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东征西讨，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军队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如何经营这个雄跨欧亚的大帝国，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仍是以“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这个国家，重武功而轻文治，以至于制度无法上轨道，改革也无法落实。90年后，这个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被明朝取代，中国历史开始新的阶段——第三帝国。
在旅游尚未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事业之前，马可·波罗就已成了超级的旅游者。他前往中国既没有作买卖营利的打算，也缺乏传教士拯救众生的虔诚。只因好奇心发动，就使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大井眼界。根据当日的标准看来，他所留下的一段不平常纪录，已经牵涉到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纵是他轻易地接受传说，本人又喜欢夸张，可是他以亲身经验道出，就自然地打动了其他人的兴致，而使他们也欣然欲住了。他经常在书中提到：“你不亲眼看到无法置信”，这样不断地挑逗读者，也使他们必须将想像力一再延伸，去欣赏远方异域的各种离奇古怪的事物。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
他书中的一代伟人乃是忽必烈，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年轻的马可进出忽必烈朝廷之际，元朝的水师正集结准备于公元1279年歼灭南宋的残余舰队。此战役结束，“大可汗’成为全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这是以前异族入主的事迹中所未有的。从此元朝创业之主和威尼斯之来客彼此以礼相待，建立了一段互相慕好的关系。马可波罗从此仕元，他承应了大可汗之各种差使，也向他提供有意义之情报。
马可·波罗称中国为Cathay；南方的中国人为“蛮子”（manzi）。北京则成了“堪巴禄克”（Cambaluc），即蒙古人所谓可汗之大都（Khanbaliq）。中国人通称杭州为“行在”，马可·波罗稍一调整则成Quinsay。
这位欧洲来访者视中国之纸币为一大奇闻。石绵则出自高山之间，可以捶碎分裂“有如树木之纤维”，然后“用作布巾”。煤则为“一种石块，燃烧时有如木材”，从山上采出，烧之生热。
从马可·波罗的纪录中，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观察忽必烈这个人。显然的，他作为一个领袖人物，既有慧眼，也相当机警。其志在战胜攻取，可是却也真心有意使他治下的人民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满足。他多少将宗教当作一种工具看待。信仰既可以利用作为他统治帝国的凝固力，以增进团结；也可以被反利用为一种颠覆破坏的号召力，足以使之解体。所以他对各宗派的容忍，视其对自己施政方略的影响而有差异。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开明专制具有好感；可是应当批评时他也从不含糊。他有一次曾说：“很多心存不轨的人，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在另一处他又提出：“所有的中国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体，因为他所派的地方政府首长多为鞑靼人，尚有更多的色目人，他们视中国人如奴隶，使他们无法容忍。”读者自此也可以看出，大可汗以遗传的权利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办法没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来控制。于是他对本土之人不能信任，也只好将权力摆在鞑靼人、色目人和基督教徒的手里。这些人附属于他皇室之中，忠于职守地对他服务，（其他的）外国人也是如此。
蒙古大帝国
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势中的优越地位，在历史中可算独一无二。其人口只有100万左右，他们的武功却使欧亚大陆几乎全在他们操纵之中，以至东西极端所幸存的地方极为有限。由于家族间的团结，又有牧人的刻苦耐劳性格，于是蒙古人有极优异的兵员。以前契丹之辽和女真之金已经将骑兵大兵团的战术充分发挥。可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更将其扩张至极致而所向披靡。他们的部队极守纪律，并以风驰电掣的速率行动，作战计划也周详完备。各骑士必要时可以倚赖他们牝马的乳汁为生，支持上好几天，甚至几星期。心理作战被广泛利用，例如让难民经行于队伍之前，散布谣言：如果被侵犯之城市胆敢抵抗，攻城之日就给以残忍的暴行和放纵的破坏。被征服的民众中若有军事和技术才能的人经常尽量地拔用。公元1258年蒙古人攻巴格达这个回教国时，有一中国将领参加，中国工兵1000人即操用攻城的炮弩投掷燃烧弹。10年之后他进攻襄阳樊城时，忽必烈召用两个波斯工兵设计能投掷150磅大石块的重炮弩。
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攻西夏时身故。他的帝国分作四部分：金帐汗国（GoldenHorde）包括俄罗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辅（Kiev）在内；波斯汗国所辖自阿富汗边疆及于伊拉克边疆；另一汗国在两者之间而向东延伸，概括今日苏联中亚地带与中国新疆，只有大可汗有权统辖以上三个汗国。他自己的领域北至蒙古沙漠地带，南达中国海之海滨。当日这不过是一个憧憬中的远景，直到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死后50年，才成为事实。
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大可汗由选举产生。忽必烈取得这地位并未经过这一程序。他在公元1260年自称大可汗，在争夺名位时和他弟弟阿里不哥（Arik-Buga，元人将此名译为阿里不哥有循儒家思想指斥其对兄长不忠顺之意）兵戎相见。获胜后，他仍须对付中亚地区蒙古领袖所组织的联盟，他们是由从兄海都（Kaidu）率领，坚称维持成吉思汗家法。迄至忽必烈在公元1294年逝世之日，两方冲突仍未停息。虽说他本人征服南宋，可是也向西北用兵阻挡了游牧民族，使中国不受其蹂躏。只是如此大可汗统领各汗国的权力也就名实俱亡了。在这方面忽必烈井不介意，他一心专注于中国，企图垄断东亚。公元1271年，他在汉臣怂恿之下，创建了元朝。上章已说及又八年，即1279年南宋的抵抗才全部摧毁，至此他才成为中国式天子。
远征日本
很多历史家一提到忽必烈，就想到他曾远征日本出师不利，因为这战役也产生了日本“神风”的传说。元朝对日用兵两次。1274年的远征（当时南宋尚未完全灭亡），朝鲜被用作跳板，联合舰队里利用了800艘大小船只，上载蒙古与朝鲜兵员25000人。在占领了沿岸几个小岛之后，他们在11月20日于九州博多湾登陆。日本军在完成防御工事之后等展援军的来临。当天战事胜负未决，是夜会风扫境；当蒙古人决心后撤时秩序大乱，据朝鲜方面的纪录所载，淹没于海中者达13000人。
公元1281年的远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后，兵力增大数倍。北方的进攻部队有蒙古和朝鲜部队40000人，船只900艘，仍循第一次路线前进；南方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有大小船只3500艘，载兵10万，由浙江舟山岛起航。规模之大，是当时历史上所仅有，这纪录直到最后才被打破。
也和第一次远征一样，沿海的岛屿，不费力地占领，部队在博多湾登陆成功。只是在两次战役之间，日本人已在海滩一带构筑了一线石墙，阻碍蒙古骑兵的行动，于是远征军少有进展。战斗自6月持续到7月，仍无决定性的突破。8月间又有台风来临，船舶覆没数百艘。海陆军将领连范文虎在内率领巨舰逃脱，淹没的军士难以计数。陆上残存部队则被日军在滩头拘捕集体斩首。今日国多湾的“元冠冢”即显示了“神风”的裁判。朝鲜方面称，损失数在参加者半数以上而略强，中国与蒙古的死亡人数无纪录。日本方面的记载指出：蒙古轻骑兵不能发生力量，而中国军则装备低劣，士气消沉。
日本人两次将忽必烈的来使斩首，又两次使其远征惨败，忽必烈极度的愤怒，于是准备第三次远征，维持其声望。各项准备在二次失败之后不久开始进行，造船的工作及于全中国沿海，北至朝鲜半岛，中经渤海湾及今日中国之东北，商船也被征用，供应物品则大量地屯集，海上水手全被召募，甚至海盗囚犯也被宥免而予以官职以便往日本戴罪图功。公元1285年由长江下游运往朝鲜之米100万石，表示大军的出动在即，可是1286年初，一道出人意表之外的语令，将所有的准备全部放弃。《元史》称“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虽说所称符合情理，可是如此声张又自承以前之错误和目下弱点，忽必烈发出这种指令时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
蒙古武功的极致
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蒙古人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陆上强国同时也成为海上强国。要维持一个大舰队又要承当其损失，使付出之代价过于庞大。因为海上冒险要强迫大量人民往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进出。当准备第三次远征时，忽必烈已感到绥靖安南和缅甸的棘手。公元1293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哇，也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远征军虽然登陆成功却在土人反攻时，受挫折死伤惨重。这样看来在忽必烈的晚年，这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陆上强国已到了它发展扩充的极限。
中国人常说蒙古人在马背上得天下，也企图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这种批评有事实的根据。可是要是说成吉思汗之子孙完全忽略经理上的问题，则与情况相左了。比如说忽必烈就花费一生不少的时间。研究如何管理他辖下跨地极为广泛的大帝国。他不仅受地缘政治的限制，也被当时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来的碎片，无法接收过来作为一个整体新秩序的零件。而他当时的间题又不容他好整以暇地创造新系统，使它有持久的功效。
忽必烈晚年逐渐与中国儒臣疏远也是事实，此间有几个原因：宋朝覆亡之后遗臣不降元，不时仍有谣传光复的情事；蒙古人阵容中也发生彼此勾心斗角的状态，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释他所下的决心是出自本意，并未受中国人的摇布。除此之外我们更要体会到蒙古之征服，确是以力伏人；而后面仍有地缘政治的问题，无法仅以军事方案解决。
蒙古的统治
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着他们的军事精神与军事组织之外，他们无法维持种族的面目。可是他们强悍的马术和日常生活的粗扩状态互为一体，一有都有。所以在元军之中，他们构成一种优秀部队，在多种战役之中，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其他非蒙古的游牧民族又为一系统，他们的部队称为“探马赤”，通常发生第二层的功用。华北经过几百年契丹及女真人统治之后，其人民带混合性格，虽说不能与蒙古军匹敌，但却较南宋人民坚强，元朝也将他们征集服役，在平服南宋时发生了效用。蒙古人称之为“汉人”的，其实包括朝鲜人和其他各色人种。最后南宋投降的军队井未解散，而依原建制收编在元军之内。元朝井且命令属于“军籍”的户口通过遗传世代都属军籍，这样一来也就俨如社会上带遗传性的等级（caste）了。
忽必烈本人没有种族主义者的征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种通过诸族之间的统治，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数过少而吃亏。可是他统治的期间未曾设法创造一种以文墨为主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过一次文官考试。在他的教育系统内，蒙古文的字母至少与汉字均等。而几无例外的，元政府里各单位的首长总是蒙古人。
元主对儒家学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辩论深感厌倦，但他坚持各级官僚务必熟悉文牍，可见得他注重技术上的细节，本人也身体力行。这样的着眼不仅只在忽必烈在任期间如此，以后的继承人也同样注重。粗率看来，和以前各朝比较，这着眼应当是一种主要的改革，同时蒙古人提出这样的改革也算得合于情理，因为他们的战胜取功全凭武力，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来，他们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讯），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中国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又在技术上有了进展：造船技术达到了最高峰，直到15世纪中叶明朝时才开始衰退；中国很多桥梁，尤以在长江之南的，在碑镌上皆提及系元代所造；元朝开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运河，其河道中途通过高峰；日本的书刊与马可·波罗同样对元军所用的抛射榴弹和纵火炸弹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力工程师，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务，今日仍有人认为他是当时世界上科学家的最先驱，而元朝创业之主，也钦定编修《农桑辑要》，以后出版多次，公元1315年的印数更达一万部。书中有很多农具图解，看来与本世纪上半期在中国使用的仍是一般无二，而这中间已有了600多年的距离。此间也值得提出：元朝时的两种农作物——棉花与高粱，此时开始输入中国，它们对亿万中国人之衣食影响深切，至今已有好几个世纪。
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去持续这种发展。他不愿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为由他看来，儒教的出头等于中国人的出头；他治下人民不仅种族的来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图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力量，足以全国通行。在他为中国之主以前，他曾央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替他召集“一百个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只是我们无法确悉他是否一度考虑让全民都信基督教。但他接受喇嘛教，则无疑的有政治动机在。除了任命八思巴为“国师”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亲同去西藏进修喇嘛教。虽说以后下落如何不见于经传，历史家却因这段记载推动了好奇心：要是这年幼的先朝旧主，虽退位仍有亡宋遗臣的爱戴，从此成了宗教领袖，回头又向异族入主之天子保佑祈福，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盘！可是我们也无法知悉这故事的下文了。
八思巴虽为国师，他和喇嘛教给中国人的影响也和儒教给蒙古人西藏人的影响相似——鲜有功效。初浅看来，因果报应的观念，又纠缠着重生转世，足以将精神上的力量兑现而成为来生再世的威权，加上巫术式仪节，应当对不识字的中国农民极具魅力。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则必须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铲除。历史证明，这套作法只有在一个原始的经济圈内有效。中国的13世纪，已不适用于此种体制。
忽必烈有意不让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浓厚，于是向各方求才。聘任于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一这些人统称“色目”。大概有“各色诸目”之意。不过整个说来他们影响并不过大。当中有好几个成为忽必烈的亲信，以后也遭杀身之祸。当左丞相阿合马（AhmedBenaketi）被一个中国军官刺死时，元主将利客处死，可是后来为息众怒，他也以剖棺戮尸的办法对付阿合马。桑哥（Sangha）以平章政事（副丞相）仓库财物，因为群臣参劾，也被处死。两人都被控有罪，然则事后真相则是他们两人都企图扩充税收，增广财政范围，所以极不孚人望。因为元政府具有国际色彩，其组织极难控制。因此这两人的部属在都城之外“贪饕邀利”，事当有之。不过根据《元史》里面的纪载，文化上的隔阂，才是他们产生悲剧的原因。即使我们今日遇到书中此类事迹，也要将原文反复阅读、才了解传统政体之中，宁失于松懈，不能求效过功。如果领导者放弃了雍容大方的宽恕态度，其下属则无所不用其极。阿合马和桑哥看来都没有掌握到此中情节的微妙之处。他们在企图提高行政效率时，可能脱离了传统忠恕的范畴，他们的对头即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错误，扩大而成为道德上的问题，谓之死有应得。
财政问题
经过很多改革的失败，元朝财政一直没有成为定型的机会。华北的税收即与华南不同，在华北租庸调成为一种体系的制度，亦就是税收以户为单位，虽说内中仍有差别，但足其可能地使各户所出相等。这是契丹与女真留下来的遗物，他们需要同等简单的税制支持他们的军事动员。可是在华南，元朝仍如宋朝按亩收税。再则忽必烈和他的父兄一样，将一部付税人户分割为“封禄”或“投下”以作为150个皇亲公主及文武功臣的私人收入。被封人派经纪去地方政府监接收纳，但不得以各人户的地产作为自己的庄园，或是将他们当作农奴看待。“投下”最大的包括十万户，小的不过数十户。他们的存在也产生了无数的纠纷。
从表面上着来，元朝课税程度较以前各朝为低，而以江南尤甚。在兴师灭宋前夕，忽必烈称凡南宋所征之苛捐杂税一律除免，只依正赋作主。事实上他无法说话算数，他出兵海外即用各种非常之征发支应，只是这些征发停止之日，扩充税收的办法又无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税收的程度低。因之忽必烈也为以前的历史家所歌颂，而实际上他既未作全面改革，也未将现有制度固定化，使他的接位人日后为难。他们既不能以正规收入应付支出，只好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
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蒙古人这一阶段是中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间的过渡阶段。元朝承接了唐宋的成长与扩充，在科技方面尚有继续之增进，可是它没有投入新的燃料使这运动不断地进步。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低层，又强调“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先提出。后者只要加入内向和不带竞争性的格调，即可以完成这历史上的大转变。而这情形也就出现于明朝。
帝国末路
中国历代创业之主乃是创制法律的人物。他们可以在各种情况尚未稳定，一切有如流水之际，独自以武力作主，指挥仲裁，以强制执行其意愿，因之在历史上作大规模的调整。这情形在蒙古入主的时期最为显著，因为蒙古人的武功有排山倒海的趋势。再则元朝一切作为被忽必烈一手垄断，他的后人只能随着他的规划，很少有所调整。虽说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这一切大致上还是地理环境所赐。马鞍上驰骋自如的骑士借着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数在小块土地上种田的农夫，却缺乏组织上的技能，使两方同时受益而前进，而彼此结合，却又无法保存这征服者文化上的本来面目。
忽必烈晚年被痛风病纠缠，他从未在南方强热的地区感到舒适。当他即皇帝位之前，每年暮春及初秋之间都去上都（今察哈尔之多伦）避暑，极少间断。以后的继位者也因循着这春去秋还的办法。然而传统帝制，经常需要天子作人身上的仲裁，皇帝久离大都（即北京，详前）不是增加互信的好办法，皇位之继承也因之发生了大问题。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皇位由孙子铁木耳（Temur）所得，在位13年。此后26年之内，出现了8个皇帝。如同传统一样，新旧交替很少不生阴谋及宫闱之变，给人看来，情形极不稳定。随着这八个皇帝之后，又有元朝的第11个皇帝，他倒在位35年，可是他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明军入大都时奔回漠北，使元朝在中国历史里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
忽必烈的继承者所做唯—一桩不因袭朝代创始者规划的大事，乃是公元1313年恢复了中国传统的科举取士。自此之后，会试举行过13次。可是其目的并不在构成中国式的文官组织。当考试时蒙古人及色国人另为一科，有不同的试牒，录取的人员也不任重要职守，只在低层组织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国不少读书人因此郁郁不得志，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刻本即是其中之一，从此元曲既包含着优雅的文句，又带着日用俗语，更添上戏台上技术名词，使中国文学另开别径，这也使中国之舞台进入一段黄金时代。
既有元朝之蒙古阶段，中国需要宏观历史愈为明显。人类中常有很多事迹，其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从短浅的眼光窥测，即使当时人物所作的判断，也可能尚有因果因素，超过他们的人身经验。或者这也是马可·波罗笔下提及忽必烈时心头带着矛盾的原因。同样的，这也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心中矛盾的由来，他在1368年推翻元朝，以后提及“胡元制主”的时候，深带着汉人民族主义的情绪，可是却又将元世祖忽必烈的牌位，供奉在列代帝王庙内，与汉唐宋创业之主并列，一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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