写我就敢签名。"信写好，两人共同签名。
信中说，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外汇，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应，同时工厂可获得可观利润。
刘昌玺说，当时外经贸部部长陈慕华的女儿恰好是杂品处的员工，于是他就托陈的女儿把信转交给陈慕华。
陈慕华收到信之后，利用在机场送总理赵紫阳出访的机会，口头向万里副总理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陈慕华将万里的意见批在刘昌玺的信上退回中粮。
可是，当中粮把万里的意见告诉外经贸部时，部里表示，停止内销是根据中央领导文字批示，要恢复内销，最好也有中央领导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领导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部拟稿向国务院请示。刘昌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赵紫阳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同意。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圈阅。这以后，可口可乐恢复了内销。
卢炳松是可口可乐公司做公关的第一个华裔，虽然生长在香港，但对大陆颇为熟悉。他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86年，摇滚歌手崔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一个由可口可乐赞助的世界摇滚乐比赛上，得了一等奖，回京后开个人音乐会，要找赞助商，找到可口可乐公司。起初，可口可乐非常高兴，欣然应允，但被卢炳松紧急拦下，"摇滚乐在当时很新潮，而且崔健的歌有争议，赞助崔健的摇滚乐，不是要把可口可乐引向歧途吗？"从此，可口可乐"学乖了"，只是暗暗地卖，不敢再做宣传了。
真正打破不敢声张的局面，也是在1986年。这年10月，英国女王首次访华。英国广播公司BBC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央电视台要买片子播放，找到可口可乐，希望赞助20万美元，条件是在片子播放前后放可口可乐广告。
可口可乐抓住了这个机会。"20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天价，可口可乐公司一年在中国卖汽水也赚不到20万美元。"卢炳松说，但美国人很清楚，可乐的广告一旦在中央电视台上播出，就意味着可口可乐公司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中国做生意了。
经过一次又一次艰辛努力，可口可乐终于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